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的言论》？

問題重點不是在「如何看待」，而是在文中個別闡述的主張和引用的文獻到底是否準確，且意見是否成立。

《駁論》的文風，雖有煽動情緒之處，但考據仔細。作者有充分引用文獻，格式方面也較近論文式。還有，作者在末尾留下了這句「帖子如有錯誤，歡迎據理駁斥」。那麼，對此文的駁斥，至少也應該做個合理的回應。因此，看完此文再評鑑，就事論事，是尊重。

……

看完這篇文章，得知了内容正如

所言，有不少被認為是「和製漢語」的詞語，其實是先由西方傳教士及漢語譯者創造/借用的。在這一點上，作者提供了文獻來源作支持，可以査詢文中出現的文獻：《交友論》《

》《

》，等等。

這位作者引用的内容大體無誤，可是他訴諸讀者情感的部分實在不敢荀同。他選擇用論文格式這個出發點十分好，很適合這篇文章。但是，他夾雜的政治色彩和民族主義就多餘了，損害了他的文字和前文建立的可靠性。尤其這句：「请千万不要无视和抛弃今天我们汉族人所创造的文化和文明，比如中山装、旗袍等，也是我们汉族自己的服饰，也是我们汉族5000年文化和文明的延续」。我所熟悉的論文，較它無情而客觀。這位作者嘗試採用論文的格式，但遠遠偏離了軌道，已經不是論文格式。如果這篇文章沒有加上這句話，我可能會贊同他的看法。

話雖如此，「觀點」歸「觀點」，「論點」歸「論點」。他的觀點，我反對；他的論點，我大致贊同。然而，這位作者和許多人一樣，看漏了「日本外來詞」這個概念本身的問題。雖然他考據的資料大抵可靠，但是他給外來詞語的分類過於籠統了。即使不是嚴謹的分類，至少也要區分「importation」（引入）和「substitution」（替換）兩類。

以下是我採用的共時分類，例子包括但不限於和製漢語：

【引入】

新詞

• 借詞：如「電話」（和製漢語）
  
• 借字：如「腺」（和製漢字）
  
• 字母詞：如「NBA」「PC」「iPhone」【有爭議，反對者以為字母詞不是借詞而是語碼轉換（code-switching）】
  

【替換】

仿譯（

）

• 直譯：如「computer」→「計算機」
  
• 意譯：如「computer」→「電腦」
  
• 音譯：如「copy」→「拷貝」
  
• 語素仿譯：如「trans-」→「跨」（增加義項；類似語義摹借）
  
• 語義摹借：如「science」→「科學（和製漢語）」→「科學（現代漢語增加此義項）」
  
• 仿形：如「erotic」→「エロ（片假名）」→「工口（漢字）」
  
• 仿句：如「I cannot agree with you more」→「不能同意更多」（意：再同意不過）
  

【半引入半替換】

混種詞

• 字母詞加類名：如「PC電腦」
  
• 音譯加類名：如「beer」→「啤酒」、「sardine」→「沙丁魚」
  
• 半字母半意譯：如「IP phone」→「IP電話」
  
• 半字母半音譯：如「T-shirt」→「T恤」
  
• 半音半意譯：如「miniskirt」→「迷你裙」
  
• 混文音譯：如「ドラえもん」→「哆啦A夢」、「カラオケ」→「卡拉OK」
  

【引入兼替換】

音義相配

• 諧意音譯：如「gene」→「基因」、「coca-cola」→「可口可樂」、「talk show」→「脱口秀」
  

當然，以上的分類法還是不夠完善。不過即使這樣，思路還是變得清晰了。可以看見，和製漢語不一定都是借詞，有一大部分其實是語義摹借。語義摹借，即本有其詞而借用新義，由此增加更多詞義或取代原有詞義。

