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年內,我和《BO報橘》團隊第二次專訪交通部長林佳龍。

上一次,他剛接掌交通部不到一年,受訪時他坦然的說「自己不是交通幫,沒有包袱。」沒有包袱的他,只用一年的時間就搞定前任花了三年搞不定的 Uber 納管案,原本已經準備撤出台灣市場的 Uber 如今正在申請落地台灣,正式接受交通部管理,而計程車業者因為公平競爭原則也不再隨意上街抗議拼個你死我活。

Uber案才剛解決,林佳龍又遇上更棘手的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那是一月下旬,蔡英文剛以817萬票壓倒性贏得2020總統大選,民進黨內閣都還沒從勝選的喜悅中回過神來,武漢不明病毒開始人傳人快速擴散的情資,已經讓蘇貞昌的行政院團隊緊繃神經。

SARS時期擔任行政院發言人的林佳龍,熟悉中國隱匿疫情的習慣和可能的嚴重後果,比任何部門更早啟動,在國際機場國門超前部署,他說,「對中國我們要料敵從寬,防疫超前部署,第一步就是決戰邊境、守護國門。」

防疫最講求第一時間反應,要做到壓平曲線,守護境內醫護能量整備,國門防疫超前部署,首當其衝的產業幾乎都在交通部管轄下,航空業、旅遊業和相關的交通服務業全得停擺,林佳龍在武漢封城前,就決定即使是政府挪預算直接補助業者損失,也要強硬全面封堵與中國所有交通人流往來。

病毒並不會分國籍膚色,防堵國門成功與否,要對戰的不只是中共,還有「人性」的疏懶與自私。跟人性對抗,交通部一步一層,1月中旬,早在武漢封城前就在機場一層一層搭起防護網,3月中旬歐美台灣留學生返鄉潮再度興起一波壓力高峰,交通部推防疫專車點對點做到返鄉完全隔離,整整兩個月60天一刻不放鬆。

防疫超前部署總共走了四步驟、佈建了至少四層防護罩,作為國家門戶守護者,林佳龍說要把病毒擋在門外,「才能讓整個政府的聯合防疫國家隊有更多時間、空間去做好應戰。」

台灣防疫成為國際模範榜樣,交通部決戰邊境的迅速和果斷絕對是成功的關鍵。疫情對航空和觀光業帶來的慘重損失,林佳龍認為,紓困不是發錢補助了事,而是趁機讓紓困變成業者轉型與升級的契機。

上一次採訪時林佳龍時他說,施政者「要想未來,才能思考現在。」這次我問他怎麼思考觀光業的未來,他的回答,思考的規模似乎超越交通部長這個位置:「用觀光做為一個策略,讓台灣整個開始改造。」紓困600億的預算,搭配醞釀多時的智慧化數位轉型政策,林佳龍打算要拿來改造觀光產業、然後改造台灣。

全球政經局勢變化速度超越以往,「政府要有創新治理的能力,不能只是應付,」林佳龍說。

採訪/文字:《報橘》總主筆張育寧;責任編輯:謝佩如

《BuzzOrange 報橘》總主筆張育寧(以下簡稱張)張:面對年初以來的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相關的防疫治理,交通部在分工上主責哪些工作?您怎麼處理疫情的?

交通部部長林佳龍(以下簡稱林)林:2003 年經歷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重創台灣,我們都知道中國對疫情不透明甚至會隱匿,當疫情已經爆發的時候,通常就代表已經是非常嚴重蓋不住了。SARS發生的時候,我在國安會擔任諮詢委員同時擔任行政院發言人,所以我已經有過一次相關經驗。

這次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爆發,我在交通部。交通部負責的業務包含大眾運輸跟觀光,因為所有人流、物流都跟車流有關係,訊息傳遞相當早也快速,疫情在中國剛開始發生時,我們從各個管道,包括一些在做中國研究的朋友、台商、旅行社,就已經知道情況已經很嚴重。

防疫超前部署一部曲:
交通觀光首當其衝先提「三停」

面對傳染病,所謂料敵從寬、超前部署,其實在我來講不是一句口號,是對情況跟時機的判斷,而且要做出立即而很正確的決定。事後來看,交通部是台灣或可能是全世界第一個去做到「三停」的。 

張:「三停」是指什麼?

