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代的田赋这么低，农民还要出卖自己的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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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汉时期
1、秦汉时期的田赋
秦朝课取田租的计税对象和税率形式：一种意见是“舍地而税人”，另一种意见是主张秦朝的田租作为一种土地税，是据地出税的。从简化税务的现实需要出发，加上有传说已久的贡法这一历史经验，秦朝各地征收的田租实际上很可能制定了各自固定的税额（《中国赋役制度史》郑学檬主编）。
至于秦朝田赋的税率，因支出浩繁，田赋负担是很重的。据记载，征收量是三分取二。（《汉书·食货志》：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工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田租、口赋和盐铁专利二十倍于古）。
汉代实行的是轻田租而重赋于民的政策。税率经历了一个变革的过程。西汉政权建立之后，田租之制如旧，只是税率有所降低而已。汉高祖“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这是对秦“收泰半之赋”的减轻。可是这样的减轻并没有持续多久。大概是因为战乱的原因。这从《汉书·惠帝纪》中说，惠帝元年，“减田租，复十五税一。”邓展注：汉家初十五税一,俭于周十税一也。中间废之，今复之也。可见，既然说复，可见高祖时期是增加过的。在这之后，似乎终惠帝高后之世没有变过。到文帝时，依然实行十五税一的税制，但减免田税的事情屡见于史。如文帝二年，曾下令“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这次减田租之半，已经将田租降到了三十税一。又有文帝十二年诏:“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史记·孝文本纪》）。同书还说：“（十三年）六月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对于这条记载的理解，学者有所争论。有人认为，自此至景帝二年凡十三年无田租。如钱剑夫就持这种观点。还有的学者如高敏就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史记·孝景本纪》记载景帝元年“除田半租”，既未云复，可见之前是有田租的。景帝时期,是三十税一的田租率形成定制的时期。景帝元年，“除田半租”，而且不限于元年，可见三十税一的田租率始于此年。此后一直未变。旨在东汉光武帝初年，因为战争的需要，短暂的恢复过十一之税的税率，光武建武六年就恢复了。
汉代的这种轻田赋的政策具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在经济恢复时期确实让自耕农获得了一些实惠，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就具有扶植以租佃经济为特点的地主经济的作用。
汉代田租的征收办法，名义上是比例税，实际操作时却有定额化的倾向。各地税亩定额的确定当类似于孟子所说的“贡”法。取数年间的平均亩产量乘以三十分之一。由于各地的农业生产率不同，各地的田税亩额不一样。这其中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比较重要的转折发生在东汉章帝建初三年（78AD）的秦彭改革，分田上中下三等，其重大意义在于：使实际存在的田税定额化事实具有了合法性质。并使各地的田税亩额各自统一成据地力差别而定的三级差额，趋于合理。这就为后来曹操正式颁布统一的田税亩定额奠定了基础。
在两汉政府的这种轻田赋的政策下，农民的实际负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根据史料，两汉农民的负担不但较秦初为重,生产量也锐减，大概又回到了战国的水平。最著名的史料是晁错的例子。当然这可能是由于西汉初年经济还没恢复。但是到了武帝时代最鼎盛的时候，淮南王刘安依然说：“夫民之为生也，一人摭耒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取，不过亩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时有涔旱灾害之患，无以给上之征赋、车马、兵革之费。由此观之，则人之生悯矣”（《淮南子·主术训》）。这里很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不但一人所耕不过十亩，比晁错所说的减少百分之九十。何况中等天地的亩产也不过四石，比秦初每亩能收六石四斗的数额也大为减少。
