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波兰立陶宛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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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谁的眼里呢?

我是波兰人,我上小中学的历史课时,教师一般认为波立联邦的时代在波兰历史上最有荣耀,最值得纪念的一个时代。那时候,波立毕竟算是欧洲国家之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兵力、政治影响力都很强。联邦内,波兰地位比立陶宛地位更强,全国的首都位在波兰克拉科夫(后来移到了华沙)不是在立陶宛的一座城市。联邦政治制度猛一看好像特别进步:国王去世后,全国的贵族人物都麇集选举下一位,而国王的权力比其他欧洲国王弱很多,因此波立联邦的那个特色的政治制度常常被称为“贵族民主”。甚至国名也反映这一点:波兰文《Rzeczpospolita》的意思并不是中文的《联邦》,也不是英文的《Commonwealth》,而是《共和国/Republic》的意思。虽然波立有国王,但是其角色非常有限。国王去世后没有人知道,国王的儿子会不会取代他,因为这都取决于下一次选举的结果。可以说,波立的国王本来就是终生总统,而其权利不大于如今法国总统的

还有,联邦的宗教歧视水平比其他欧洲国家低很多,几乎没有西欧国家猎巫的那种习惯,结果联邦有时在西欧被称为“无火性国”。一直到17世纪中叶为止,波立联邦出战时,一般打败了自己的敌国。

那么,问题是:如果事情这么好,波立联邦到底如何被划分破坏了?

其实说,18世纪末的波立联邦很类似于19世纪末的中国。这一点当然不是由我而想出来,光绪23年(公元1898年)康有为第一次提出了中波立政治状态的共同点。波立联邦的政治制度仅仅对贵族有利,对国王和普通老百姓却没有利。因为贵族在形成新法政策的影响有解决性,所以他们果然不会危害自己的利益。举个例子:国情特别严重,敌国的危险太大,征税才能救国。如果是专制主义的法国或者俄国,那没问题,政府一叫贵族纳税,他们就乖乖地纳税。不过,在“贵族民主”制度下,政府没有这种权力——贵族不愿意纳税,他们就不会纳税,哪怕国王反对这种行为的话,贵族不仅不会服从,而可能会翻倒国王,选举更依赖于他们影响的新一位来取代原来的国王。这就是波立联邦被分裂的最大一原因——政治情况乱七八糟,结果对敌国来说,干涉联邦内的事特别容易:腐败波立贵族到处都非常可见。18世纪中叶后,联邦里的最有影响的人物是普鲁士的和俄国的外交官。

政治制度尽管是一个问题,可并不是唯一的——波立联邦的经济一直以来非常落后。16世纪中叶建国时,西欧国家刚刚开始了自己的殖民扩张的过程,那时候对自波立谷物的需求非常高,结果这一时代对波立联邦的经济发展特别有利。可是,殖民扩张对西欧国家带来了不少社会性和经济性进步,对波立联邦却啥进步也没带来(因为波立基本上没有海军,波立贵族对殖民扩张也没有任何兴趣)。久而久之,自殖民地对殖民大国谷物的进口量大概满足了殖民大国对谷物的需求,波立谷物价值降下了很多。贵族的资本越来越少,结果他们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靠越来越大。这个现象引起了看起来好奇怪的一个过程: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随时间在西欧几乎已经都没有了,在东欧,尤其是波立联邦,却变得越发严格了。这样的话,贵族的收入提高了一些,可是农民对贵族的态度很快就恶化了。波立农民的大部分也不是天主教的波兰人或者天主教的立陶宛人,而是东正教的罗斯尼亚人(今日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祖先)。他们把波立贵族看作折磨老百姓的暴君,希望东正教俄国的沙皇会救援他们。17世纪中叶的农民起义(1648年的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引起了俄国的干预,波立联邦的领土越发减少了。那一时代也发生了与瑞典一系列战争,战争对波立联邦的影响难于置信地悲惨。结果,18世纪中叶时,波立联邦的城市还是又不多又不大,外野的农民却又很多又很贫穷。那时候,西欧市民的生活已经非常积极,创造资本主义市场基础的过程都完事了——同时,波立的市民非常少,他们对经济发展的了解从16世纪没有发生过任何演化。波立联邦的面积虽然还是很大,但国本非常落后。

不管上述的一切,像我已经提到了,波兰人和波兰教育制度对波立联邦的看法基本上是好的。大家都承认,联邦被破坏的命运并不是不可免的——话虽如此,这个国家肯定作为那时欧洲大国之一个。经济落后是落后,同时一直到17世纪中叶,波立部队很强,国内的情况虽然特别混乱,但是政治气候大概容忍不同的意见:很多西欧犹太人都移民到了波立联邦,南欧的新教徒也被流亡到了波立。从这一角度来看,波立联邦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其遗产在如今的东欧仍然非常可见,并不只是在波兰和立陶宛这两个国家。