林:第一,立刻決定停止武漢團來台灣,這個停止隨著疫情變化,很快擴及到禁止湖北團和後來的全部的中國團來台灣。第二,當時是台灣春節假期,很多台灣人準備到中國旅遊,我們即刻停止台灣到中國旅遊,第三,我們在一星期內把所有當時正在台灣境內的湖北團都送回中國。

張:這麼短時間內要做到「三停」,執行上要面對的挑戰是什麼?不只是擋住中國遊客,這還牽涉很多國內觀光產業的營生問題。

林:疫情開始在國內得到國人關注時,我們盤點發現1月22號之後(編按:今年春節假期自1月23日起連放7天假)會有十個從武漢的團準備進來,要怎麼擋在辦法上還沒有清楚的依據,但是為了防疫優先,即使當時武漢還沒有封城,疫情的嚴重性還沒有被證實,但我們 21 號就做出一個決定,目的就是要擋,方法大家去想。(《BO》編按:武漢封城是23號開始)

張:政策方向確定,但做法要找對嗎?

林:目標很清楚,春節前後武漢的十團都不能進來。那個時候,因為武漢還沒有封城,所以我們那時候做出這個決定壓力是很大,一定會牽涉到敏感的兩岸關係問題,要避免被貼上政治化的標籤,說我們「逢中必反」,必須要更用心的溝通。我們先跟旅行社聯絡,包括中華民國旅行工會的理事長蕭博仁,我了解他們面對的損失會有多大,所以優先承諾為了共同抗疫,這些損失交通部作為主管機關都會補助,讓業者沒有後顧之憂。

擋住還沒進來的,接下來,還有當時還在台灣的40多個武漢旅遊團,我們在25號之前把他們都送回去,接著在27號把湖北團送回、31號是把所有陸客團都送出境。

張:政策決策和執行花了多少時間?

林:一個禮拜,因為要把人即刻送回去,得有機票,機場那邊為了防疫考量也有很多事要做。後來事情的發展,證明我們當時的決策是對的。

1月22日時還有兩個武漢團在台灣,其中一位女士出現症狀,隔天篩檢確診,這一團總共17個人,除了她本人以外,配偶後來也確診,我們當機立斷讓兩位留下來治療,其他15人有機票就盡快讓他們飛,後來先讓他們返回上海。結果,這一團有兩個人到了上海之後也確診,另外三個因為吃了退燒藥沒被發現,後來也一樣確診。

當時還有一個插曲,這架班機是華航的飛機,中方當時想要隔離全部機組員不讓他們返台,如果真的讓中方這樣做,會引爆非常大的風暴,所以我們緊急跟民航單位協調,讓原機組員不載客直接回到台灣,回來我們自己進行消毒和隔離。

張:當時社會對疫情的狀況理解還沒有那麼清楚,特別是對因此會有損失的民間業者來說,你當時要做這樣的決策而且要貫徹,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林:最大的反彈會來自旅行社會,有龐大的商機會損失,所以我們一開始就要做好配套,政府要給予必要合理的補償。另一個執行上有困難的就是停飛武漢的決策,我在大概停團的同時,就請王國材政次跟華航與長榮溝通,總共有四個航空公司的飛機都停飛。

其實那時候,行政院跟防疫指揮中心都還持比較保留的態度,停航引起爭論會很大,因為即使在SARS期間,我們也沒有停飛過。後來我跟陸委會做了很多溝通,接著跟衛福部討論,後來行政院這邊也支持,才能夠真的貫徹停飛的決定。如果你去注意1月22日前後的早報,有些媒體報導交通部長責成航空公司,研究必要時停飛的執行作法,事實上當時我的目標就已經確定要停飛,只是內部溝通還需要一些時間。

防疫超前部署二部曲:
強制填寫健康聲明卡,確立檢疫者違規法律責任

張:為什麼在武漢尚未封城,衛福部相對比較保留的時候,您以交通部長的角色,會傾向更積極大膽的交通防堵決策方向?

