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舶來畫家第一”,這句讚語乃是出自日本著名畫家圓山應舉。因爲沈銓是中國人,他前往日本傳授自己的繪畫方式,故對日本人而言,他是“舶來畫家”。

沈銓前往日本傳授畫理,乃是受到德川吉宗將軍的邀請。清雍正、乾隆時期,正是日本江戶時代的德川幕府時代,德川吉宗乃是當時日本的實際最高統治者。德川吉宗受到父親的影響,從小就喜愛美術,後來掌權時,仍然喜愛蒐集名畫,又尤其喜愛中國畫,爲此他有過一個奇特的舉措,張希廣在其所撰《清代畫家沈銓的日本之行》一文中寫道:“根據日本史料記載,德川將軍傾心於中國繪畫作品,曾派人同來日經商的中國船主協商購買中國著名畫家作品事宜,但未能如願。繼而再次派人聯絡並開列一份定單:購買明代以前十數位名畫家的原大摹本一百件;上述同樣作者的真跡各五至六件,最少是各一件;包括山水、人物、花鳥題材在內可以亂真的摹本若干,其中彩色的要佔多數。事實上憑藉一個商船主來完成如此繁重的任務又談何容易,加之流傳於民間珍貴的名畫皆屬傳家之寶,向來祕不示人,更不可能借與外人摹寫。結果船主雙手空空又讓德川將軍的熱望落了空。然而,德川將軍毫不氣餒,轉而向清代知名畫家發出赴日傳授畫技的邀請。故而沈銓赴日的入境‘簽證’手續受到了日本政府格外關照。”

沈銓《柏鹿圖》蘇州市博物館藏

德川吉宗何以能夠注意到沈銓呢?黃行健在《贈沈南蘋並序》中有如下說法:“予友南蘋先生,精繪事,偶作《百馬圖》,賈客攜至日本,時日王喜寫生,設館招致畫士,有慶山者稱鑑別巨擘,客以《百馬》進,王大悅,使以厚幣聘,先生遂航海往。時雍正己酉也。及至授餐供帳,備極優渥。先生每一揮灑,館中人相顧以爲弗如。留三載歸。王及士大夫饋贐值鉅萬。適友人負官帑,憔悴幾死,先生傾囊以贈。吳門李處士果作海外遊記。”

黃行健跟沈銓是不錯的朋友,而南蘋則是沈銓的號。黃行健說,沈銓畫了幅《百馬圖》,有商人把此畫帶到了日本,日本大王看到後十分喜愛,於是出重金聘請沈銓前往日本。黃行健明確地說,這是雍正七年的事情。沈銓到達日本後,受到了很高的禮遇,很多人來看他作畫,都自愧不如。沈銓在日本停留三年後回國時,日本的達官貴人們紛紛贈錢送禮給沈銓,而沈銓卻把所得盡數拿出,以幫助困難朋友。

沈銓前往日本的時間,除了黃行健所說的雍正七年,另外還有雍正三年說,李浴在《中國美術史綱》中就持這樣的說法:“雍正三年,日本天皇看到沈銓的《百馬圖》後極爲器重,即聘請他去日本授畫三年。”除此之外,還有周積寅、近藤秀實合著的《沈銓研究》一書認爲的雍正九年說,該書綜合了《長崎實錄大成》和《唐船進港回棹錄》中的記載,認爲:“說沈銓於享保十六年(雍正九年,1731)十二月三日乘坐第三十七號南京船進港,同十八年(雍正十一年,1733)九月十八日乘坐第三十七號南京船回棹。沈銓在日本度過了三個年頭,所謂‘三載’,而實際逗留一年十個月。”

沈銓《荷花鴛鴦圖》

照理來說,黃行健是沈銓的朋友,兩人又是共同前往日本,應該黃的所言更爲準確。然而,日本文獻的記載,乃是根據每一條往返船隻的時間而得出結論。沈銓在雍正九年乘坐第三十七號南京船來到長崎,在雍正十一年又乘同一條船返程,這樣的記載也十分精確,但何以會出現雍正七年和雍正九年的分歧呢?這件事至今專家們也沒能達成統一意見。但目前各種談到沈銓之文,大多本持的是雍正九年說。

沈銓前往日本時帶去了十幾位弟子,他們在那裏一起傳播中國畫的技法。在此之前,日本主要流行大寫意的人文畫,這種畫在日本經過長期地遞傳,已經變得頗爲僵硬,故沈銓的到來給日本沉悶的畫壇增添了亮麗的色彩。日本南畫大家田能村竹田在《山中人繞舌》卷下中稱:

時史花卉、翎毛,多從沒骨法。蓋沈南蘋之後始盛。南蘋,名銓、字衡齋,吳興人,享保中,應徵到長崎鎮,進畫數幅,賞齎甚夥。銓畫,勾染工整,賦色濃豔,時昇平日久,人漸厭雪舟、狩野二派,故一時悉稱南蘋,翕然爭趨矣。銓傳法崎人熊斐,斐傳諸江戶人宋紫石,紫石子紫山世其業矣。

