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痛至死的英國首相：被評為軟弱無能的張伯倫，其實是邱吉爾政府的好夥伴

【為甚麼推薦這篇文章】

戰爭打與不打一直都是歷史上的難題，主和派多半被戴上「貪生怕死」、「軟弱無能」的帽子，推行「姑息主義」的張伯倫當然也成為被撻伐的對象。在面對納粹逼近時，選擇退讓的張伯倫到底為甚麼這麼做？只是怕事還是另有顧忌呢？

（責任編輯：許晴瑄）

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

文／洪仕翰

「我的世界在一瞬間崩塌成碎片。生活沒有快樂，未來也不會再有。」

1940年5月17日，就在敦克爾克大撤退的前十天，甫卸任英國首相大任的內維爾‧張伯倫在家書中鬱鬱寡歡地寫下。

美國甘迺迪總統的父親、時任美國駐英大使的約瑟夫甘迺迪，在回憶前一天與張伯倫會面的情形時寫到，張伯倫殘破的身心使他顯得面色陰沉。半年後，張伯倫因胃癌而與世長辭，享年71歲，留下了滿身「姑息主義」與「罪人」的罵名。

胃癌。那麼，說這位仁兄是胃痛至死大概也不為過吧？

這或許也不難設想，因為就在張伯倫下台的兩個月後，一本名為《罪人》的小冊子便迅速在英國坊間竄紅，裡面指責張伯倫應該要為這場戰爭截至目前為止的失敗──包括敦克爾克在內，負上主要責任。而納粹那蹂躪歐陸的鐵蹄，則彷彿要呼應書中內容似的，不斷壓迫著張伯倫老朽的身軀。這壓力不大才有鬼。然而，設想雖不難，要同理卻不容易。

許多人在今天對二戰時的英國時常有一種想像，想像軟弱無能、一心只想對大獨裁者卑躬屈膝的張伯倫，到了1940年5月的這個當口，終於被雄心勃勃、誓言抵禦納粹野心到底的頑固約翰牛邱吉爾給取代了。

從此，英國擺脫了綏靖主義的陰影，走上了一條全新的坦途。彷彿，英國上下就在1940年5月10號「首相輪替」的那一天，獲得了重生。彷彿，張伯倫與邱吉爾就像天秤的兩端，代表著截然不同且難以互相包容的極點。

描述張伯倫綏靖主義政策的漫畫

這樣的想像畢竟離事實很遙遠。如果你知道張伯倫其實沒有因為下台而離開唐寧街，甚至還繼續影響政府的決策，你對於前述想像的敘述，會否發生動搖？

如果你知道在事實上，在張伯倫人生的最後階段，意外地和邱吉爾建立起一段短暫的、工作上互補的夥伴關係，你對於這兩人的刻板印象，會否稍稍扭轉？

事實上，張伯倫從首相職位卸任後，仍舊住在唐寧街的辦公室，仍舊擔任樞密院院長要職，仍舊持續參與戰時內閣決策。他是戰時內閣的五名決策領導中的一位──而且若有遇到邱吉爾本人沒法出席開會的情況，張伯倫就會代理他主持會議。

畢竟，即便不再是首相，張伯倫仍舊是最大黨保守黨的黨魁，保守黨對他的忠誠度遠大於對邱吉爾的支持度。邱吉爾一度想讓他當財政大臣或下院議長，但遭到工黨與自由黨的強烈反對才作罷。

也因為張伯倫在保守黨所享有的影響力遠非一個局外人邱吉爾所能比擬，邱吉爾便非常需要仰賴張伯倫才能確保戰時政府的運作順暢，至少在他自己根基尚不穩固之時。

除此之外，邱吉爾還需要倚重張伯倫的內政長才。眾所皆知的是，邱吉爾本人是個軍事迷，是個喜歡搞兵推和與將領們研究軍事細節的傢伙。於是張伯倫就協助邱吉爾處理他可能沒那麼擅長或無暇處理的部份，好讓邱吉爾專心搞他的大戰略。

張伯倫所負責的政策包括對法國人的關係，以及對愛爾蘭人的關係，他甚至用個人身分籲請愛爾蘭總理放棄愛爾蘭的絕對中立政策，允許英國軍艦能在必要時停靠愛爾蘭的港口。除此之外，張伯倫仍主導英國本土大後方的戰時重要規劃，包括制定了1940年的緊急授權法案，讓政府得以對戰爭緊急狀況下的各種民生產業做出規範與調整應對之策。