林:衛福部從公衛專業考量,初期要做好檢疫、健康管理、進來的人戴口罩等等配套,可是我就在一次會議上提出一個問題:這隻後來叫武漢肺炎的病毒,他的特性是什麼,當時我們無法掌握。

張:對,當時中國的狀況不明,病毒的特性也沒有相關訊息。

林:要防堵傳染,是不是只有戴口罩就一定有效?在沒有症狀的時候,這隻病毒是不是具備傳染性?當時我在會議上,就舉SARS為例,當時台灣能掌握病毒的特性,確定一定是發燒後兩天才會具備傳染性,所以我們只要在發燒的時候做好自我健康管理或隔離,它就不會擴散。我們現在事後來看,武漢病毒經常是無症狀傳播,當事人都不清楚,因為他沒有發燒或是其他不舒服的症狀,這種超級傳播者才是最麻煩的,我很不幸的當時料到這樣的狀況。

我記得很清楚,在一次行政院的會議上,部會首長級都到了,我就建議除了衛福部正在飛機上做檢疫之外,應該也要填寫健康聲明卡,後來我們知道又再加上居家檢疫通知書。過去的經驗我們知道,很多台商想回來,在這樣的檢疫規定下,人性很容易採取隱匿,吃退燒藥等。當我們要求回來的這些台商要填寫資料具結,就能依照傳染病防治法來規範,如果有隱匿,他是要負法律責任的,這樣才能盡量讓防疫漏洞縮小。

中國隱瞞不住1月23日武漢封城的消息,一開始是交通部民航局最先掌握到,因為封城機場就要管制,知道這個消息我們立刻依照之前已經規劃好的配套,也就是全面停飛的範圍從武漢直接擴大到湖北;因為在我們當時掌握到的訊息,事實上封城前夕,武漢有一半的人已經外逃,這是後來疫情從武漢快速引爆第二波擴散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在決策判斷上,對中國我們要料敵從寬、超前部署,那就是要決戰邊境、守護國門,這個是交通部的責任,因為交通部管航通運輸,我們有守住第一級國門,才能讓整個政府的聯合防疫國家隊有更多時間、空間去做好應戰。

張:台灣這次在防疫成功,在國際上受到極大的關注;現在回顧檢查,在政策上第一間做對了的事,的確最重要的就是逐步關閉對中國的國門。

林:在封城初期,美國醫學會一開始預估認為,台灣可能會是疫情最嚴重的地方。

張:因為台灣跟中國的交流非常密切。

防疫超前部署三部曲:
防疫專車,入境到返家點對點嚴格隔離

林:對,當時接近春節,台商返鄉人數眾多,中國春節觀光團也多,而且不只從中國來,從台灣去也不少。我們的國門在當時是最危險的地方,我的反應比較快,指揮中心也在適當的時機把我的建議納入決策,首先是停團到停飛;接著是健康聲明卡要具結,後來擴大到居家檢疫通知書。後來我們還有一個也很重要的配套,就是設立入境關卡的防疫專車。

會有這個防疫專車,是因為當時發生了一個事件。高鐵有一個陸配回台,搭乘高鐵返回高雄,她在打電話的時候叫親友去接她,旁邊的人聽到她是從大陸來的馬上通報,高鐵員工趕快去高雄的高鐵站攔截。當時依照指揮中心的規範,是只要戴口罩就好;但這個事件引發了討論:這個病毒戴口罩是不是有效?

因為我們不確定,所以入境防疫車隊的設立,要讓返台民眾從入境到返家點對點都受到嚴格的隔離監控。疫情不斷擴散,從中港澳、韓國、義大利、伊朗,到現在擴大到歐美,每天返台人數的對於防疫的負擔是很重的。我們交通部當時就提議,專車點對點服務,由經過我們訓練的、有好的防疫物資的專車來載送旅客,直接送回家才能避免他們趴趴走。

如果當時我們不這麼做,依照人性,一回來被要求居家檢疫兩個禮拜,一定會先去採買、逛街、吃頓大餐或去健身房、三溫暖還是百貨公司去購物,去儲備他兩個禮拜的需要,或心存僥倖先去放鬆一下。

張:這樣的防疫點對點服務的需求量大約是多少?