《駁論》一味糾纏着「外來詞」這個基本概念，很難作出更深入的分析。進一步説，只用「外來詞」這個概念來描述這麼多個現象，是一種濫用。

分清楚「新詞」和「仿譯」，可以更有系統、更有規律地對「外來詞」作出分類，避免自相矛盾。由於這位作者只了解「外來詞」這個基本概念，他碰到了這個問題：

有观点认为，词尾以「主义、论、化、式、力」，或词头为「泛」等等构成的新词，如：～主义、～论、～化、～式、～力、泛～等等，全应该属于日语外来词。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这样的观点有着自身无法解释的矛盾。

作者以為他在避免矛盾，反而造就了另一個矛盾，其實這才是矛盾所在。這正是將事情過於簡化所造成的問題。以下是我根據先前分類法作出的理解：

來源：「-ism」→「主義」【和製漢語；語素仿譯】→「主義」【現代漢語；語義摹借】

解釋：日本人借「主義」一詞來仿譯英語的後綴「-ism」，漢語再借用此義項，由此擴張了詞義。

來源：「-ize」→「化」【和製漢語；語素仿譯】→ 「化」【現代漢語；語義摹借】

解釋：日本人借「化」字來仿譯英語的後綴「-ize」，漢語再借用此義項，由此擴張了詞義。

諸如此類。

我以為，辨別哪些詞語是「日本外來詞」的意義不是很大，因為它始終是一大類別。話雖如此，這篇文章的辯駁還是説明了有些被認為是「和製漢語」的詞語，實為誤解。但是，當這位作者對待一些從日語傳來的義項，似乎就顯得不合理了。比如「主義」作為後綴「-ism」的義項，無可否認是舶來品（先不説是否「外來詞」）。可是作者只圍繞着「外來詞」的概念，無視了這個基本概念的局限，是不足以描述這麼多個現象的。

總之，實際上的問題，是更加複雜的，需要仔細分類。比如「科學」一詞，漢語原本也有，但是它的本義是「科舉之學」。後來，日本人用了這個詞來翻譯「science」，現代漢語借用了這個義項，於是「科學」在現代漢語的詞義被增加了。因此，現代漢語的「科學」不是借詞而是語義摹借。「語義摹借」不同於「借詞」，因為它是對原有詞語的義項的增加，是一種「仿譯」。一言以蔽之，語義摹借是「通過語義仿造産新的義素」[4]。而所謂「借詞」，就是「電話」之類的詞語，是漢語原本沒有的詞語。借用詞的例子又如「腺」，它是被引入到漢語的借詞（和製漢語），而且字本身也是借來的（和製漢字）。可以知道，「借詞」和「語義摹借」的本質是不同的。那麼，我們還能只用「外來詞」一個概念來理解嗎？

另外，歐洲語言之間也經常出現「語義摹借」，英語叫「semantic calque」，又稱「semantic loan」。例如，「to realize」在英語有兩解，其一為「實現」，其二為「覺悟/領悟」。而德語的「realisieren」，原本就只有「實現」的意思。但是，這個德語詞後來受到了英語詞的影響，於是「realisieren」就增加了「覺悟/領悟」的義項了[1]。

【附言】除此分類，不同學者也有不同提倡，有興趣可去研究各種見解，取長補短。不過要注意他們的用詞，因為不同學者使用的術語可能不一樣，而且他們給這些術語的定義或許也有差異。還有，上文提到的分類是以「引入」和「替換」作區別的，有些學者則可能以「譯」和「借」作基本區別。這兩個分類法各有所長，我還沒決定採用哪一個。

附錄

1.a 以「引入」和「替換」作區別的例子：

（維基百科：

）

1.b 以「譯」和「借」作區別的例子*†：

（《

》第145頁）

【註】

* 此「移譯」相當於「語義摹借」

† 此「借形」即「外借詞形」，作者想表達的是一種「借詞」（當中有些詞實為語義摹借）

參考

Specialised Dictionaries for Learners

延伸閲讀

[1]

（又稱「semantic calque」）

[2]

[3]

[4]

（借此機會給各位介紹

）

[5]

[6]

[7]

[8]