沈銓的到來,使得日本繪畫界開始流行寫實之風,他在此培養了一批弟子,其中最有名的是熊斐,經過熊斐的傳播,終於使得沈銓的畫風在日本大爲流行,人們把他的繪畫風格及遵行這種風格的畫作稱爲“南蘋畫派”。這個畫派以沈銓的號來命名,足見他影響之大。“南蘋畫派”又被稱爲“花鳥寫生畫派”,由名稱即可見該畫派所擅長的題材。熊斐之後,南蘋畫派分爲四個大的支派,每個支派又都誕生出了多位重要畫家。周積寅、近藤秀實合撰的《沈銓研究》一書中,列有日本南蘋畫派一覽表,我將此表摘錄如下:



由此表可知,熊斐是在日本傳播沈銓畫理最爲關鍵的人物,看來沈銓曾傾心教授這位弟子。日人中村竹洞在《竹洞畫論》中有一段關於二人的論述:“這一時期,沈銓來到我國,熊斐之輩遊離其畫法,繼其影響而有寒葉齋,由此世界畫風爲之大變。”

沈銓的畫作在日本極爲暢銷,需求量極高,然而以沈銓的細膩畫法,顯然不能大批量生產,於是就有人仿照其畫法,繪製假畫在市面上出售。《文晁畫談》中稱:“或人,佚其名,住在京師。常畫馬,仿子昂畫跡而從不題其名。擅長出售仿子昂的繪畫作品,換取現金來維持生計。此外,或人還住過崎陽,天天摹仿南蘋的花鳥畫出售。因此,他遺留在世的這兩家的作品非常多,而且所仿作品的題款字跡也很逼真,必須加以仔細的鑑別方能區分開來。”

摹仿沈銓畫作的這個人,同時也摹仿趙孟頫的畫,由此可從側面看出,當時社會上對於沈銓畫作的認可度,可與趙孟頫齊名。沈銓的繪畫作品爲何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呢?《沈銓研究》一書給出瞭如下的結論:“沈銓的畫之所以能爲十八世紀的日本畫界迅速接受,是因爲當時居於日本畫壇霸主地位的狩野畫派很不景氣,其技術和手法上的墨守成規、毫無創見,至使畫風格調日趨蒼白刻板,藝術生命衰落,已引起日本社會的厭倦。於是興起了一股學習漢文化的新熱潮,文人、武士無不對中國文化憧仰倍至。沈銓那細密精緻、色彩豔麗的寫實主義畫風,自然巧妙的構圖,充滿生機的畫面,正是在這個時期給他們以全新的感受。”

沈銓《松鶴圖軸》四川省博物館藏


沈銓的畫在日本雖然如此暢銷,然而當時的日本繪畫界卻對沈銓的畫品評價不高。中山高陽在《畫譚雞肋》中說:“花鳥畫自古名手相傳。五代末,徐熙、黃筌二人分爲二派,如山水有王、李二派。……古人評徐黃二人畫雲:黃筌易寫,徐熙難寫。其故,徐爲南唐處士,學文博、人物高,與俗士胸中大異,故其畫非筆材而難寫。黃爲孟蜀畫史,無文學,僅記朝廷富貴之事,風流之趣亦寡,畫格又卑,能愜世人所好,故自有易寫之處。近時沈南蘋花鳥畫大行,彼畫甚工,然畫法俗而格卑,亦易寫畫風,是故好者甚多。古人論畫,俗爲第一戒。” 

中山高陽在此舉出了五代時期的兩位畫家:徐熙和黃筌,而後引用古人的觀點,認爲徐熙高於黃筌,理由是徐熙乃學問淵博之人,而黃筌僅是位宮廷畫匠,接下來中山高陽談到了沈銓的畫作雖然精整,但畫格卻低俗,其言外之意沈銓乃是黃筌一路的畫匠。

雨中的新市鎮


就畫風而言,沈銓接近黃筌,中山高陽說的不錯。沈銓的朋友李果在沈銓《橅北宋人小景》畫冊上題了一首詩,該詩的前幾句爲:

南蘋沈子家蘋洲,自少作畫空其儔。
直追唐宋歸冥搜,飛者欲動走者遒。
車馬雜沓人爭求,黃筌父子詎足侔。

在此打聽老街


李果誇讚沈銓的繪畫水平很高,能夠跟黃筌父子相彷彿。在這裏,李果當然是誇讚之語,因爲黃筌父子的繪畫在五代時期有着很高的水準。當年黃筌在蜀主孟昶的宮中給皇帝畫畫,在皇宮內看到了很多的珍禽異獸,而後他觀察這些動物的形態,留下了一些寫生作品,其中有幅《寫生珍禽圖》,至今仍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而黃筌的三兒子黃居寀也是著名的畫家,《宣和畫譜》卷十六中稱:“筌、居寀畫法,自祖宗以來,圖畫院爲一時之標準,較藝者視黃氏體制爲優劣去取。自崔白、崔愨、吳元瑜既出,其格遂大變。”

可惜不是雨巷


可見在當時,黃氏父子的繪畫技法已經成爲了宮廷畫苑的範本。既然有着如此高的成就,那爲什麼沈銓的畫與之相彷彿,卻成爲了一種俗鄙呢?其實,日本當時對沈銓的評價,也是受到了那時中國繪畫評論界的影響。那個時代文人畫大爲盛行,文人畫又被稱爲南畫,與之相對應的則是北宗,而沈銓的繪畫就屬於北宗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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