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什么时候认识小红莓乐队（ The Cranberries）的？

前晚半夜，迷離中老友彈我微信，the Cranberries的主唱Dolores O’Riordan死了，讓我從迷離去到了恍惚。我也像我老友那樣把這個惡耗轉給了我認識的鐵粉朋友，正巧他還沒睡，我們像是在通過對話框與自己的偶像告別，悼詞充斥著粗口，震驚、惋惜、難過，還有無奈。在無法接受Dolores離去的同時，也好像在跟別的甚麼說再見。

記得在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姐姐家的電視常開著，一個鳳凰衛視，一個鳳凰衛視電影台。有一晚，播的是王家衛的《重慶森林》，看著電影裡的女主在別人家自言自語，吃泡麵，換床單，耍著飛機模型逗金魚。這時的背景樂是一段女聲在“啦啦啦”，當時也沒甚麼原因，祇是這些調調都吸引了我，二話不說跑去房間開電腦搜這首歌，原來這是女主演員自己翻唱的歌《夢中人》，下面還有一段介紹，“翻唱自愛爾蘭樂隊卡百利的《Dreams》”。那晚，隨著一聲“哈囉酷狗”，就愛上了卡百利。

因為卡百利，了解到了U2、Enya這些同樣來自愛爾蘭的音樂，莫名地喜歡他們的唱腔和口音，那種遺世獨立的歌曲格局氣質實在太動聽。當在千千靜聽上聽到《Orinoco Flow》的時候，特別是那段“Sail away～Sail away～Sail away～”，就像是翻到了童年摯愛的玩具一樣，這不是小小的時候電視點歌台一旦有人點我就會豎起耳朵聽的歌嗎？無論有多少人重複點生日快樂歌，也總會輪到有人點這首歌，原來也是愛爾蘭歌手唱的！那種心情到底是小雀躍還是大狂喜說不出來，但開始意識到當時年少的自己也有屬於自己不長的過往和回憶，在不那麼幸福的童年有一些能讓自己不那麼焦慮的音樂，悅耳也悅心。

說回卡百利，初中的時候，一位朋友（就是那位半夜彈我微信的老友）跟我走在樓道裡，哼起了《Zombie》，我倆邊玩笑邊揣摩Dolores的尾音怎麼扯才到位，不停地唱“硬又黑”“髒b”，一旦有那麼點模樣了就自嗨滿意；高中的時候，一天下午校園廣播台響起了《When You’re Gone》，應該是反響不錯，接連好幾個星期每天下午都會聽到“嘿～嘿～嘿～”迴盪在操場上課室裡，一見有人跟著唱，就覺得自己喜歡的樂隊的歌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聽到，不由自主得感到自豪滿足；大學的時候，一次傍晚校園廣播台有位校友說自己失戀了，想點一首《Dying in the Sun》給自己，前奏一響起，落日、人工湖、零零散散的同學，整個氛圍都不一樣了，像是大家都沈浸在自我慰藉無形中與那位校友療傷共勉。

他們的歌從電腦播放聽，到下載進MP3聽；從街邊小書店買卡帶聽，到街頭買進口打孔碟放入WalkMan聽。陪伴度過了中學大學的我，那個最有情緒最有態度最青春的我。就像從開始祇是聽個旋律聽個節奏，到一句句看翻譯看解釋看歌曲的創作背景。從愛不釋耳的情緒，再到不可或缺的情感，影響著我人格的塑造。其實說來也不複雜，就像他們的歌一樣，Dolores的嗓音時而空靈飄渺，時而鏗鏘有力；會把幸福唱得艱辛，也會把無奈唱出希翼。種種這些，我們的心路歷程誰又不是大抵相似呢？

畢業不久，一天晚上刷微博瞥到一位老師發道“今晚八點香港國際會展中心小红莓演唱會門票兩張，有興趣的速與我聯繫”。當時已經顧不上自己怎麼才知道他們開演唱會的懊惱，拉上身邊的那個人一路飛奔去香港，的士火車渡輪，跑進場館的時候已經開唱了，場外聽見開場曲是《Dreams》！兩個人踏著鼓點衝了進去無縫銜接跟著全場嗨，那樣的氣喘吁吁像是一場野外的性愛，你所有悸動的聲響都祇屬於你和對方的心跳和呼吸，外界的喧鬧嘈雜都是由你而佈置調節的。就這樣，和當時我最愛的人，看了我最愛的樂隊的live，一下完成了我“有生之年系列”清單裡的一件大事。那種實現是忽如其來的，它準點，你踩點，你的晚點卻令這一切更加妙不可言。當然，所有的慾望清單也許都有個賞味期限，那樣的天時地利人和，人生也難再有。高潮常有，能激起你記起的也沒有幾回。

像接觸所有的人事物一樣，從有感覺感觸，到會感動感謝，再到能感激感恩。一位朋友對我說不要太傷心了，Dolores走了，他們的歌還會在以後的日子溫暖你。是啊，祇是沒想到這長篇大論的感激感恩來得這麼早，妳一直都在，是的。

1998-1999，上初中，自己卖报纸赚了40块钱，买了两张叫《奥斯卡金曲》的VCD，里面有Zombie，立马就爱上了。上高中之后开始从软饼干、林肯公园、Bon Jovi磁带入摇滚坑，2003年上大学买了CD机之后大量淘打口和原盘，收了200张左右被称为碟仙，买的碟里面最喜欢的女声以及封面最酷就是小红莓。后来当了学校音乐网站望江音乐的管理员，开始在网站上和私人交往中推荐小红莓，一般从Dying in the Sun开始。 今天有同学给我留言说当年听小红莓，就是我发给他们的Dying in the S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