一年前过来看这个帖子给自己答疑解惑，后来查询了国内外教授的观点，阅读了超过十万字的中日文献，花了将近十四个月的时间试着回答自己心中疑问，写了一点自己的想法和调查，希望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过来讨论指正。

一．关于汉语中日本外来语的争论

说起和制汉语可能会有不少人觉得陌生，但是说起一篇《离开了日语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讲话》的帖子，想必大家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印象。这个几年前在坊间流传的帖子，犀利的标题博取了很多国人的眼球，之后又出现了一篇《驳所谓“离开了日语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讲话”的谬论》的文章，算是一定程度上平息了这段风波。而自己作为日语学习者来讲，也在日语学习的过程中也发现，日语中有相当数量的词汇和汉语很像甚至是完全一样。后来我又在日本的时候看到了《离开了日语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讲话》的日本版本，在YouTube视频网站上，一个叫宮脇淳子的学者在其所谓“历史讲座”中提到了这个事，据她所说现代汉语中有七到八成是来自日语。

其实在日本网络上，诸如此类“七成，八成”的言论也不少，无论是网民也好，学者也罢，噱头和煽动成分居多，大多数出现在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言论中。但是从专业的角度去研究和阐述的文章却非常缺失。与之相反，中国和韩国关于这个话题，研究成果颇多。其实不论是前两篇帖子还是部分日本人的激进言论，都和和制汉语有着莫大的关系。

二．汉语和日语的渊源

先把争论放一边，首先来看一看日文和中文是怎样一个关系。中文完全由汉字组成。日文则是由汉字（亦可称之为真名），平假名，片假名三部分组成。而在很早之前日本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唐朝末期，日本人从中国借来汉字用来标记日语的语音。后来日本人根据汉字的偏旁部首造出日文“片假名”，又采用汉字草体创造日文“平假名”，这就是日文的起源。

学习日语的人都知道，日语和汉语是完全不同的语言。汉语是“主谓宾”的语序结构，而日语则是“主宾谓”，即动词在被修饰名词的前面。日语被称作“黏着语”，每个句子成分都需要助词来提示。就世界语言体系上的分类来说，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而日语的语系归属尚有争论（有观点说日语汉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也有观点说日语和朝鲜语（韩语）共同属于一个新的语系）。所以说根本不属于一个语言系统的汉语和日语，本来不可能有什么共同点，但却因为地理和历史的关系，可以说日文文字系统是依靠汉字的基础上建立的。

至此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在近代之前，日本一直处于中华汉字圈中。儒家学说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姑且不论，就文字语言领域，日文在极大程度上受到了汉字的影响。在隋唐时期，汉语典籍以及汉文化对当时的日本来说是很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日本幕府末期到明治时代。而到了幕府末期和明治时代，情况就变得有些不同，东方世界开始陆续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这其中包括中国和日本。日本看到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战败并且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后来日本国内又发生了黑船事件，日本人认识到西方文明的强大力量，便开始着手转变以西方为师，至此为止，和制汉语就登上历史的舞台。

三．和制汉语的概念以及文化意义

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和制汉语是日本人根据古代汉语和日语的语法词汇创造的“新汉语”。其背后有着极其重要的文化含义。和制汉语作为一个载体，连接着三个主体，就是中国，日本，还有西方世界。近代日本人为了翻译西方传来的新概念创造出了和制汉语，而后和制汉语又传入中国。和制汉语的创造过程本身就可以看作一种西学文明的传递，就是西学东渐的过程。西方是源头，日本早于中国。（虽然不能说在中国的西学东渐历程完全是按照这个顺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日本确实是先于中国完成了近代化，（其实中国真正的独立自主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而且在甲午战争后，当时的中国确实通过日本的便利加快了西方文明的学习步伐，而和制汉语又在这方面起到了传播西方文明的作用）