從空襲預防準備、農業、勞工就業、貨物出口到財政和經濟政策，都有張伯倫的影子。當然，他還記得空出時間來寫信給那些在戰場中殞命將士們的家屬，向他們致上哀悼與敬意。

後世屢屢有人以為張伯倫至此仍是個主和派，彷彿只要他繼續當政一天，英國就遲早會和德國達成某種和平協議。事實卻不然。

張伯倫早已不再相信有可能與歐陸的侵略狂人達成協議。張伯倫在下台廣播中向全國人民呼籲，希望英國國民都能「團結在新首相的領導之下，靠著我們團結的力量、無可動搖的勇氣，持續的工作與戰鬥，直到這頭在我們頭上甦醒的狂野猛獸被徹底解除武裝和推翻為止。」

其情感之真摯，據說當年年僅13歲的伊莉莎白公主（後來的伊莉莎白女王二世）被聽他的演講感動到流淚。

言詞可以很廉價，張伯倫還需要有更具體的行動來證明他自己。或許對後世的英國歷史來說，張伯倫在邱吉爾戰時內閣中最重要的一個貢獻，便是在敦克爾克大災難後加入了邱吉爾「反對和談」的陣線，替當時略顯搖擺、不知該拿甚麼態度面對歐洲新霸主的英國政府，注入了一針強心劑。

當時戰時內閣中主和的是外交大臣、保守黨元老的哈利法克斯，主戰的則是邱吉爾。哈利法克斯本想透過與義大利的關係、透過墨索里尼來調停，但邱吉爾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和談。張伯倫在關鍵時刻支持邱吉爾的政策，英國終定調繼續抗戰。

張伯倫的重要性與工作態度，最終讓他的政敵、工黨領袖艾德禮都不得不承認，張伯倫工作勤奮且做得很好，更不會因政治立場對立而對工黨同仁心存芥蒂。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同理張伯倫。

自由黨領袖、同時也是活躍於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前首相勞和喬治就堅決主張伯倫不只必須下台，還必須徹底滾出政府。當邱吉爾試圖邀請勞和喬治進入戰時聯合政府時，勞和喬治還擺出一副「有張伯倫就沒有我」的態度。

但是，邱吉爾最後還是選擇了張伯倫，或許也可側見此時張伯倫之於邱吉爾的重要性。或許最能囊括張伯倫重要性與和邱吉爾的合作關係的，莫過於邱吉爾在聽到張伯倫過世時的感嘆：「我沒有了可憐的張伯倫該怎麼辦？我還要倚重他替我看雇大後方呀！」（What shall I do without poor Neville? I was relying on him to look after the Home Front for me.）

我們這時代的和平終究沒有到來

但，你也許會問說，就算張伯倫在卸任後真的「功在黨國」，這不也只是「將功贖罪」嗎？畢竟，難道不是他的綏靖主義讓準備不足的英國有了敦克爾克大浩劫的嗎？難道不是他姑息養奸、放任希特勒的侵略主義嗎？對於這樣的人，豈不是死有餘辜，胃痛至死剛剛好嗎？

這端看你站在甚麼角度來說。我們先來聽聽張伯倫的自白，他說：「如果我要為坦克和防空炮的生產不足而負責，那我同樣也必須要為我們精良的空軍和海軍負責。」

張伯倫在寫給家人的信中自我辯解說，難道有人會以為我們在不列顛空戰所用的裝備、那些替我們贏得勝利的飛機，都是在我下台後才生產出來的嗎？張伯倫只差沒脫口而出：「難道，伯倫錯了嗎？」

張伯倫認為自己的政策是在替英國爭取時間，因為他認定英國的狀況實在不適合開戰。晚年的張伯倫將自己的綏靖政策定位成一種爭取時間以重新武裝的政策。

而英軍在二戰初期的種種失利，也被他認為事證明自己戰前揣想的證據：那就是英國並沒有準備好要開戰。但如果開戰之時真的到來，張伯倫也不會無限退縮，他仍舊會做出抉擇。一個容易被後世淡化的記憶是，二次大戰在歐洲的起點，正是英國為了阻止德國入侵波蘭而「對德宣戰」。

