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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喔...」你對父母也是AI式回應嗎？當代青年善待父母指南

(來源：Dreamstime)

撰文者：塔門

獨立觀點 2021.02.24

摘要

1.當代家庭關係既傳統也現代，注重家庭、同時也關心自己的需求，金錢和情感無法分割，孝順與獨立自主夾雜在一起。

2.想善待父母，可以從和爸媽聊天擺脫制式回應開始，增加彼此生活參與感；並在感到過度關心時，勇於說出自己的不舒服。

當你過年回家，兩天之後開始和父母互相嫌棄，告訴自己要克制，但最後又沒忍住吵到歇斯底里。終於要離別時眼見他們衰老的模樣，又感到愧疚。

當代家庭關係確實令人頭疼。

既傳統、也現代，想獨立但無法獨立，注重家庭、同時也關心自己的需求，金錢和情感無法分割……中國家庭的種種錯位感與違和感既在我們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緒中反映，也讓學者感到麻煩，社會學學者計迎春新造一個名詞「馬賽克家庭主義」（編按：父母和成年子女相互依賴，親密共生），專門表示它的雜糅性。

所以，現在年輕人和父母的關係怎麼樣？在人們主張獨立自主的當下，孝道還是可以提倡的嗎？

1.這是一代不孝的年輕人嗎？

這是第一代普遍敢於說出不舒服的年輕人。

他們敢於表達對父母的愛恨交加，讓個體與家庭的衝突凸顯出來。拿到話語權的年輕人往往迫切地想要「做自己」，他們把自己的不幸歸因給「原生家庭」，質疑關於父母身份的資格，討論父母是否應該「持證上崗」（編按：原意為到工作崗位任職），反思「喪偶式育兒」（編按：主要指父母一方長期外出早出晚歸等，與孩子的接觸較少，孩子的教育成長缺乏一方的情感支持）導致的父愛缺失。

不過，想要獨立的年輕人很可能會沮喪地發現自己很難擺脫父母的影響，對遭遇「房價壓過所有事，成為壓在身上最大的山」的當代年輕人而言，「啃老」成為唯一正確的生存狀態：代際之間的「經濟境遇」差距越來越大，年輕人不得不把父母當作後盾，DT財經2021年的分析發現，一個普通人平均要工作115年，才能在深圳買下一套80平米（編按：24坪）的兩房居所，而在北京、廈門、上海，也都需要65－71年不等的時間才能做到。世邦魏理仕2016年的報告稱，22－29歲的中國已購房者中，有2／3由父母資助買房。

這個現象不僅出現在中國，在西方，房子、養老金及大學教育也正變得奢侈。與中國的「六個錢包」相似，「父母銀行」（Bank of Mom and Dad）的概念同樣困擾全球的親子關係。根據《經濟學人》的報導，六成35歲以下的英國購房者從父母那裡獲得經濟資助，「父母銀行」支出連年激增，如果聯合起來，它是英國第11大抵押貸款人，美國的第7大貸款人。

對很多有子女的中國年輕人來說，問題更加直觀：沒有學區房，後代接受義務教育的機會就會受限，這幾乎預設了一個前提：絕大多數人都只能通過某種方式解決這個問題，而這種方式就是啃老。

這種被製造出來的兩難處境，《南風窗》一篇文章把它歸結為：年輕人沒有其他選擇，「啃老」變成一種制度設計。許多現實和規則在倫理上默許了啃老的正當性，在制度上鼓勵甚至鞏固了啃老的選擇。

學者石金群用「自主而不獨立」概括年輕人對父母普遍矛盾的心理體驗：既想獨立，又要扮演家庭裡承上啟下的角色；既考慮個人利益，又得考慮道德責任；既愛對方，又不得不為此付出代價、承受精神壓力；既渴望行動自由，又期望得到家庭制度的支持。

於是，「啃老」成為「房間裡的大象」，人人知道，但不再有人說起。

類似地，「拼爹」（編按：台灣稱靠爸族）「巨嬰」（編按：此為描述心理不成熟的成年人）「小皇帝」（編按：在中國泛指獨生子）這些詞受冷落，並不是因為它們本來所諷刺的問題得到了解決，而是選擇越來越少的今天，再把這些道德批判意味放上檯面，會讓人想反問，「那不然怎麼辦呢」。

2.父母為什麼越來越難當了？

現在社會評斷一個人是不是孝順，往往是從個人得失考慮的。比如對一個被拋棄、被虐待的孩子，人們很難苛求他長大後對父母盡孝。反過來，父母的付出常常能驅動內疚的心理，讓我們覺得應該有所回報。

愧疚是一代人的情緒。

（編按：中國）1980年代起《父母必讀》雜誌率先推廣一系列準則，從孕產、營養、護理到疾病預防、教育心理，目的是培養健康優秀的兒童，到了現在仍有大量行為指導書籍，詳細規範父母的教育方法。早教、嬰兒游泳、托兒所、奧林匹克數學班、程式設計課、鋼琴書法……教育焦慮延展到「全民雞娃戰」（編按：望子成龍，不斷安排各種學習與才藝的行為）的當下，全職媽媽、陪讀媽媽和科學母職（編按：兒童健康與發展的科學醫學研究，介入母親的育兒知識與行為）、密集母職（編按：一種性別模範，迫使母親不得不將大量的時間、精力與金錢用於養育孩子。）在城市中產間普遍起來。