林:第一波是最早的返鄉潮,第二波最高是從歐美各地回來的留學生,整體最高的時候一天近一萬人入境,現在大概是降到一天大概兩千多人入境,這個部分都由政府承擔下來了。

張:防疫專車的設立為什麼重要?

林:應該說,從空戰變陸戰,這是整個國門防疫的第二級我們有守住,假設不去管已經落地回來的人,等於門戶洞開,大家搭大眾運輸只是用個口罩,這些人一旦你讓他進入大眾運輸,那台灣我想怎麼守都守不住了,後來很大的挑戰就是,當回來的人愈來愈多、需要隔離檢疫的人愈來愈多,要不要設防疫飯店?

張:你怎麼看待防疫飯店的設立?飯店其實也歸交通部管。

林:防疫飯店也是我們最早建立的,不過要不要設立,是指揮中心要下決定。我們的推論很簡單,當回國需要居家檢疫的人數量大到一個程度,這個需求會愈來愈高,因為就算他自己不住,他的家人也有可能需要一個地方住,不然很容易就會家庭感染。居家檢疫期間,一百個人裡面只要有一個確診,那這個人同住的家人在還沒有確診之前,都會在外面走,我是從邏輯上或是說從一個理論上去看,這裏有一個漏洞,所以我們很早就建議一定要補這個漏洞,最後再從指揮中心統一下指令,交由交通部負責,再由我們再去找預算,這是很高的預算,也還是要承擔起來,一定要從這一頭去減少任何一點傳染的可能性。

防疫超前部署四部曲:
盤點業者損失,觀光基金先救急

張:剛剛談的是防疫檢疫超前部署,那沒後來紓困交通部也很早就必須進來工作。你剛有提到早在一月底決定停飛和禁止中國團客來台,交通部就承諾旅遊業者會協助紓困。當時你怎麼思考紓困政策要如何做?

林:當時行政院還沒有訂特別條例或特別預算,但是防疫超前部署我們不能等到三月才動作,交通部有觀光發展基金、民航作業基金等等,初期作為彈性運用的資源;以當時春節前後到二月底的原訂團數,我們大概抓一下數字,評估十億以內可以處理,為了救急,交通部就先自己擔下來。

接下來疫情持續,受衝擊最大的是航空業與觀光業,這兩個都是交通部要負責的,航空公司我們在第一波紓困並沒有放進來,而是在紓困2.0時納入。

第一波的紓困1.0方案,我們主要針對停航或停團而受到影響的相關產業,在特別預算跟基金中通過196億,一半是給運輸業、一半是給觀光業,運輸業包含機場、附近包括免稅店、餐廳、地勤維修等等提供 42 億。紓困1.0預算剛剛編完,疫情已經在全世界擴散,產業受到的衝擊比我們原本預估的更大,所以馬上又再推出紓困 2.0 ,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加碼對航空業 500 億的紓困;其中我們大概還要籌50億作為航空業融資貸款的信用擔保與利息補貼,這是用另外一個專案來處理。

簡單來說,整個春節到現在,交通部的超前部署,一方面是防疫,一方面是紓困也必須很早就開始思考。

首先我要強調,台灣是除了中國以外,第一個開始針對疫情進行產業紓困的國家。最早交通部因為所轄產業第一個受衝擊被稱為「海嘯第一排」,所以最先起頭,後來三月我們到行政院跟蘇院長報告,我當時就跟他反應不只交通部所屬的事業,像餐飲業其實是屬於經濟部,這些業者都受到很大的衝擊。行政院最早的六百億紓困預算,大概九成都是來自衛福部、經濟部、交通部的需求預算;當時我們並不是只於救急,而是要分短、中、長,紓困、振興再到轉型升級。

張:轉型升級本來就是你準備要帶著部會做的,去年我也跟你做過一次專訪,當時你就提到來到交通部,希望帶著台灣交通和觀光產業整體數位升級,所以才會推動交通科技產業會報辦公室。目前這部分的發展進度如何?怎麼運用現在的紓困預算來達到不只紓困長期振興轉型的目標?

