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被診斷只剩不到6個月的生命，卻因為醫生「這樣說」而逆轉了

文：黃武雄（台大教授，自1970年代就開始推動台灣教育改革。1980年代和1990年代投身社會運動，持續書寫教育思想著作不懈，並於1994年發起四一〇教育改造運動；1997年倡議普設社區大學，是台灣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2016/03/22作者自述：

很多人對我1994年肝癌末期又轉移肺癌竟不藥而癒，頗為好奇，甚至存疑。

我一直沒有寫下任何文字，說明其經過，也未肯接受媒體訪問，因為我只是一介病人，我怕自己所說的會有誤導。尤其我對知識與科學精神知之甚深，嚴守「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規範。

每天影響我身體運作的因素，何止千百，我如何能過濾出關鍵的因素？這是個案的經驗無法施用於通案的原因，也是科學的起點。正是這樣的體認，使人類文明跨出了歷史性的一大步，使人對知識謙卑，對事知道不能流於專斷與虛妄。這篇文章收録於台大醫師「陳定信退休文集」。所述倒是我真確的經歷，沒有誇大虛妄的揣測。

近日讀藍麗娟寫陳定信教授的傳記《堅定信念》一書，對定信兄一生的努力與成就，十分感佩。

定信兄與我同年，在台大是老同事，雖然他研究的是醫學，我做的則是數學，但我們經歷同一個時代，讀他的傳記讓我重新走過一遍消逝的日子，重新檢視自己的往昔，並調整了一些累積多年的看法。

他的傳記、他真實的一生承載無數值得深談的啟示。寫這短文因限於篇幅，只能就他與我三十多年的醫病關係，取出一小切片談一、兩個觀點。

1976年我罹患B型肝炎，便曾求診於他。到1994年10月，因自己長期疏忽，身上的肝炎已轉成十公分大的肝癌，並擴散至肺部十多個腫瘤。

癌症病發當初是在台中榮總（施明純醫師看診）及一家診所檢查的，兩處醫生皆認為我的生命期只剩三到六個月。隨後回台大，定信兄亦作此診斷，並告訴我癌細胞的原發處在右肝，經由血液傳至兩肺。

11月我赴加州大學舊金山附屬醫院（UCSF）檢查，得同樣結論。這期間我經常與定信兄聯繫，深刻感受到他的坦直與用心通。

當時UCSF有一個研究團隊正在實驗LIP-DOX的化療法：以小脂肪球包裹的化療藥劑（Doxorubicin）注射血管進入血液。

它的的原理是：癌細胞的增生沒有良好的控管，其附近血管壁的漏孔有大有小，大的漏孔遠大於正常細胞附近的血管漏孔。小脂肪球的半徑便設計在兩者之間，於是絕大部分的化療藥劑便沿血管順利運送到癌細胞，不致一路流出，去破壞正常細胞，因而大幅提高化療的效率。

這個看來十分聰明的微脂體療法，已通過動物實驗，正在進行毒性實驗。我雖是外國病人沒有健保，但UCSF的研究團隊願意免費接納我加入測試。我不待猶豫，立即越洋傳真詢問定信兄。

由於我深知病人個體的特殊立場，與醫生專業而嚴謹的普遍立場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寫信時我這樣問定信兄：「你很了解我的病情，也擁有最尖端的醫學判斷，如果你是我，而非我的醫生，你會怎麼辦？」

不到半天，我得到他真摯感人的答覆：「我會回來與小孩及自己所愛的人一起度過最後的這段時光。」於是我不假思索，收拾行李，於12月中回到台灣。

這樣我作出了正確的決定。那個微脂體實驗後來也沒有成功。

＊

十多年後我曾寫信給定信兄，感謝他總是在我最需要的時刻，「適時的伸出援手」。

事實上從我十月發病之初，他就給予我最大的協助，並把我的病情以及接下來可能出現的症狀懇切而詳細的向我說明，讓我知道自己的處境，快速的整理自己的思緒。

當時定信兄主持下的台大肝炎研究團隊正在進行一種cocktail化療的實驗，由鄭安理教授主持。

摯友林山田、陳師孟、張則周、賀德芬與楊明倫來家裡探病，告我此事。林山田尤其叮囑我要再做最後嘗試。我以此問定信兄，他的答覆是：「你加入這實驗，對醫學研究或有貢獻，但對你的身體沒有幫助。」

由於他的誠懇與坦直，我的心思很快就沈澱下來。我不知這付安定的心情，是否像有些過分強調心理因素的人所說，對於往後奇蹟似的存活下來有若干幫助，但我確定它帶給我平靜與自由。

我不用掙扎於幾種其實都近乎無望的選擇之間，也不必像很多病人那樣承受一次次的身心折磨。我迅速接受自己既定的命運，處理好身邊的事，開始用「多活一天就開心一天」的心情面對死亡，忽然我的心自由了。

這二、三十年定信兄與我的醫病關係中，最關鍵的是信任。

我清楚感受到他的誠懇認真，感受到他站在病人的立場為病人著想（不只對我這個特殊病人），當然我也完全信任他的專業判斷。在《堅定信念》一書中，他談到信任在醫病關係中的重要，包括許多醫療糾紛都來自醫生沒有取得病人的信任。

事實上有些醫生在從業之初並不曾意識到自己工作的莊嚴與神聖。病人把自己的身體交給醫生，自始便對醫生充滿崇敬與期待。病人脆弱的心理很容易感受到醫生對他（她）的「好」。

以我個人及親友們在台灣各醫院或診所就醫的經驗來說，很多時候醫生的耐性非常有限，沈默安靜與愛發問的兩種病人，都有過被醫生冷落，甚或訓斥的經驗。

我當然了解在台灣這種亟待改進的醫療制度之下，醫生的工作負擔無比沈重，能分攤給每位病人的時間也少得可憐，但建立病人的信任感，無論如何還是醫療行為最關鍵的一件事。

以我看來，病人的信任感主要來自醫生本身散發出來的人格特質。是醫生的誠懇認真、關心病人又實事求是的態度，讓病人從心底對醫生有了信任。

當然，強調信任感，並不意謂病人要絕對遵從醫生的診斷去做，必要時病人還是要去尋求第二種意見（second opinion）。

醫生不是神，誤診是難免的，尤其大醫院的醫生工作的緊繃與負荷，經常到達自己身心的極限。病人應該體諒。若有疑義或遇到生死關鍵，主動尋求第二個醫生的意見，譲自己的生命，多一層保護是必要的。

過去在小鎮，醫生只靠診查就必須斷定病情。有些誤診是無奈的，但病人信任醫生，醫生竭力解除病人的痛苦，大家都相安無事，並和善對待。好的醫生也終生得到鎭民的敬重。這些醫生不只自信、擁有尊嚴，而且迅速累積診查斷病的經驗。今日醫病關係變得複雜，尤其在大都會大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