成就導向下，一邊是延續中產地位、賣力讓孩子有爹可拼的父母，一邊是從小計算KPI的孩子。對多數獨生子女來說，從小到大與父母緊密捆綁、共同對抗壓力，他們越來越難想像，除了三口之家，還有什麼地方能夠提供這麼強烈的歸屬感。

但事實上，很難說清育兒焦慮是父母主動選擇的，還是社會壓力下被動的、對應刺激的掙扎反應。經濟學家馬蒂亞斯·多普克和法布里齊奧·茲里波提在《愛，金錢和孩子：育兒經濟學》中揭示的規律是：社會越平等，教育回報率越低，父母對孩子越放任。

換言之，在社會離平等化很遠的前提下，父母的職責不會減輕。

社會學學者沈奕斐所著的《誰在你家》則指出父母在子女婚後依然要作出犧牲的必然性。西方家庭大多是夫妻一方放棄職業，或雇傭保姆，或依託社會機構和福利制度，但在中國，保姆和社福制度存在大片空缺，年輕夫婦只靠一方收入也很難養活一家人，而最終為年輕人「兜底」（編按：意近於當靠山）的就是父母。這些父母被稱為「第二個妻子」：他們接下一般屬於家庭婦女的負擔，做掉絕大部分家務，放棄絕大部分權利。

其大背景是，1990年代以來，國家逐漸從私人生活撤離，對個人承擔「從搖籃到墳墓」無限保障義務的單位制（編按：中國對公職人員採取「供給制」的模式）的式微，此後撫育和養老的責任重新下放家庭。中國人尚未徹底脫離前現代的孝道，就又在後現代的風險壓力下和家庭的關係變得更緊密，首爾大學中國研究所所長張慶燮將此稱為「壓縮型現代化」。

這也是80、90後成長的時期，他們對父母有責任感，同時高度依賴他們，大小事都由他們操辦，以致於連離婚官司也由父母主持，年輕夫婦各自坐在一邊玩遊戲、睡覺。指出這個現象的人類學家閻雲翔認為這是自然而然的，「在幾乎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整整一代的中國青年回到了家庭組織的避風港，尋求父母權力和權威的保護以及由此帶來的安全感。」

這也是閻雲翔說的：在80後、90後那裡，他們對孝道是真誠的。他們的生活壓力很大，一方面他們想要「孝」，但實際上，他們又做不到。因為對人脈、房子的需要，他們的確也需要父母的支援才能生活下去。這種內心的糾結是時常伴隨他們的。

3.在當代，盡孝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們怎麼盡孝？

在目前的養老體系下，老人的生活起居主要由家庭來承擔。撫育也一樣，市場經濟將教育、住房等事項推向市場，加上年輕人工作養家的壓力越來越大，照料孩子的重任只能轉嫁到老人身上。

在2016年，一份面向全國的調查試圖找出新的孝道觀念，對於「當前盡孝最應該做什麼」這個問題，6677人的結果是：尊重長輩（36.7%）；贍養老人（36.1%）；事業成功、回報父母（15.0%）；順從長者意願（8.6%）和追念先祖（1.2%）。

這意味著，過去那種榮親、順親、追思列祖列宗的觀念已經不在當代人盡孝的範圍內，尊重與贍養才是現今孝道觀念的代表。

沈奕斐的觀察多少應證了這個觀念：年老一代自覺把孝順的要求降低到了經濟支持和照顧，而年輕一代則認為孝順就是經濟方面的支持，是否要照顧老人取決於感情和老人對小家庭的貢獻。

當然這依然是個很沉重的問題。僅僅是從公共衛生發展的角度看，人的壽命拉長，盡孝也變得更難了。探討老齡化的《當世界又老又窮》一書援引清華大學老年學研究中心主任裴曉梅的觀點，她提出，中國人不假思索地認為照顧老人是中國傳承數世紀的文化與宗教傳統，但他們忘記了在中國歷史的絕大多數時間，這些傳統的運作都是在平均預期壽命35歲的條件下進行的，當時，子女要履行孝順責任還是個相對容易的事。

至少我們不要在概念上就否定孝的意義——所謂「父慈子孝」本來也是雙向關係，即使是從西方的、年輕人自己的、理性的角度看，孝也有它的合理性。詩人布羅茨基1988年在密西根大學所作的「體育場演講」，呼籲年輕人們嘗試善待自己的父母，盡力不去反叛他們——即使它聽起來像是天主十誡中的「當孝敬父母」也無妨——因為父母極有可能死在自己之前，因此年輕人至少可以不使自己背負某種內疚。這位在蘇聯出生的美籍詩人還認為，反叛父母是一種十足的資產階級舉動，因為它能帶來極大的、虛偽的滿足。

布羅茨基說，「如果你們需要反叛，就請去反叛那些不易受到傷害的人。父母是一個近在眼前的靶子（順便說一句，兄弟姐妹、妻子丈夫也是如此），近到你們不可能打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