目前,评价波立联邦的方式经常取决于评者的国籍。波兰人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波兰的教育制度提到波立联邦的缺点、解释其失败的原因,但同时强调其在波兰历史上的重要性。其他东欧国家人对他们历史上的那一阶段没有这么明确。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有一个争论:波立联邦内的立陶宛人到底是谁?立陶宛人说,《住在立陶宛大公国的人把自己叫做立陶宛人,所以果然是我们的祖先》而白俄罗斯人回答说,《那个时代住在立陶宛大公国的人都只说我们东斯拉夫语言,而不说你们这个波罗的语言,难道不是我们白俄罗斯人的祖先吗?》。在政府阶段上,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态度不一样。立陶宛政府把如今的立陶宛人看作波立联邦立陶宛大公国的继承人,可是觉得立陶宛大公国在联邦内的角色低于波兰王国的(像匈牙利在奥匈帝国里差不多),所以把波兰王国看作平和占领者——一般尊敬联邦的遗产,但不太热情。而白俄罗斯政府在亚历山大·卢卡申科领导下不喜欢提到白俄罗斯在联邦的历史阶段,他却更强调白俄罗斯人与俄罗斯人的关系,尤其是在苏联统治下。在卢卡申科看来,波立联邦表示西欧国家的影响——如果白俄罗斯教育制度强调这一历史阶段的话,白俄罗斯人可能开始反对白俄罗斯依赖于俄罗斯的那个现状,结果可能会威胁卢卡申科的统治(不过,最近几年以来这一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乌克兰人对联邦时代的态度也不明确,因为他们那时作为被强迫的农民,可是在与俄罗斯冲突中,乌克兰的国家主义者更强调乌克兰历史上“向西”的那个时代(因为波兰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从乌克兰人角度而言波兰就作为西欧的一部分——此外,波兰对乌克兰的危险没有俄罗斯的那么大),觉得联邦的记忆会协助乌克兰社会反对俄罗斯的宣传影响。

总只说,波兰人一般喜欢联邦。立陶宛人纪念联邦的历史,但后悔立陶宛大公国在联邦内的角色没有波兰的那么突出。白俄罗斯人一般不在乎(因为不知道历史)或者反对,政府一般反对联邦的记忆。乌克兰人一般觉得联邦对他们没有那么好,但比俄国和苏联的统治好很多。

“波兰立陶宛联邦”这个国名不能说错,但问题也不小,容易让今人对第一共和的政体与政治文化有所误解,甚至是引起一些毫无道理的类比:

  1. Rzeczpospolita 在“训读”原意和古今波兰语实际使用层面上,都和“联邦”无关
  2. 实际用词上,波兰与立陶宛的并列并不重要。到了第一共和末年,一个包括了立陶宛的单一波兰民族想象,已经成为了主流。这与奥匈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3. 现代汉语的“联邦”和现代英语的“Commonwealth”都可以是君主制国家(也就是作为共和制反义词的君主制),这就多少回避了早期近代波兰国家的共和属性,尤其是其政治文化对古典共和主义思想的有意模仿。
  4. 联邦这个说法暗示了一种分期:“1569年卢布林联合之前,两国是雅盖隆王朝之下的 Personal Union,卢布林联合后,两国才完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合并”——这并不太符合当时人的观念。

Rzeczpospolita 的词义辨析与实际使用

Commonwealth在现代英语里最多见的用途是指【以英王为共主的】英联邦,但其字面意思却与“联邦”无关。这个词首先是对拉丁语 Res Publica(“公共事务”/共和)的逐字翻译/“训读”,与强调多个政治体联合的联邦/Federation毫无关系。波兰语的 Rzeczpospolita 也是如此(以下出自维基词典):

rzecz

Inherited from Proto-Slavic *rěčь (“speech”). Compare Slovene reč (“thing”), Belarusian рэч (reč, “thing”), Ukrainian річ (rič, “thing”).

  1. thing
  2. (rare, in set phrases) matter Nie w tym rzecz. ― That's not what I mean.
  3. (obsolete) speech, conversation

pospolity (not comparable)

  1. common (found in large numbers or in a large quantity) synonym
  2. ordinary, common synonym

在现代波兰语中,Rzeczpospolita 只用于波兰历史上存在的三个共和:早期近代波兰国家为第一共和,战间期的波兰称第二共和,东欧剧变后光复的现代波兰则是第三共和。至于其他非波兰的共和国,用的都是“音读”的 Republika

有一点和现代波兰语不同的是,第一共和时代的 Rzeczpospolita 经常可以指代贵族公民全体,而不一定是抽象的国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到18世纪末,受启蒙运动影响的波兰思想家不太愿意用 Rzeczpospolita,因为 Rzeczpospolita 这个词被认为与贵族公民的联系太深,而启蒙家们多少认为公民权应延伸到贵族以外的市民和农民。因此,他们更青睐看似中立的“波兰” (Polska) 来取代老式的 Rzeczpospolita。[1]

