张爱玲是一流作家吗？

张爱玲是一流作家吗？我认为可以算是，这个回答不仅来自于她作品在她那个时代的独特性以及其鲜明的特点和风格，更来自她能够以小见深地展现其对人性蚀骨剥心般的洞见，远超其同时代作家。仅这两条就能让她跻身一流作家的行列，当之无愧。

在我看来，凡是一流作品，必具备两个具有超越性的特征：其一是作家需得通过种种文学表现技法去大范围超越文本字面意思的意义，其二是作家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思想需得超越其所在时代和其所处阶层的主流思想价值。前者在纵向上眼神了作品的深度，后者在时间的横向上拓展了作品的广度，凡一流作品需得具备这两个条件才能在时间大浪淘沙之后存留下来。

从这两个要求出发，我们来审视一下张爱玲的作品，就会发现她的作品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都符合这两个条件。首先，张爱玲的作品从行文上来说，就在文字情节之外营造了一种诡异苍凉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来自于某些进行特定动作的特定意象，又与作家对人生的理解紧密相关。这些特定的意向，比如《第一炉香》里袅袅上升的线香香线和追着一对心怀鬼胎的恋人或者孤侄跑的鬼月，比如《金锁记》里曹七巧定睛观察自己、一晃便是十年的镜子，比如《心经》里那连通着许小寒那畸形的家和外在世界的电梯等等，意向本身就带有某种孤单凄清的意味，而这种意味其实是和作家观察到的、人生的“本质”的本质产生联系，从而让张爱玲能够在螺丝里做道场、通过极细小的日常去体现勾连着大部分人的某些智识内核——关于这个“内核”，我会在后面讲到。在张的笔下，月亮、香线、电梯、幽深走廊里邻居家门玻璃上透出来的光、城市路尽头的一堵残垣断壁都不再是它们本身，而是流淌着某中怀旧情愫和象征着人之某些共性的承载物，从这个角度来说，她的作品在文本上超越了其本身。

其次，张的文字对其文本的超越性是和其思想，其远超她所处时代的思想紧密相连的，所以，为了论证这种复合性的超越性，我们先要厘清她的思想如何超越其时代的。知乎上有一个问题，问“张爱玲的天才体现在何处？”，虽然我一向不赞同这种神秘化文学、认为文学创作来自于所谓可遇不可求的灵感天才之说，但如果非要我给这个问题写一个答案的话，我认为张的天才之处在于其对人深层心理的体察与能够自如地把自己对人性的体察用适当的、自己熟悉并舒服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我相信不仅张观察到了人性种种、很多其他作家也都有隐隐的感觉，而只有张能在那个女性被压迫、封建又保守的年代能够自如地表现出她所观察到的种种。这种被称为克服心魔的勇气也好或者说其心魔的根本不存在性也罢则可以被视为一种超越其同时代、甚至与当代社会相连的思想。

这样说还是有点抽象，我们在这里举《金锁记》和《心经》两个例子说明。《金锁记》讲的是作为攀了高枝的、麻油店家的女儿曹七巧的一生。我上本科时曾经读过一遍，不是很喜欢，小说里的曹七巧实在尖酸刻薄到令人生厌，尤其是她对女儿长安的“心理虐待”让人不寒而栗，不是说虎毒不食子吗？为什么一个母亲会对女儿作出那样的事？但最近我又把《金锁记》翻出来读了一遍，发现当年我最无法接受的情节讲的其实是母亲对女儿的嫉妒——这个目前各大心理号都特别爱讲、特别爱推、特别爱让人耳目一新的选题。曹七巧之所以如此虐待她的亲生女儿长安，完全是来自一个心理受到创伤的母亲的、变态的自我疗愈：她先把女儿看成是自己的投射体，然后疯狂嫉妒女儿拥有的一切——家世、钱财、样貌、和童世舫的好姻缘、以及一双没有被裹过足的双脚——曹七巧给女儿裹脚那段，哪怕是家里的婆子说，现在早就不流行小脚了，她还是咬牙切齿地把女儿的双脚给毁了。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这就是一种母亲对女儿的畸形心理，放到现在也有许许多多人不相信，但这种心理在七八十年前就被我们的“天才”作家观察到并固定在曹七巧这个人物身上，让我们一睹那个年代就已经存在的、我们至今都不愿意直视的情感。也许观察到并不难，难就难在作家要说服自己相信、并把自己相信的情感用恰当的故事情节表现出来。

《心经》就更不用说了——父亲和女儿互相爱恋、母亲忍气吞声，家庭关系畸形，而作者能捕捉到这种奇怪的情感并在小说里正大光明地写出来，现在又有多少作家能写出来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以色列有个作家，就是前段时间去世的A. B. 耶霍舒阿写过这个题材，他在《情人》（上海译文出了汉译本）里写到父亲和女儿的朋友那啥啥被女儿撞见了，但至于是不是和女儿相互爱恋过——我大概在十几年前读过这本书，现在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耶霍舒阿还是要比张爱玲晚一些的，同时他算是在“西方”社会长大——虽然以色列地处中东，但由于其建立的根基在于欧洲犹太移民，所以其社会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西方社会——对弗洛伊德那套理论应该比张爱玲更清楚一些。我猜的。