东汉时期则有两条重要的资料：一是“地力胜者，草木畅茂，一亩之收，当中田五亩之分。苗田人知出谷多者地力胜，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实矣”（《论衡·效力篇》）。另一条是： “今通肥饶之率，即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一岁之间，则有数年之储，虽行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广爱幸之赐，尤未能尽也”（《后汉书·仲长统传》引《昌言·损益篇》）。
汉代对田税有灾免的规定。成帝建始元年（31bc）十二月诏曰：“郡国被灾十四以上，毋收田租。”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汉代灾免天足的量化标准的记载。到了鸿嘉四年（17BC），成帝又下诏：“被灾害十四以上，民资不满三万，毋出租赋。”这就是灾免得两个标准。后来资产的标准提升至十万。
秦汉时期对于田赋还有一套相对简单的管理制度。在中央为“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有两丞。景帝后元元年，更名大司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属官有太仓、均输、平准、督纳、籍田五令、丞；斡官，铁市两长、丞。”（《汉书•百官公卿表》）。东汉亦为“大司农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此外，“太仓令一人,六百石。主授郡国转漕谷。平准令一人，六百石。掌知物价，主练染，做采色。导官令一人，六百石。”（《续汉书·百官志三》）在地方的，则是“郡国诸仓、农监、都水六十五官长、丞皆属焉。”只有“搜粟都尉武帝军管，不常置。”（《百官表》）东汉的制度，则是“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中兴皆属郡县。又有牺牲令，六百石。丈祭祀牺牲雁鹜之属。”（《百官志三》）至于郡县以下的，则由基层的三老、有秩、啬夫兼管。他们职权既重，所管的范围又广。实际上和古代的田畯是异名同实的，不但都是最重要的田官，而且还是为广大农民所崇拜的神。
2、秦汉时期的刍稿
秦汉时期，除了收田赋之外，还要征收刍稿。《秦律》中关于刍稿的纪录：入顷刍稿，以其授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刍，自黄黍以上皆受之。入刍稿，相输度，可也。（《田律》）大约这顷入刍三石，稿两石便是刍稿的征收标准。
汉朝建立后，也继承了秦朝的刍稿制度。《汉书·肖何传》曾记载：“何为民请曰：……上林苑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兽食”，颜师古注曰：“稿，禾秆也”。可见，西汉的刍稿是征收禾秆草料等以供兽食的。1973年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了5号、6号木牍，记载了江陵县的平里与稾上里征收刍、稾税的具体数量与作法，详见《文物》1974年第7期。由于这些简牍的年代上限为孝文帝晚年，下限为孝景帝四年，因知5、6号木牍所反映的刍、稾税制度为西汉文、景二帝时期之制。根据对此5、6号木牍内容的分析、考证，得知文、景时期的刍、稾税制度较之秦朝已发生了如下六大变化：一是刍税出现了“户刍”与“田刍”的分张；二是“户刍”重于“田刍”的格局已经制度化了；三是稾税出现了“田稾”的专称，而且稾税对刍税的比例下降了；四是出现了以刍折钱和以刍折稾的纳税方式的变化；五是刍税缴纳物的质量优于稾税缴纳的质量的状况明朗化了；六是出现了缴纳刍、稾税时计量方式上的变化。而到了西汉末年，刍稿从征收禾秆草料等，逐渐变成了以钱币折纳。《东观汉记》就有光武初年收“刍稿钱若干万”的记载。
3、 秦汉时期的人口税
秦朝的人口税称为口赋。又称户赋，也叫做头会箕敛。征收的办法不是很清楚，从头会箕敛的字面意思理解，应该是收口赋时是吏到其家，以户为单位进行的，收钱。税额未知。应不少于汉代的算赋，即120钱每人。
汉代的人头税记载就比较清楚了。建国之初因人口流动混乱，到高祖四年才恢复，史曰：“四年八月，初为算赋”就是说的这件事。由于起税的年龄不同，或因用途各异，汉代的赋名不少，税额有加重的趋势。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 算赋：
上引“初为算赋”条注引如淳曰：“《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置库兵车马。”有时还别有利用，如：惠帝六年：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这是写入《汉律》的规定。但在早期的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据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算赋之征收，首先要按以里为单位的人口数“定算”；定算之后，就按月多次征收，每次只征收一算的一部分，或为八钱、九钱，或为十钱、廿六钱、卅五钱和卅六钱，直到征够一算的定额为止。只是这中间的发展过程尚不清楚。