正式国名层面上,“波兰-立陶宛”共和国/联邦都是不存在的。派驻波兰的外国大使,关于其派驻对象的描述,普遍是 Le Roi et la République de Pologne。另外到了18世纪,立陶宛上层在语言与民族认同上已经高度波兰化了,对他们来说自称波兰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19世纪的民族主义诗人密茨凯维奇的名句“立陶宛!我的祖国,你像健康一样!只有失去你的人才珍视你。”这一句,实际呼唤的是作为旧波兰共和一部分的立陶宛。成长于维尔纽斯的毕苏斯基,信奉的也是这种旧式的波兰联邦民族主义。独立于旧波兰的现代立陶宛民族主义,要到19世纪末才在农民出身的学生中出现。[2]

至于“两民族共和国”Rzeczpospolita Obojga Narodów 这个说法,确实有过,但用的不算多。五三宪法中,“民族” (naród) 出现了31次,其形容词 narodowy 出现了11次,其中只有4次是复数形式。“两民族”这个提法都没在正文中出现,只是在瑟姆在次日通过的一条关于宪法效力的补充性宣言中才提到了一次。至于“立陶宛”在国名中与波兰的并列,就只有在宣言部分才出现了“在波兰王领与立陶宛大公国的领土上”。除此之外,“立陶宛”就只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开头一大串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君主头衔中;另一次是在确认各先王授予贵族公民的所有权利的段落中,列举的先王包括了“立陶宛大公维陶塔斯”。相比之下,Polska出现了6次,Polski出现了11次。可见到了第一共和末年,一个吸收了立陶宛的单一波兰民族想象,已经成为了主流。[3]

补充一下立陶宛的波兰化过程:本来在与波兰绑定前,立陶宛就征服了许多罗斯地区,立陶宛上层因此就高度罗斯化,大公国的多数人口也是东斯拉夫人。一直到1697年前,立陶宛的法律与行政语言都是罗斯语。(国教是拉丁基督教,官方文字却是西里尔字母,立陶宛大公国是个孤例)。这种罗斯语(他们就是称之为ruski)与白罗斯口语相差甚远,带有很多教会斯拉夫语的要素,后世称之为 Chancery Ruthenian。当时的白罗斯口语则被称为“立陶宛语” (Litovskii),相应的,乌克兰语被称为“沃林语” (Volynskii)。[4]至于我们现代人所说的波罗的语系的立陶宛语,基本龟缩在今立陶宛沿海的萨莫吉希亚地区 (Samogitia)[5],大体是农民语言,直到宗教改革时代才被新教传教士给书面化,而最后一个会讲它的立陶宛大公已经是15世纪的卡齐米日四世了。也无怪乎近代不少白罗斯民族知识分子认为“立陶宛大公国本质上是个白罗斯国家”。后来随着波兰文化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冲击下越发繁荣,立陶宛的官方罗斯语地位尴尬,既没有足够的“高级”文化产品支撑,又因为受教会斯拉夫语影响太重,与民间口语相去甚远。外加17世纪立陶宛被莫斯科与瑞典的数次入侵重创,立陶宛上层的语言开始波兰化。当然政治认同层面上的波兰化还要更早一百多年。

老派的英语教科书和历史地图,对第一共和的标记普遍是 Republic of Poland,近几十年来,“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Poland-Lithuania”才取而代之,甚至还反过来进入了波兰人自己的历史叙事中。我猜这可能是出自英语史学近三四十年来的“帝国转向”,即解构民族主义史学叙事,发掘前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正面要素,再将第一共和类比成奥匈这样的多民族君合国。Poland-Lithuania 这个格式我怀疑都是学的 Austria-Hungary Empire。熟悉新清史的各位想必对这种思路不太陌生。但波兰与立陶宛的整合远比奥匈紧密太多,绝不仅仅是共主了,而是共和主义政治文化下的深度整合,在政治理念上更像是民族国家(尽管这个民族多数时候局限于什拉赫塔)。反观奥匈,连议会合并都没有,很难想象在没有哈布斯堡的情形下如何维系,属实毫无碰瓷资格。更何况,第一共和又不是只有波兰与立陶宛两个民族,还有王冠普鲁士[6]的德意志市民,东部的罗斯农奴与哥萨克,北部凯特勒家族统治的库尔兰公国等等。“波兰-立陶宛”这个名字,既可以说他太长了,掩盖了波兰共和主义政治文化下的整合出的单一政治民族,又可以说它太短了,忽视了波兰与立陶宛之外的许多民族与政治体。[7]