林:去年因為選舉陸客不來,交通部當時就已經提出因應措施,包括像擴大國內旅遊等,但那只是治標,我有提出所謂拚觀光三支箭,第一支箭就是改制觀光署,第二要召開全國觀光發展會議去凝聚共識,第三是制定2030年的觀光政策白皮書,剛好我們有準備所以這一次疫情來的時候,我們就把先前的三支箭,要做的事情把它放到這次紓困中的前瞻計畫中,並且配合匡列預算。

項目很多,從政策思考來說明,台灣要做到觀光立國,要能夠讓觀光產業變成一個重要的主流,需要一個好的產業策略。因為缺乏策略,導致觀光一直是逆差,我們一年有1,700萬人出國,但同樣只有1,186萬人入境來玩,產值只佔GDP的2.4%,而世界所有國家的平均數約10%。

如果台灣要在2030讓觀光產值佔GDP比例達到世界量級的基本水準,我們要投入非常多的資源,要讓食、宿、遊、購、行的所有體驗都讓國際觀光客覺得有那個價值;要做到這個事情,是要改造台灣。用觀光來做一個策略,讓台灣整個開始改造

紓困也是升級,環扣智慧觀光策略改造整個台灣

張:觀光作為策略,改造的是整個台灣?不只國際旅客體驗好而已。

林:讓觀光客有好的體驗,這其實是可以做火車頭的一種產業。觀光產業基本要做的都應該去做,服務產品要好,要懂的去行銷,但是我們在這裡面有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推動智慧觀光跟數位轉型,這次紓困的特別預算,我就列入一個前導的體檢,接下來進一步鏈結前瞻計畫的三百億預算,就可以針對體檢的結果往下去做。我是環環相扣,一步一步在處理從紓困、振興到前瞻的轉型與升級的。

張:也就是說,紓困的資源投注和規劃,並不只是為了現在短期協助業者度過難關,而是更著眼於長期升級發展。您鼓勵業者在疫情休業期間,讓員工上課,而且是上數位轉型知識課程,我想就是其中一環。隨著疫情未來逐步放緩,接下來一年到兩年,你會怎麼輔導和協助這些業者趁勢進行數位轉型和升級?你心目中怎麼看觀光相關產業長遠的智慧化景象可能是什麼樣子?

林:其實所謂數位轉型就是要做智慧國家,觀光包含在裡面。一定要做的是讓線上跟線下結合,就是虛實要整合,現在從國外進來的觀光客有七成是自由行,他們在線上自己買飛機票,自己訂旅館,上網查行程自己去玩。觀光的數位轉型,就是針對這七成的自由行國際觀光客。

一方面要了解這些人的特性,讓他們想要一來再來。要了解他們,要對他們做很細的調研,不在只是傳統的調研,而是要做數據分析,要做精準行銷,他們來會累積很多數據再Feed back回來,所以要數位轉型才能累積數據、分析數據,回饋到我們進一步推動相關政策,包括亮點行銷等。

這是大數據的世代,台灣這次成為國際社會眼中的防疫大國,也是因為我們有很好的數位能力,如果我們要成為觀光大國,也要引入數位能力;傳統的旅行社或飯店服務沒有引入數位轉型,國家要協助推動引導以外,也要幫助業者轉型。我們剛講人才培訓要有這些課程,讓所有從業者都具備這樣的能力,也可以幫忙做數位轉型之後很多的行銷,也可以利用直播或網紅幫忙行銷、組成台灣隊出去行銷,也可以用區域聯盟,讓大家進來之後跨業的服務,所謂食、宿、遊、購、行的產業,你如果各自為政,人家是不會有興趣來的。