但无论如何，能够观察到这些现象并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地把这种奇妙的心理现象写出来，写得还挺好看的，大概是张爱玲的天才所在。除却对亲子心理关系的描写，她还比较爱写男女关系。她虽然写风花雪月，但其笔下的“今晚的月色真美”却充满了人生存本能的算计，男的要满足自己的欲和望，而女的则要找个能让其长久依靠、解决其温饱的饭票。而一旦二人没有任何感情，那就算因为种种原因被捆绑在一起的两个人则还是会“出乎物理形式”的孤单，哪怕枕边有人，他们的人生还像无人分享的梦境一般孤单。故而，这种孤单就成就了一种苍凉的美学。

而这种苍凉是和人心和日常相关的，故而张的作品并没有像其他伟大的作品那般宏大的叙事。她虽然也写战争，但她写的战争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场战争而并非仅仅是日本对香港的占领，同时，那种在宏大叙事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元素在张爱玲的小说里其实并没有很重要。她的小说是日常的、琐碎的、呢喃的，甚至可以说她把男性叙事中、不入流的“下脚料”素材精准地用在对其观察到的、人类的心理活动的表现上。所以，她的小说看似是一堆姑娘媳妇婆婆姑子老太太勾心斗角、念念叨叨，但在文本之下极深的地方，隐藏着所有人类的你我他。

对于成为一流作家来说，这就足够了。

之前在知乎上回答了这个问题，感谢有那么多人点赞，文章那么长，你们耐心看下去，也没有嫌弃我的赘述。今天是张爱玲逝世20周年，我想好的作品应该能够经受得起无限的曲解与误读。

以下是原文：

痛快回答 是！

如果你说她写的题材无非饮食男女，世俗之事莺莺燕燕，难登大雅之堂，这实在低估她了。事实上，她是有意回避政治话语和宏大叙事。这是作家对创作风格的自觉追求。也正是因为她的文学追求，张氏作品相对于当时的主流文学(抗战文学一类)显得十分的“边缘”。

好比当时，左翼那帮作家都写革命写国家大事，她在1939到1947年写的散文，特别是收集在《流言》的文章，都是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张爱玲在散文中尖刻地写道：“飞机继续掷弹，可是渐渐远了。警报解除之后。大家不顾命地轧上电车，唯恐赶不上，牺牲了一张电车票。”你看，在张爱玲的文章之中，即使在铺天盖地的战争背景之下，人们还是脱离不了现实生活的拘囿，现世生存是常人超越不了的一个“俗障”。你说这作家俗？我说她是真实。

张一生追求世态人情和世俗化体验，她的眼光比一般人独到和犀利。五四运动之后，《娜拉》传入中国之后，文学界不乏热衷于描写进步女性为了爱情“出走”的故事。张爱玲也写女性的“出走”，但她写的《沉香屑 第一炉香》简直是对五四女性“娜拉”们讽刺：少女出走投奔交际花姑妈后，在物欲沉沦，堕落为娼。张形象地阐述了当时许多革命家，理论家开始渐渐重视的女性经济独立问题。就像鲁迅曾经冷静指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张还写了一篇散文叫作《走！走到楼上去！》，她在这篇文章中说，中国人从《娜拉》中学会了出走，如果出走不是一个悲剧，那就是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走去楼上”，”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他们就会下来。”所以你看，女性没有经济独立，就算出走，“饿了”还是会回来。张爱玲对人生有种非常理性和清醒的认识。

抛开文章寓意深度不谈，张的小说心理描写入木三分，语言也是上乘。事实上，张对人物心理描写和人性的细节上处理得非常好，她写《色戒》写王佳芝为革命献身失去贞洁。为了接近易先生，乔装成已婚妇女，不得不首先失身于革命同胞，令人痛心的是这种“献身”却得不到革命同伴们的情感安慰，得到的是他们“会心的微笑”--“就连现在想起来，也还像给针扎了一下，马上看到那些人可憎的眼光打量着她，带着点会心的微笑。”正是在这样难堪的情形下，易先生对王佳芝的物质给予，在她看来仿佛带有珍贵的情谊。以致在珠宝店行刺的关键当头，她心里涌现出这么一种念头：“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张爱玲对女性心理的微妙变化拿捏得很准确。

事实上，学术界早已重新评价张爱玲。夏志清开先河，评价她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评价《金锁记》是中国从古至今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个人也觉得《金》是张的艺术巅峰)。此后80年代90年代学术界张爱玲的研究大热，张学甚至和红学(研究红楼梦)一样“供养”着大批的学者教授。时至今日，张氏不再是冷门作家，该给的“待遇”都还给她了。

即便张爱玲如此聪慧如此冷静，如果去看她的自传小说《小团圆》，你会惊诧她和几乎所有恋爱中的女性一样患得患失。可是她的真挚和苦恋又让你感动。

热恋时，唯恐失去对方，她写道：他把头枕在她腿上，她抚摸着他的脸，不知道怎么悲从中来，觉得“掬水月在手”，已经在指缝间流掉了。

情变时，对方不再来访，她又写道：连下了许多天的雨。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评价她，一位天赋异禀文学家，一位杰出的作家，一个渴望爱与被爱普通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