临时性的减赋：文帝时“民赋四十，三年而一事。”宣帝甘露二年：减民算三十。成帝建始二年：减天下赋钱，算四十。
也有增赋：武帝时财用不足， 不仅恢复了百二十钱的旧制，还增加许多名目。
2) 口赋：
《汉仪注》：“民年七岁至十四岁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武帝加钱，以补车骑马。”
皇室的财政收入。起征年龄在武帝时候有过降低。《汉书•贡禹传》：“武帝征伐四夷，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元帝时恢复旧制。东汉末年曾降至过一岁。
3) 更赋
更赋是由更役的代役钱演变而来的一项正税，也是一种人头税。是由过更演变而成的正税，其税额为300钱/年。而所谓的“践更”是存在于役者与代役者之间的一种交易。雇人代每年一月的更役，价格是两千钱。其实对于所谓的“更三品”的理解，尤其是关于更税的税额，史家历来是有争论的。上面所说的是郑学檬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中的理解，持这种观点的还有高敏。他在《秦汉赋税制度考释》一文中提出：卒更是更卒每年亲身服一个月的徭役，践更是更卒用两千钱直接雇人代服一月之役，过更是每人每年出钱三百给官府。以此言之，则所谓更赋，仅仅是指第三种服役方式而言。因为这三百钱是交给国家的，而两千钱是雇者与被雇者之间的一种交易，当然不能算作赋税。紧接着，他还举出卜式的例子作为证明：《卜式传》中记载：武帝曾“赐式外繇四百人”。外繇，据苏林的解释，就是戍边的意思。武帝以外繇四百人次给卜式，并不是说卜式家里有四百人要服徭役，关键在于，外繇是不需要人人都去的，而只需要每人交三百钱就可以。所以，武帝的赏赐实际上就是把这四百人所要交的外繇钱上给卜式。
除了上述的一种观点之外，还有另外的两种观点：一种是更税是农民不愿服役缴纳的免役钱，税额不是两千也不是三百，具体数额未知。如钱剑夫在《秦汉赋役制度考略》一文中提出的：践更为正在服行更卒徭役，过更为已经服过更卒徭役。而所谓的更赋，是指农民不愿去赋役而纳的代役钱。至于税额，本书作者认为既不是两千，也不是三百，而是要沉重的多。但具体数额作者认为未知。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更卒的出钱免役，称为过更。正卒的出钱免役，当即更赋。至于更赋的赋额，也应当是像过更一样，是随缓急贵贱按平均缴纳的。具体的剥削额争论颇多，但更赋的剥削额一定是很大的这一点应该可以确定。（《汉代的田租、口赋和徭役》韩连琪著）
4、秦汉时期的工商税及杂税
先说秦汉时期的关税。汉代关税具体的税率和征收办法尚不清楚，可以知道的是：第一、汉代的关税基本上是征收实物的，带什么出关就征收什么。第二、汉代关税的税率不尽相同，而且每过一关就要征税一次。类似于后世的厘金。第三、关置关督尉，后来改置都尉或属国都尉，以主关政。下摘录一段《九章算术•均输篇》中的文献，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一二两点。“①今有人持金二斤出关，关税之，十分而取一。今关取金二斤，偿钱五千；问：金一斤，值钱几何？②今有人持米出三关，外关三而取一，中关五而取一，内关七而取一，余米五斗。问：本持米几何？”
然后是两汉的工税。西汉的工税，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的材料。但是“工官”这个名称却屡见于史。如《汉书•周亚夫传》讲：居无何，亚夫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与钱。到东汉时既见工官也见工税了。《续汉书•百官志五》里讲：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只是工税的税额到底是多少，征收形式是怎样的，目前还没有相关资料。
第三点讲秦汉的市租。秦朝的市租已经颇具规模。自“献公立七年初行为市”开始，秦征收市税。秦朝的市税的征收办法，书面文献记录极少，无法确知。但从已有的法律条文，如《关市律》来看，秦代的市租征课，必然有明确而详尽的法律规定。西汉商业较秦更为发达，它的市制也具有更大的规模。因此，自高祖六年“立大市”以来，长安和全国各地的市就大为发展。市租的征课，尤以城市收入为大宗。汉代市租的基层行政掌管于市令和市长。大抵此职因皆征管现钱，必须殷实户来担任，所以王莽时多用富人。市令市长以下，则有市掾、啬夫，都是直接征收市租的小吏。所以东汉的制度，洛阳市长的部署既有啬夫十一人。凡在市中设店营业，初应缴纳市租外，其先必有市籍。也就是类似于近代的“营业执照”之类的东西。如史载：“宣帝时，何武兄弟五人，皆为郡吏。郡县敬惮之。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