張:你認為整個產業都要逐步數據化,而且數據和數據之間的交流溝通是跨業之間彼此能夠溝通,才是真正的智慧觀光,真的能以觀光作為策略,讓台灣整個改變。

林:對,硬體的設備要建置,軟體的技能要具備。我舉兩個很重要的例子,我本來今年要做的,應該要加速進行。

一個是脊梁山脈旅遊,台灣有七大路線,有很豐富的山脈旅遊資源。以阿里山為例,可以做空拍,透過線上的體驗就可以把相關的食、宿、遊、購、行都能夠串起來,我們怎麼提供一個平台讓所有的業者都可以參加,這就是一個內容豐富的產品,而且我要強調,這不是政府自己去服務,政府只是提供一個平台讓各種業者可以上來參與,這所謂山脈旅遊,人家就有興趣來,而不是只是登山客,是一般的遊客都可以來。

第二個例子,是我們正在做台 61 線轉換成觀光大道的專案(《BO》編按:西部濱海快速公路,是縱貫臺灣西部沿海地區的省道快速公路,也是全台最長的快速公路)。台 61 線本來被稱為窮人的高速公路、一路從北到南免收費,現在把它定位為CP值最高的觀光大道,去年交通部開始用公路總局和齊柏林的團隊拍攝,找了人工智慧實驗室創始人杜奕瑾一起合作。我們目前已經做好媽祖遶境的路線,可以做線上的遶境旅遊。

過去我們的觀光局想法是,線上好像是虛擬的、好像會減少現場的體驗,其實這是錯的;不同經驗會互相增強,我們現在的數位轉型推動方案裡面,會有一個是媽祖繞境,要在6月的時候推出,讓所有人可以虛實整合走媽祖大道。

政府必須要有創新的治理能力,不能只是應付

張:這是一個智慧旅遊或數據旅遊的案例,長期來說,要讓台灣透過觀光策略改變,要讓觀光相關產業業者都能夠數位化,一個是要讓他們理解什麼是數據化,一個是帶著他們真的數據化。

這真的很難,以Uber為例,在台灣營運四年他們終於在你接任交通部後順利落地,本土計程車業者就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因為競爭的推力、一方面因為政府政策的拉力,也逐步成功數位轉型。你曾經說過,你是在提著頭做Uber這個案子,透過推動計程車業數位轉型的成功,你希望長期來說可以引發什麼樣的影響和作用?

林:任何政府的任何政策要成功推動,都是要符合民意。顧客至上、消費者權利保護,這是很清楚的民意價值,所以我們在思考Uber和計程車的競爭,不是零和,不是要他們誰生誰死,而是讓他們怎麼樣提供更好的服務,讓這個產業的消費者可以喜歡,這樣才會把這塊餅做大。

基於這樣的思考,我們就是很清楚以「顧客至上」作為目標,誰能對顧客提供最好的服務,包含價錢、安全等等都要放進來思考;政府在這個過程比較像是拿著胡蘿蔔跟棒棍,讓Uber和計程車都進來配合我們的政策,從零和到大家一起把餅做大。

一方面Uber是屬於比較創新的、所謂共享經濟的理念,但創新還是要納管,因為納管才能夠給消費者更好的保障;而對於計程車來講,我們要提高服務品質,就要讓它也能夠具備Uber那樣的數位能力,不然消費者就不會使用。不能夠只是打壓Uber,就要消費者去選擇比較不喜歡的產品,同時間,Uber也是使用不公平競爭手段,大量的傾銷,以低價打敗對手以獨佔市場。政府作為一個競爭秩序、公平競爭環境的維護者,要讓大家良性競爭,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讓原本想是火車對撞、零和賽局的情勢引導到乘客至上,讓這個產業良性競爭。