一个社会的语言文字，一定是适应于这个社会的发展以及知识认知体系的。处于闭关锁国状态的日本，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社会对知识的认知也是如此，当然也就没有出现大量新词汇的条件。19世纪的日本知识阶层的少数人，仅仅是出于求知欲以及对外来知识文化的好奇，开始尝试创造新词（例如“兰学”时期日本的知识界翻译了很多荷兰书籍）之后在1953年发生了黑船事件，日本被迫和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条约》，随后日本结束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开始了明治维新，而这个时候日本人创造新词的目的不仅仅是因为好奇和求知欲，更是处于学习西方学说的目的。

但是由于东方和西方的社会形态有很大的差别，知识体系更是完全不同（简单的说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是处于处于“经”“史”“子”“集”的知识体系中，而西方则是处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近代科学医学，物理，天文等知识体系下）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新词的创造和翻译便成了必不可少的一环，大量的新词就被创造出来。和制汉语作为社会变革的基础环节，在构建日本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有意思的是就连“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军事”这样的词汇，也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才被创造的。可以说，和制汉语的出现不仅仅是新词汇的扩充，更是在日本作为东方国家向近代国家体系演变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和制汉语的起源

日本在闭关锁国的时期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只开设了长崎作为通商口岸，与荷兰，中国通商。当时主管通商的日本官员要求荷兰的通商人员定期提供关于外界的消息，日语称之为“和蘭風説書”，作为了解西方的窗口。当时的日本知识阶层通过荷兰接触西学，在日本兴起了“兰学”热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774年，日本学者杉田玄白翻译出《解体新书》，成为日本第一部日本人自主翻译的西学书籍。对于西洋的医学书籍，自古以来，有很多医学概念在中国和日本是没有提及的，就算有手、足、肠、心脏、肝脏等基本概念，但是由于中医和西医的本质区别，像西方非常严格定义下来的专业术语在东方是没有的。当时的杉田玄白为了翻译《解体新书》，以汉学典籍为基础，有适当对应的语言词汇就用，没有的话就“私立”，创造新词。甚至为此还创造了很多新的汉字，例如“腺”“臎”等。之后通过这样的方法，早期兰学学者初步创造整理出了一批植物学，化学，军事学，语言学等领域的专业术语。

五．和制汉语的创造和发展

经过幕府末期进入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开始向西方学习，明治维新第一代启蒙家们，例如西周、津田真道，加藤弘之，福泽谕吉等人，继承了兰学学者的造词法，开始大规模翻译造词。日本近代学者在翻译西方概念的时候，大致用到了三种方法。

第一，他们参考16世纪的利玛窦，徐启光，以及19世纪来华的马礼逊等人翻译的汉文书籍，运用了其中很多词汇直接去对译西方的概念。例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著刊行的《万国公法》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像遗产、惯行、关涉、管制、限定、权利、交战、固辞、国权、遵守、臣民、专管、宣战、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谊、维持、异邦、会议、管辖、议定、权威、权利、公法、国政、国法、国民、战时、战争、法院、盟约等新词就直接被拿到日本用了。

第二，对汉语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西方的概念，“生造”出了一大批词汇，例如艺术，文化，文明，文学，封建，阶级，国家，演说，民主，自由，经济，社会等，这些词汇虽然出自汉学典籍，但是其意义和近代概念大有不同，例如英文“economy”的对译词就是从“经世济民”中拿来的，而中国古典中使用的"文化"本意原为"以文教化"，日本人就创造性地把“文化”作为了“culture”的对译词。

第三，新造汉语词。例如：电话，个人，民族，宗教，科学，技术，哲学，美学，例如西周在翻译英文“philosophy”的时候也是颇费苦心，他一开始联系中国宋明理学所讲的"希贤、希圣"提出"希圣学"或"希哲学"的方案，后来才将"希哲学"的"希"字去掉简化为"哲学"。

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和制汉语的具体范围，这里引用新潟産業大学比较文化学教授东京大学学术博士金光林的论文『近現代の中国語、韓国・朝鮮語における日本語の影響』，部分引用其中的词汇来说明进入中国的和制日语的情况。