第四点讲秦汉的专卖收入。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即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泽之利。统一中国后，盐铁征税大为加重（二十倍于古）。西汉自汉武帝之后实行盐铁官营，官制官销。东汉只在章帝元和年间，因财政困难，实行盐铁专卖。和帝继位后即行废止，改行征税。至于酒的专卖，东汉因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官府明令禁止卖酒，也不征税。
最后讲一下秦汉时期的财产税。对商人征收的财产税叫做缗钱。起征于武帝时期。缗算的征收标的，如史料所言，“贮积诸物”“积货”等等，足证其征收对象完全是属于货物，也可以说是全部货物的价值。税率为每值两千钱的货物征钱二十钱，税率为1%。这是基本税率，行业不同还有差别。凡手工业者税率为0.5%，而轺车、商贾为2%,其余都是1%。从这种税率的差别可以看出，汉代的各种赋税的征收都和他的经济政策相适应的。缗算自行陈报，因而还有一项规定，即隐匿不报或陈报不实的，要罚戍边一年，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并且鼓励告密。结果就是“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武帝大发横财。也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缗钱不是对商人的全部财产征税，而只是对商人的“储钱”征税。另外还对商人的货物征收占税（高敏）。
5、秦汉的徭役
秦朝的徭役分为徭、戍两类。所谓月为更卒，指秦朝男女每年要完成一个月的徭役。所谓正卒之役，是以一年为服役期限的，这在秦律之中多称为戍，且常与“X岁”并提。秦制，爵在“不更”以上的，可以免徭役。秦朝的力役很重。调发大批的劳动力去从事造宫室、建陵墓、修驰道等等工作。如修骊山陵，历时数十年，动用劳动力七十余万。除此之外，为官府运送粮草，也是一项繁重的徭役。据估计，秦王朝可统计的人口约有两千万，每年征发的徭役，粗略估算也有三百万人以上。
汉代的徭役分为更卒、正卒和戍卒。先说更卒徭役。汉代人民从二十岁起即应登记载入征发徭役的名册，自行申报，然后开始服行更卒徭役。这种徭役每年的服役时间为一个月，服役地点在本郡县。《论衡•谢短篇》中讲：“一业使民，居更一月，何据？”正是指的这一制度。另一方面，更卒徭役的服役期一共为三年，从二十岁到二十二岁。然后转入正卒徭役。
两汉对于更卒有相应的管理制度。东汉的制度是“尉曹，主卒徒转运事。”(《续汉书•百官志一》)那么，更卒行政在中央就应该总于太尉，而以太尉府的尉曹为主管。所以“凡卒践更，辄从《尉律》”就是这个道理。据此推测，西汉的制度应该也是这样。至于地方也就是郡国，也有尉曹，主管更卒徭役或一切徭役；县道也是如此。如《续汉书•百官志五》记载：郡国“皆置诸曹掾史。诸曹略如公府曹，无东西曹。”县道则“诸曹略如郡员。”这些人“知民善恶，为役先后。”不过，更卒在服役期间还有另一套主管。汉朝二十等爵中，有左更，中更，右更三种爵位。师古注曰：“更，言主领更卒，部其役使也。”可见这是指在具体服役的过程中的一套管理制度。
再说正卒。所谓正卒是相对于更卒和戍卒来说的。服役的地点在内郡和京师，服役的时间和项目都较为固定。内容大致为：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以为卫士，一岁以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水家为楼船，亦习战射、行船。（孙星衍校集本《汉官仪》卷上）。下面再具体讲一下所谓的材官骑士等等。先说材官。材官即为弓弩手，指勇健有力，能以脚踏强弩或手拉强弓而开张之的士卒，所以也叫“材官蹶张”。再说骑士。顾名思义，也就是骑兵。早见于春秋，到秦朝已是正卒，汉承秦制，所以汉朝的文献里常有“故秦骑士”的说法。亦列入正卒徭役，又称作轻车或车骑。最后说楼船。也是出现于春秋，最早兴盛于吴越地区，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水军。
最后说说卫士。所谓的卫士，也就是材官、骑士等服役满一年后，再行征调赴京师，服役与宫廷和其他中央各个官府的正卒。汉史中常说的“给中都官”，就是说的这种服役于京师各个官署的徭役。卫士的职责主要是保卫王宫，所以必须持戟立于宫门和殿前的两阶。秦朝设卫尉管理卫士，汉循而未改。职责重要并且非常的复杂。仅从官职上来看，就有卫尉、南宫卫士令、北宫卫士令，左右督候等等，不一而足。卫尉和太常、光禄勋三卿都隶属于中央统管军事的最高长官太尉。所以，但反调赴京师的卫士，都是军事编制，这与材官骑士等是不同的。除了保卫皇宫以外，卫士还有其他的一些任务。如屯守园陵寝庙，守护皇太子和太上皇，服役于诸侯王国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