总之,Rzeczpospolita 在“训读”原意与古今波兰语实际使用层面上,都和“联邦”无关,就是单纯的共和,这是质疑“联邦”一词最浅显的一条论证。而在国名的使用中,无论是简称还是正式文书,立陶宛的并列都没有那么重要。但还有一层原因,这是英语Commonwealth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现代汉语的“联邦”和现代英语的“Commonwealth”都可以是君主制国家(也就是作为共和制反义词的君主制),我们现代人在使用“波兰立陶宛联邦”这个称呼时,就多少回避了早期近代波兰国家的共和属性[8]。这种回避是极其不可取的。“贵族共和”不只是后世的史学总结,古典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共和主义思想直接指导了波兰第一共和的政治实践,不承认这点就根本无法理解波兰第一共和的政治文化。

PS1: 我虽然把“第一共和”这个说法日常挂在嘴边,但这也不代表我就认为“第一共和”是个历史学意义上的完美称呼。这个说法显然带有过分浓重的现代波兰民族主义色彩,我也承认我是出于我个人意识形态审美而这么说的,这点我没什么好隐瞒的。

PS2: 如果硬要给 Rzeczpospolita 找一个汉语对应词的话,兰芳用的那个“公司”可能是个说得过去的选择。首先“公司”比“共和”更接近 res publica 的原意:“公”(共)的(管理事务的)机构/“司”,还与 Rzeczpospolita 颇有同样的训读感;其次,兰芳公司能被广为人知,本就是靠清末皇汉与梁启超发掘中华民主共和传统语料。而 Rzeczpospolita 在现代波兰语中的用法,同样也在暗示波兰的特色共和主义传承。如果兰芳的规模和影响再大一点,“公司”成为汉语对republic的标准对译(而非指称商业组织),似乎也完全可能。唯一的缺点是,早期近代波兰共和主义直接引用了古罗马政治哲学与文艺复兴时代的共和主义思想,而当时的南洋华人显然没有可与之相提并论的理论思考。[9]

波兰与罗马:共和国中的君主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共和/Res publica 的原意并不是君主制的反义词,而是“公共事务”/“公共福祉”。下面这段出自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其对西塞罗的转引很能说明问题:

【奥斯定转述西塞罗】这个问题得到充分的考察之后,西庇欧接过了话头,回到了他那被打断了的讨论,然后回顾和评论了他给共和作的一个简单的定义,他说,共和就是“人民之事”(rem popull)。人民(populum)指的并不是所有人和大众的集合,而是按照对“正义”(iurris)的认同和对共同的利益集合起来的团契(sociatum)。然后他在对话中展示了他的定义的好处,从他的定义中推论出,作为人民之事的共和是,要么通过一个国王,要么通过少数贵族,要么通过全体人民,达到善好和正义的治理。如果国王是不义的,按照希腊的风俗,他把这称为僭政;如果那些贵族不义,那他们的团契,他说就是宗派;或者如果人民本身就是不义的,他没有谈到一个常用的名字,不过他把这也叫做僭政。这样,这个共和不仅像他头一天论证的那样充满问题,而且,按照他说的这个定义中所包含的道理,这共和就不存在了;因为凡是不是人民之事的,就不能算是共和,僭政和宗派掌权的自然不是,而当人民自身变得不义的时候,他们也不能算作人民,因为按照人民的定义,他们不是由对正义的认同和共同的利益组合起来的大众的团体。[10]

可见,西塞罗理解的共和定义是,人民通过各种政体(包括君主制),实现“善好和正义的治理”。共和的真正对立面是“不义”,而不是君主。

君主制与共和制的对立二分法,是从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发端,到法国大革命时代才稳定建构起来的。这种观念甚至连奥古斯丁这样的晚期古典时代的罗马人自己都未曾有过,同样也不适用于早期近代波兰。罗马人并不会像现代人那样,把罗马史分为“共和制”和“帝制”时代。他们当然知道在凯撒与奥古斯都时代,罗马的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他们的认知是,此前是“执政官统治” (consulatum),此后是 imperator/basileos(当然也经常简称Rex)。不会说认为什么此前是“民主共和”,此后是“君主专制”,共和国的最高元首当然也可以是君主。而从执政官统治转向君主统治的目的,是为了重振罗马共和国:

然后罗马共和国就完全陷入了这些卑下的坏事,一片歌舞升平,于是道德堕落,成了罪恶的渊薮,我们看到,迦太基被迅速毁灭所带来的伤害,比她长期威胁带来的还要大。这个时代一直持续到恺撒·奥古斯都时期。看起来,奥古斯都以各种方式取消了罗马人的自由,但在他们眼里,这自由已经没有什么光荣,成了充满争斗、灭亡、灾难和颓废的自由。奥古斯都要恢复帝王的独断,这样就可以改革罗马共和国,给她那衰老羸弱之躯恢复健康。[11]