1.汉语典籍中有出处的词汇：

文学,文化,文明,文法,分析,物理,演説,諷刺,学士,芸術,議決,具体,博士,保険,封建,方面,法律,法式,保障,表情,表象,意味,自由,住所,会計,階級,改造,革命,環境,課程,計画,経理,経済,権利,検討,機械,機会,機関,規則,抗議,講義,故意,交際,交渉,構造,教育,教授,共和,労働,領会,流行,政治,社会,進歩,信用,支持,思想,自然,手段,主席,主食,運動,予算,遊撃,

2.日本人自造的意译欧美语言的词汇：

馬鈴薯、弁証法、美学、美術、美化、美感、微積分、傍証、物質、治外法権、蓄電池、直覚、調整、超短波、仲裁、抽象、代表、代理、代数、断交、談判、断定、瓦斯、脱党、電業、電力、伝播、電報、伝票、電流、伝染病、電車、電信、導電線、動機、動員、導火線、動向、独裁、独占、動脈、動脈硬化、動産、導体、液体、演繹、不動産、復員、概括、概念、概論、概算、学位、学期、学齢、劇場、現役、現実、現象、原則、下水道、議案、議員、議会、義務、技師、互恵、軍事、軍国主義、背景、配給、迫害、迫撃砲、博覧会、判断、反動、反映、反革命、判決、反応、反射、反対、破産、併発症、偏見、批判、批評、否決、引渡、否認、否定、法学、法医学、法人、法科、放射、保釈、放射線、保障、放送、法則、法廷、法定、方程式、表演、表決、一元論、医学、意志、意識、意図、自治、自白、自発的、人為的、人格、人生観、蒸発、情報、条件、蒸気、静脈、蒸留、科学、化学、解放、海事、改良、回収、潰瘍、改善、客観、幹部、関係、観念、管制、鑑定、借方、仮説、貸方、仮定、過渡、寡頭政治、刑法、警察、系統、経済学、結核、建築、企業、金額、金庫、帰納、交易、雇員、甲状腺、公開、根本的、拘留、交流、光線、公証人、肯定、組合、脚本、局限、供給、共産主義、休戦、命題、免除、未知数、民主、目的、目的物、無機、入場券、冷蔵庫、瀝青、歴史、列車、論理学、領土、領域、領海、緑化、領空、流体、最後通牒、最恵国、催眠術、催涙弾、索引、算術、三角（法）、作用、左翼、成分、生物学、政府、請願、制裁、政策、生産力、政党、制約、世界観、積極、専売、説明、社団、社会学、社交的、試験、新聞、信号、侵犯、進化、侵蝕、消防、消毒、商業、消費、商品、消化、消火器、消火栓、職員、消極、承認、而除去以上关于思想，观念，法律，制度，科学，技术，医疗，艺术等相关的近代语言词汇，当时的日本的启蒙家们还创造了一系列造词法，这里列举一些中国使用的造词法例如：（以下均为日语）

(1)化−−−多元化 大衆化　自動化　

(2) 式−−−速成式 方程式　恒等式　　

(3) 炎−−−肺炎 胃炎 腸炎 関節炎 脳炎　

(4)力−−−生産力　消費力　原動力

(5) 性−−−可能性　現実性　必然性　

(6) 的−−−歴史的　大衆的　民族的　

(7) 界−−−文学界　芸術界　思想界　

(8) 型−−−新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9) 感−−−美感　好感　悪感　情感　　

(10)点−−−重点　要点　焦点　注意点　

(11)観−−−主観　客観　悲観　楽観　

(12)線−−−直線　曲線　抛物線　生命線

(13)率−−−効率　生産率　増長率　

(14)法−−−弁証法　帰納法　演繹法　

(15)度−−−進度　深度　広度　強度　

(16)品−−−作品　食品　芸術品　成品

(17)者−−−作者　読者　訳者　労働者

(18)作用−−−同化作用　異化作用　

(19)問題−−−人口問題　土地問題　

(20)時代−−−旧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　

(21)社会−−−原始社会　奴隷社会　封建社会　

(22)主義−−−人文主義　人本主義　人道主義　

(23)階級−−−地主階級　資産階級　中産階級　

大概在明治20年（1888年）左右，现代日语的语言词汇体系基本完成，至此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力日渐强盛，先后废除了幕府时代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重新夺回了国家主权，最终进入了近代化。