當然，急於替英國處境找尋代罪羔羊的人並不會做此設想。那些曾經因張伯倫帶回和平而替他歡呼的人們，那些當年比他還反對將政府預算運用在國防支出上的人們，此刻只想盡快切割與他的關係。後見之明是強烈且難以抵擋的。

在內心挫折感、輿論壓力與工作重擔的壓迫下，這位老好人終於病倒了。

1940年7月，張伯倫因胃部劇痛而住進了醫院，醫生在手術後告知他手術很成功，「善意的」隱瞞了他其實已瀕臨胃癌末期的事實。「1940年始終不是我最開心的年頭之一，但對許多其他的人來說，他們這一年過得遠比我還不幸。」

這或許是張伯倫在病榻上自我打氣的方式，但從這句書信中的文字，我們似乎也可以讀出即便臥病在床，張伯倫仍舊關心他在政府內的工作。就在僅僅休養了短短一個月後，張伯倫便又回到了唐寧街的辦公室。

那時正是英倫空戰最熾之時，倫敦正在遭受空襲。衰老的張伯倫白天開會辦公，晚上仍必須忍著腹痛試圖入睡。他時常被空襲警報吵醒，拖著疲累的身子躲進防空避難處，然後隔天早上八點再回到唐寧街辦公。

他的身體終究承受不住這樣的負擔。

1940年9月，張伯倫的健康狀況開始急速惡化。邱吉爾終於不得不同意他辭去所有的職務。10月11日，張伯倫向全國做了最後一次廣播：「我無法想像人類文明會永遠被如此邪惡的人與事所征服，而我對大英帝國感到很驕傲。儘管獨自奮戰，她仍舊擋在邪惡面前，屹立不搖且不可征服。」

張伯倫之聲

1940年11月9日早晨，張伯倫在沉睡中離開人世。

不消說，張伯倫的最後時光中仍舊是悲觀的，是沮喪且鬱悶的。

「這就是我的命運吧，看到我所有保持和平的努力皆告失敗，而我所有能夠引領這個國家航向平穩水域與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希望，也都付之一炬。」這是張伯倫卸任首相時、向英王喬治六世說的自白。

行文至此，我已經有點難想像他要怎麼抱持這樣的情緒走下去。但他就抱持著這樣的苦楚，盡心地替英國政府工作至最後一刻。閱讀至此，我已不忍再做苛責。

而且張伯倫並不後悔，儘管鬱悶，他仍沒有後悔和大獨裁者打交道與那些為了和平而做出的「各種嘗試」。就像張伯倫的傳記史家羅伯特‧塞爾夫引用張伯倫一位朋友的話所說的：「嘗試而失敗，總比未曾嘗試好。 」

後記：

姑息主義的影子如影隨形。每當後世聯想到張伯倫，就想到慕尼黑協定，就想到姑息養奸。

一九六二年，美國古巴飛彈危機時，鷹派將領在知道甘迺迪只想要外交禁運古巴而非採取更積極的反制手段時，如此評論道：「這簡直就是綏靖政策的重演。」也不過是幾年前，當歐巴馬總統在伊朗核武議題採取比較「軟性」的措施時，網路上「歐巴馬＝我們這世代的張伯倫？」的文案和圖片便已四處流竄。

張伯倫這樣的主流形象連在英美本身都如此強烈，那就不用說總是隔了一層薄霧看英美的我們了。

本篇誕生的動機，純粹只是因為本月諾蘭導演的《敦克爾克》上映後，在這幾天接連看了不少敦克爾克的評析與心得文章。

許多人在介紹本片的「前情提要」時多多少少會提到時任英國首相張伯倫先生與在臨危之時接任國政重任的邱吉爾。但或許是受到「姑息主義」的刻板印象影響所致，張伯倫在這些敘述中總是顯得很不堪，無能、愚蠢、懦弱甚至老年癡呆等詞如影隨形。

當然，這樣的觀點有其「歷史根據」，特別是有邱吉爾這位難能可貴的對照組存在。只是，我總覺得後世看待這位老好人的眼光實在有些太苛刻、太過簡化了點，因此忍不住寫了一篇短文，透過帶出他晚年的境況來略略替他「平衡報導」 。

既然說是平衡，那就難免有「矯枉過正」之處，那自是我同情心氾濫的結果，歡迎讀者提出指正。雖說是一位老好人，但本篇首圖的那張張伯倫照片，猛一看豈不挺像憤怒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