要做到這個程度,政府必須要有創新的治理能力,不能只是應付。

長期以來,Uber的事情無法解決,就是因為任何一方一施壓,政府就應付,最後兜起來是沒有施政理念跟邏輯的錯亂政策。所以才會有罰 Uber 幾十億,同時計程車又怎麼樣都不滿意,一直在抗議;這個案子後來的發展為什麼會很複雜、很難解,是因為後來政府有一點,在我接任之前,好像默許了,甚至有一點鼓勵Uber和租賃車合作,去經營計程車的服務,這一定會讓計程車業者覺得不公平。我們的作法就是脫鉤,讓租賃車回到租賃車的產業,我們也一樣協助他們建置資訊平台,讓租賃車業把市場做大,然後回頭讓Uber和計程車找到一個可以交集的、多元化計程車的位置,把顏色、費率鬆綁,允許跳錶也可以用行動支付。

我們當時跟計程車業者說,你們不提升服務品質不數位轉型,我們政府再怎麼樣打壓Uber,你們生意還是不會好。要讓業者生意變好,一方面要公平競爭,同時要協助他們提升競爭力,交通部在這個過程協助他們汰舊換新,提供購車補助有上萬輛。因為計程車是準大眾運輸,大眾運輸法規定計程車免繳汽燃費和牌照稅,所以我們就要用公共運輸的角度,來去輔導他。

張:簡單來說,就是回歸到行業本身原本的位置跟原有市場規則,讓他們開始良性競爭。

林:我們就像解聯立方程式,一個equation。方程式很多條,要解答,要控制變項讓它簡化,然後X、Y、Z你就可以解出來,多一條方程式可能就有解了。如果只是計程車跟Uber,要二選一是一條方程式,它就火車對撞,可是如果你把乘客加進來,怎麼樣提供更好的服務讓乘客滿意,這就變成三條線。是因為租賃車跟Uber結合做計程車的生意,我們先把這個變數控制,讓租賃車退出計程車市場。其實Uber1萬輛,計程車10萬輛,租賃車是16萬輛,所以它的市場更大,因為它可以提供很多其他的服務,我們幫助它數位轉型,所以我們用運研所協助申請了預算8千多萬,來讓他們自己這個產業未來有一個數位平台。

張:所以其實還是一樣帶著他們同時也趁這個機會讓他們升級,就符合剛剛你講的,要讓整個行業業者不管原本的等級在哪裡,逐步都要熟悉數位解決方案。

林:因為消費者自己已經數位化了,他已經習慣數位經濟的時候,是消費者在決定方向。這種事情,很多人只想到這是政治問題,用遊說、施壓的,但我們其實可以用創新的方式、立體化讓它變成一個三角型,解方程式來解決。

張:解方程式,你的意思其實是,政府要用創新治理來面對數位時代的挑戰,讓業者能夠面對數位消費者的期待。

林:對,所以這次觀光業的轉型,我也不是只看到紓困,而是要引導到他們轉型,然後讓台灣真正觀光不是變成向下游、薄利多銷的產業,而是變成一個讓大家很幸福快樂、無污染的…

張:你要說的是要變成台灣產業的其中一個支柱。

林:台灣要走出去就靠觀光,定位清楚重新去盤點我們的資源,然後讓大家朝同一個方向走,就可以把很多原有相互抵銷耗損的力量,引導到一個共同願景,這時候那些力量都是非常大的、是加乘的。台灣政治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政策思維跟創新治理,所以使得很多的力量是對衝耗損,政治人物就整天譁眾取寵、應付,其實就深受其害,為什麼?在江湖混就是要還,你這麼厲害講了一大堆都做不到的事情,我們不要講誰,選市長又選總統,那同樣一套能夠這樣用嗎?那你就整天去做直播主就好啦,你是要治理要有成果,人家要看你就不是一個候選人,一個市長不把城市治理好,那還講國家的治理嗎?

張:部長我們還在採訪中喔!你講這一段可以公開寫進報導裡嗎?

林:這是事實,我是在台中是很認真的治理,結果擋不住韓流,我來交通部還是很認真的治理,可是我做我該做的,可是說實在,也不用計算太多,但因為短期當然你會說我好像很挫折,因為你很認真在做好事,可是你就是選輸了,可是對的事就是要把事做對,那有些事情需要時間,對一個政治人物來講,我們的形象跟聲望不是一次梭哈,是積年累月才能夠建立品牌,那也許我走一條不一樣的路,不過我不是說我會離開交通部啦(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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