六.和制汉语进入中国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此时的清政府才认识到，通过明治维新取得成功的日本已经今非昔比，自己只有学习西方才能自保，所以不得不加快学习西方的步伐。而日本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邦，通过日本学习西学有文化，地理，还有经济上的便利，所以清廷决定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出了第一批13人的留学生，开始了中国留学生东渡日本的历程，此后，中国留学生人数逐渐在增加，1899年增至200名，1902年达400名，1903年有1000名，1906年留学日本的学生有8000名。在此期间，清廷于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然后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更是使日本声名大噪，都使得赴日留学生剧增。同时期也有像胡适等赴欧留学，但是在数量上来看，赴日留学生呈现压倒态势。从1896年清政府派遣留学生开始，赴日的人员有之后的维新派（梁启超），革命派（包括黄兴、邹容、陈天华，据统计1905年~~1907年，同盟会全员379人中有354人是赴日留学生），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骨干（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明、戴季陶、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蔡锷等），五四运动以及共产主义信仰者（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周佛海、周恩来、董必武，鲁迅等）以及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化活动家（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在这样的赴日盛况下，留日的中国知识阶层以日为师，自然形成了翻译日本书籍的潮流。 根据《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当时翻译的书籍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历史，地理，产业，医学，军事，文学，艺术等，翻译作品高达2600部。从清末民初再到五四运动这段时期，中国的各个文化启蒙和政治团体的成员活跃在日本，他们乐于从日语转译的西方学说中来宣扬民主，科学等近代西方思想，启发民智，也极力鼓动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在这一过程中，无形中形成了哲学，社会，科学以及一些抽象的和制汉语向中国的输入和转移。

这些人当中梁启超对和制汉语有着很积极的态度，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亡命日本，随后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改良派在海外的第一机关报《清议报》，《清议报》面向国内读者，通过《清议报》，大量已被日本翻译，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等西方名词、术语进入了中国。随后的革命派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在东京创办了《明报》。作为革命派在海外的主要宣传阵地，《明报》也采用了大量和制汉语。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朱京伟的论文《《清议报》（1898~1901）中的二字日语借词》和《《民报》（1905~1908）中的日语借词》中，他分别在《清议报》和《民报》中抽取了1772个和1160个日语借词作为研究对象，其数量不可谓不多。而根据天津外国语学院常晓宏教授在对鲁迅平生的作品做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中日同形词有3328个，被考证是日语借词的有1335个。具体情况列表如下：

可以看出，在和制日语向中国转移的过程中，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改良派开始，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再到后来的五四运动中的左翼文人以及早期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信仰者，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清末民初时期，作为赴日的中国留学生直接带着日文课本回到中国的现象也不可谓不普遍，从而形成了和制汉语大量进入中国的高潮。

对于这样一个现象，清末的保守文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不难想象也有很多国人是抵制和抗拒的，例如中国近代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不同于梁启超等人对和制汉语的积极态度，严复对于日译的方式有着很大的质疑，他坚持翻译西方学说一定要读原著，领会其精要，然后再去翻译。日本新名词大量涌入中国，也引起了当时监管学部的大学士张之洞等人的强烈不满，他于1904年在主持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中，就公开反对滥用日本新名词，明定“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