罗马社会的共识是,帝位是公职而非私产,皇帝是罗马尼亚的最高公职,而非拥有罗马尼亚。相应的,Imperium 这个词最初指的是君权,而“帝国”/这个说法,或者说以君主头衔定义国名国体的用词观念,完全是出自法兰克君主的装逼需要[12],根本不存在于任何时代的罗马政治文化。[13]

因此,罗马人根本不介意你们法兰克酋长自称皇帝,Imperator 或者 Basileus 这个头衔用在外国君主头上没有任何问题。但罗马人的思维无法理解法兰克君主为何硬要自称罗马皇帝。他们认为罗马皇帝是罗马民族的皇帝,法兰克民族当然也可以有自己的皇帝,但法兰克皇帝非要自称罗马皇帝,甚至还觉得imperator这个头衔一定要和罗马绑定才行,这就完全与罗马人自己的观念不在一个维度上了。

相应的,罗马政治文化下的王朝,也只是 de facto 的存在,而非 de jure。家族世袭充其量只是一种事实状态,远非深入人心的天经地义。没有坚固的世袭正统观念支撑,罗马的王朝也因此普遍短命。波兰第一共和也是类似的,波兰人本来就不认为任何家族有与生俱来的统治权力,不似留里克之于罗斯,盖蒂米纳斯之于立陶宛。雅盖隆王朝能持续相对长一些,主要是因为波兰人只是因为执迷于与立陶宛的联合,才愿意选立陶宛王族的后裔称王,否则波兰人完全可以选一个马佐夫舍或西里西亚的皮雅斯特小公爵称王,或者像后世那样,选一个北欧或神罗诸侯。也正因如此,雅盖隆王朝绝嗣后,再没有任何三代以上的王朝。

再来说一下意大利版的共和/君主二分法是怎么来的。在1420-1450年间,北意城邦出现了两个阵营:以威尼斯-佛罗伦萨同盟为首的寡头城邦,和君主制的阿拉贡-米兰同盟。对支持威尼斯与佛罗伦萨寡头体制的文人来说,要用一个文雅的称呼抬高自己的地位,oligarchia 显然在拉丁文语境下不是什么好词,“公社”/commune 又有太浓的中世纪味道,那么 res publica 就成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自称xx共和国,把对面的米兰与阿拉贡称为xx王国,这种说法自此出现。

对面米兰和阿拉贡的文人自然也感受到了对面这种文字游戏的压力,他们也写过不少文字自辨,如这篇《论真正的共和》/De vera republica

也许你会对我的这种表达感到惊讶,因为迄今为止,博学而严肃的人都将[凯撒之前的]罗马共和国描述为真正的共和国,你会问我的这一假设从何而来,以至我敢于反对所有这些人 。 但你(读者)可能会想到,君主是真正的共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些传统君主制论点]…即使我似乎有点偏离普遍观点,我相信我没有偏离真理之路。

“互斥型”与“缝合型”的共和定义的并存,直至17世纪仍然存在,“互斥型”的英国共和主义者Algernon Sidney这么总结对面的观点:

Our ancestors thought the liberty and welfare of a great nation was of too much importance to be suffered to depend upon the will of one man. . . . If a Commonwealth signifies the common good, in which sense it hath in all ages been used . . . and which Bodin puts upon it when he . . . calls [France] a republic, no good man will be ashamed of it. . . . It is strange how the word should so change its signification with us in the space of twenty years. All monarchies in the world that are not purely barbarous and tyrannical, have ever been called Commonwealths. . . . And in our days, it doth not only belong in Venice, Genoa, Switzerland and the United Provinces . . . but to Germany, Spain, France, Sweden, Poland and all the kingdoms of Europe.

这位自居正统的共和主义者显然认为只有威尼斯、热那亚、瑞士与荷兰才配称共和,令他不满的是,有些王国,如德意志、西班牙、法国、瑞典、波兰,甚至任何不是完全野蛮统治的君主国,都能僭称共和。第一共和时代的波兰人显然不这么想,威尼斯和英国、荷兰一样,是治理良好的自由国家典范。直至五三宪法起草时,主笔们参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个共和政府——英国与美国”。彼时虽然法国大革命已经逐步激进化,但路易十六仍然在位,尚未有极大激化的保王派与共和派的对立,那种能让英美同称共和的混合型共和理念,还尚存最后一丝空间。

本段主要参考自:

Exclusivist Republicanism and the Non-Monarchical Republic

The Byzantine Republic:People and Power in New Rome

混合政体

要理解上文提到的旧共和概念,不仅要分析历史语义,还得了解那时盛行的混合政体理念。这里先引用原典,对混合政体学说做一简单总结:

正常形态(善治)堕落形态
一人统治王道之制僭主之制
多人统治贵族制寡头制
群众统治Politeia/Res Publica民主制

最早的罗马吹,波利比乌斯,如是吹捧斯巴达的政体:

君主制的内在缺陷是专制,贵族制的内在缺陷是寡头,民主制的内在缺陷则是暴力性的野蛮统治;正如我在前面所说,最终,每一种政体都不可能不褪化成其败坏的形态。莱库古预见到了这种情况,因此,他没有把自己的政体单一化和均质化,而是结合了最好政体中的所有优良特征和独有特征,以至于它没有任何一种过头的原则,也不会转化成与它相关联的缺陷。相反,每一种政体的力量都中和了另外一种政体的力量,因而,它们都不会压倒和超过另外一种政体,换言之,这种政体会在很长时间内,像一艘平衡船一样保持一种平衡。君主制通过对民众的恐惧(民众在政体中占据充足的份额)以使其免于傲慢;另一方面,出于对元老院 (Gerusia) 的恐惧——元老院的元老都是从最好的公民当中挑选出来的,他们所有人一直以来都坚定地站在正义一边——民众也不会蔑视国王。出于对传统习惯的尊重而处于最不利的一方,会因为拥有元老院的支持和影响而最终赢得权力和分量。结果,通过莱库古所建立的政体,斯巴达比有历史记载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长时间地保存了自己的自由。[14]

第一共和的权力结构也对应了混合政体理念:

古典罗马波兰第一共和
君主制要素执政官
贵族制要素元老院瑟姆上院/参议员(教俗高官构成,其职位一般由国王指定,但不能罢免)
民主制要素公民大会瑟姆下院/全体什拉赫塔(各省选举2-6名代表,外加一些自治城市整体,各自作为拟制的一名贵族,派员参会

有意思的是波兰人对威尼斯共和国的看法。在面对威尼斯人时,波兰人自豪于自己君主的威严与尊贵,是真正的君主。相反,威尼斯总督只是一个“拿薪水的首席元老”。相比之下,是波兰更符合混合政体的原则,也因此更配得上“共和”的名号。波属普鲁士文人 Christoph Hartknoch 如是说:

与威尼斯不同的是,我们的波兰国王不只是拥有威严的头衔,而是拥有君主真正的威严和尊崇,而威尼斯议会则由富有的长老和贵族组成… 许多人认为威尼斯共和国不是共和,而是纯粹的贵族制,我们的共和国显然不是如此。[15]

贵族公民/Szlachta

我们在汉文语境下理解的“贵族”一词,一般常与“爵位”联系在一起,文官讲“品级”,贵族讲“爵位”。而按照经典马学理论,贵族又与土地所有权联系在一起,贵族约等于地主,准确的说,是那种收取劳役或分成地租,而疏于精细管理的前资本主义的纯食利地主。波兰人的贵族公民概念与这二者都颇有距离。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土地与爵位对贵族资格来说,既不充分也不必要。

波兰贵族没有爵位,所有贵族都是互相之间平等的公民,自然不能用爵位区分高低贵贱,例外是罗斯与立陶宛王族后裔(留里克与盖蒂米纳斯)可以称kniaz。某些想要装逼的贵族会去找哈布斯堡买神罗的头衔,这当然是被共和主义文人所不齿的。

不过爵位的缺位也不止是出于共和主义思想,还要考虑到中世纪波兰封建制的特色。中世纪分裂时期的波兰,军事义务的分配方式倾向于扁平化,以个体采邑为主,没有形成西欧那样的等级分封制度,随着贵族征召兵在战场上被逐步淘汰,贵族们也逐渐获得了类似现代民法概念下的土地所有权,可以自由分割买卖。波兰西部一直奉行男性均分继承,这更抑制了寡头显贵的形成。大波兰的有地贵族一般人均只拥有一两个村,甚至许多个体农奴的劳役都能被好几个贵族给拆分,更不要说众多的无地与租佃贵族(这种约束在东部就要弱很多)。另外,贵族血统是贵族的唯一标准,不会因为继承与土地分割而有任何降等。由此波兰产生了全欧洲人口比例最高的贵族群体,大概能到全国总人口的6-8%。最为夸张的是马佐夫舍(马佐维亚),这个比例能到24%。[16]波兰西部甚至出现了贵族村 (zaścianki),全村人都是贵族,由于普遍贫困,贵族村普遍远离大路。尽管如此,这些贵族仍然执迷于自己的特权,既不愿臣服于其他富裕贵族,也不愿和农民混在一起,所以就独立建村。但在东部,因为独立于立陶宛王族的贵族群体很晚才产生,长子获得独一继承特权也更容易,贵族比例就低得多,可能只有1-3%,寡头绵延数十里的地产就不鲜见了。

支撑平等主义信念的不止是庞大的贵族数量,还有萨尔马提亚起源神话。波兰贵族认为自己的权利与自由源自萨尔马提亚征服者,因此既有别于被征服民族后裔,即农民与市民,也由此在王权面前有特殊的权利:

对这种征服战役的记忆可以为一种原始的贵族平等主义提供一个创立令状。如果一个政策的形成阶段被描绘成一项危险的事业,所有的参与者都分担风险并赌这项事业能有收益,那么征服者的后裔就能够通过诉诸这种原初的联合事业来抵制来自君主的压力。[17]

(我很怀疑这种思路是从匈牙利偷来的。匈牙利同时代也有类似的西徐亚起源传说。至于与自己语言相通的农民,他们则认为是被剥夺公民权的逃兵后裔。[18]波兰政治文化中还一个概念Rokosz也是来自匈牙利。Rokosz在波兰语语境中是指对君权侵犯自由的合法武装反抗,语出布达城外的Rákos平原,是匈牙利贵族议会的聚集地。想必波兰贵族肯定对匈牙利贵族与国王的斗争与妥协颇有了解)

萨尔马提亚服饰一般由长袍背心kontusz与丝绸腰带żupan组成。图为韦廷王朝的奥古斯特三世。身着萨尔马提亚服饰显然是因为国王试图获取老式波兰共和主义者的支持。
18世纪受西欧启蒙思想的波兰改革派贵族,就不会喜欢萨尔马提亚风格。图为末代波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

以上这些理念看上去很古典很斯巴达:罗马法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公民内部平等一致对外,超高比例的拥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等等,不过另外一些中世纪思想元素也不可忽视:什拉赫塔无论再穷都自视为拥有土地的持剑贵族等级,有别于市民、农民、教士(而不像古典社会一样相对于奴隶与外邦人)。这可以说是一种超越生产关系的阶级意识:什拉赫塔是公民,但同时也是欧洲等级社会语境下的贵族。

这里可以引用两个例子。一个是17世纪政论家Andrzej Maksymilian Fredro关于军事改革的论述,他认为:与荷兰和王冠普鲁士的德意志市民相反,高贵的萨尔马提亚战士不会躲在堡垒墙和城市壁垒后面。“斯巴达人甚至不允许他们的城市有城墙,因为他们希望靠每一个公民——而不是其他防御——来保护他们” 。 他认为,君主制有衰落为专制主义的倾向:城市和城墙使专制者能够加强对其人民的压迫。 [19]在所有兵种中,他拥护骑兵,因为步兵操典体现的是绝对君主对个人身体的统治,而骑兵才能更好的体现贵族精神。[20]很经典的近代欧洲贵族观点。

(这个背景应该是对大洪水时代的反思。当时瑞典军队横扫了缺乏城防的大波兰地区,唯独拥有先进城防的但泽久攻不克,在波兰人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许多波兰人此时可能是主张加强塞防。但且不说是否真的有用,大波兰多数城市也没但泽那样的财力建设维护城防。)

但泽城防

另一个例证是五三宪法创制前后关于市民政治权利的争论。当时出现了很强的市民争取政治权利的声浪,使得一些保守贵族很警惕,让他们联想到同一时期法国的第三等级运动,还有1789年2月瑞典国王发动的政变,当时古斯塔夫三世联合国会中的教士、农民、市民等级,废除了绝大多数的贵族特权。许多保守派阴谋论认为波尼亚托夫斯基亦有此意。[21]

克拉科夫的市民代表则回应称,他们希望什拉赫塔能“给没有祖国的人一个祖国,让更多人一起保卫自由,抵御寡头与王权的威胁。”波尼亚托夫斯基支持市民的主张,但又不希望贵族觉得他是在拉拢市民搞绝对主义。他于是引用了丹麦1660年王室政变的例子:丹麦贵族队伍太小,很容易就被收买分化,逐个击溃了。所以要扩充自由人的队伍,更好地保卫自由。[22]

1569年的分期真的合适吗?

玩过《欧陆风云》系列的都应该知道,Personal / Dynastic Union ≠ 国家间的合并。当然这也不完全是P社的天才发明,【共主联合】与【国家间体制性的合并】的区分,是被19世纪的法理学家系统讨论过的问题,P社只是通过游戏机制体现了这种概念。按照这种二分法,共主联合的两国之间,互相只是共有一个君主,两国的政治机构、法律、国际法主体资格还是互相独立的。只有以上这些要素合二为一时,才能真正说两国完成了合并。换句话说,就是 personal 和 instituional 的区别。由此现代历史叙事推导出了一系列合并成立的时间点:1569年卢布林联合成立波兰立陶宛联邦,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成为大不列颠,1714年卡斯提尔与阿拉贡合并成立西班牙等等。

但这般斩钉截铁的区分两种联合,并确立一个断裂性的时间节点的做法,并不能完全体现古人的各种复杂观念:比如,早在雅盖沃的年代,就有相当一部分波兰人认为,雅盖沃与雅德维嘉的婚约(克雷沃合约)就已经确认立陶宛并入波兰的事实,后来还授予了47家立陶宛贵族以波兰的贵族公民权。但同样的一批立陶宛人,时不时出于自己的利益,声称立陶宛大公领地依然独立于波兰王领,但他们也接受,两国君主的选举都必须互相征得对方同意。而要是去问雅盖沃与维陶塔斯,他们也未必说得清楚到底合并有没有完成,甚至他们自己就有意在玩模棱两可的文字游戏,以巩固自己在两国的世袭权利。

用一个法学上的比方来说,克雷沃合约,也就是雅德维嘉与雅盖沃的婚约,可以理解成“购房合同”,也就是【承诺两国合并会在二人成婚后完成】。但事实是两国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做“网签”/不动产权转移登记,也就是双方官宣正式合邦,君主和双方议会再签一份文件,以完成时态确认合并已经完成。于是情况就成了买家宣称对房子的物权(宣称两国已合二为一),卖家打太极,有时承认,有时则不承认。最终出现了特殊情况,卖家不得不在1569年完成了网签。卢布林联合中关于两国合并的表述,确认的是“已经”合并,而非现在时态,可谓是别有深意。

(卢布林联合的第一原因是立陶宛面对莫斯科入侵,需要波兰的支援,也因此需要向波兰妥协,最主要的是议会合并。第二是齐格蒙特二世无嗣,两国需要确定未来雅盖隆王朝纽带消失后的双边关系。)

至于法律上产权到底是何时转移的,也就是说两国究竟是哪一年合为一邦,其实不太重要了。当事人自己都糊涂,甚至是有意糊涂,今人也没必要替他们清醒。硬要深究的话,神罗被废前的哈布斯堡领地也没有理由被视为一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议会直到哈布斯堡王朝终结都没有合并过,那为什么所有历史地图与策略游戏都把1526年后的哈布斯堡奥地利与匈牙利领地画成一个国家?为什么波兰与立陶宛直到1569年才算?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或许可以激进点说,我们确实说不清第一共和是何时“成立”的。

(本段主要受启发自 The Oxford History of Poland-Lithuainia, Volume 1: The Making of the Polish Lithuanian Union,1385-1569)

前置阅读:

关于罗斯化的立陶宛大公国,以及皇俄史学对其挪用,可见下面这篇:

关于罗斯与俄罗斯的词义辨析(文字游戏),可以看:

关于混合政体学说的衰落与主权理论的兴起,可见

参考

  1.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Concepts and Ideas,第一章末尾(epub,没法标页)
  2. ^ 《民族的重建——波兰、乌克兰、⽴陶宛、⽩俄罗斯:1569—1999》,第1-2章
  3. ^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Light and Flame; p261
  4. ^The Change of the Name of the Russian Language in Russian from Rossiiskii to Russkii: Did Politics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It? p79-80
  5. ^立陶宛语:Žemaitija,意为“低地”
  6. ^当时波属普鲁士的德意志市民一般称本地区为“波兰普鲁士”,以区分于霍亨索伦领地。“西普鲁士”是霍亨索伦王朝占领后创造的概念。参见The Other Prussia: Royal Prussia, Pland and Liberty, 1569-1772. p4-5
  7. ^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Light and Flame; p15
  8. ^这个说法是受Robert Frost的线上讲座的启发
  9. ^关于婆罗洲华人公司的历史,可以看去年的新书《消逝的华邦:西婆罗洲华人政权的兴亡》,我这篇回答摘抄了相关的一段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2008587/answer/3005150137
  10. ^《上帝之城》卷二,21.2,此处参考吴飞译本,下同。由于西塞罗的《论共和国》多有残缺,故在此转引。
  11. ^《上帝之城》卷三21
  12. ^Romanland: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Byzantium, p199-203
  13. ^至于东罗马的情况,在拉丁希腊文化交流中,politeia 与 Res Publica 逐渐被互认为对方的标准翻译。Politeia这个词在前罗马时代的希腊语中最初多指“政体”,也就是君主制/民主制/寡头制之类的。这个词在中世纪希腊语中成了罗马人对“国家”(尤其是自己国家)的称呼。由此可以说,中世纪的罗马尼亚依旧是 Res Publica。
  14. ^波利比乌斯论混合政体:«通史»第六卷全文迻译 波利比乌斯   杨之涵 译« 北大法律评论» (2018)第19卷·第1辑
  15. ^The Other Prussia, p100
  16. ^Elective Monarchy in Transylvania and Poland-Lithuania, p20
  17. ^《欧洲的创生:950-1350年的征服、殖民与文化变迁》p122
  18. ^The Realm of St Stephen, 章节“The order of nobles"末尾(epub无法提供页码)
  19. ^The Other Prussia, p60
  20. ^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and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p45
  21. ^Light and Flame, p232
  22. ^Light and Flame, p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