“古人云：文以载道。今日时势，更兼有文艺载政之用。故国外论治论学，率以言语文字所行之远近，验权力教化所及之广狭。除化学家制造家及一切专门之学，考有新物新法，因创为新字，自应各从其本字外；凡通用名词自不宜剿袭掺杂。日本各种名词，其古雅确当者固多，然其与中国文辞不相宜者亦复不少。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而舍熟取生，徒令阅者解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此等字样，不胜枚举，可以类推。其实此等名词，在外国不过习俗沿用，并未尝自以为精理要言。今日日本同人，所有著述文辞，凡用汉文者，皆极雅驯，仍系取材于中国经史子集之内，从未阑入此等字样。可见国外文体，界限本自分明，何得昧昧剿袭。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体既坏，士风因之。夫叙事述理，中国自由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又若外国文法，或虚实字义倒装，或叙说繁复曲折，令人费解，亦所当戒。傥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即将随之尽亡矣。此后官私文牍一切著述，均宜刘鑫检点，切勿任意效颦，有乖文体，且徒贻外人姗笑，如课本日记考试文案内有此等字样，定从摈斥。”

严复的态度和张之洞的言论都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晚清时期保守文人对日语外来词的抵制态度。有些日本新的构词方法也并不是尽善尽美，甚至打破了传统汉语的构词规则，所以遭致中国文人的厌恶也不是不能理解。比如“改良”“改善”“革新”“纠正”等，中国旧的说法只有“改革”，其中“改”和“革”两个动词并列，是联合结构，而“改良”“改善”“革新”“纠正”则是新出现的动补结构的构词法，在当时的中国文人看来就很别扭，当时号称中国英语第一的辜铭鸿就曾公开反对国人使用“改良”，1915年在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上，他戏谑地说；“现在人说话用词都不通，比如说“改良”就不通，过去我们都说从良，不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诸如此类的例子不甚枚举，但是此时日制汉语已经大量进入中国，晚清的保守文人也无法阻挡。即使是晚清文人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对于日语外来词，国学学者王国维就有着不一样的见解，王国维便主张尽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译语。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强调了借用日本译语的可行性和便利之处：“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中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

最终，以严复为代表的译法始终还是没有敌得过日本译词，他译制的诸如计学----economy、天演----Evolution、群----society、玄学----metaphysical、理学----philosophy、母财----capital、自繇----freedom、善相感----sympathy等词最终被大众所淘汰。究其原因，首先，作为母语学者的严复和日本人，翻译方式有很大的出入。严复多用单字去翻译西方名词，导致译词不够精密，而日本人则大量采用双字甚至三字，对于讲求精密严谨的西方科学来说，后者则显得更为合适。而且作为汉学大家的严复，在翻译西学的时候给自己立了“信”“达”“雅”的标准，在尽可能做到精准，明确的翻译的同时，又十分注意古雅，他也曾说过“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他要求自己的翻译富有美感，读起来和谐并且铿锵有节奏，既要考虑准确，还要兼顾文气，这给他带来相当大的考验。梁启超也对严译文体提出质疑，说严译“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而作为外国人的日本人大可不必计较什么古雅，翻译的时候也不像严复遵守太多古汉语的造词规则，反而是放开了手脚，创造出了大量浅显易懂的日式汉语。无论晚晴保守文人如何不满如何抵抗，和制日语还是凭借巨大的便利性和突破传统的实用性在中国扎下跟来，说到底，还是因为传统汉语无法应对庞大的西方科学文化体系，要想依靠学习西学使自己不落后于世界潮流，从语言文字角度来讲，传统汉语非得变革不可。

七．和制汉语对近代汉语的影响

日本人对古汉语进行了改造和再利用创造出了和制汉语，之后又大量流入中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流入中国的和制汉语，使得近代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陈保生教授的总结，和制汉语对汉语文言文的影响中：

第一，单字表意的文言文出现了复音化现象。

第二，汉语出现复音化现象以后使得汉语的文句描述语义变得更为细致。

第三，汉语从传统的文言文表述方式中转变为西方式的表达方式，汉语的句子变长。

如此这样就有助于吸收西方各国的先进文化，理解西方思想，也就为中国近代化打下了基础。再进一步分析来讲，就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黄兴涛教授《近代中国新名词的研究与词汇传统的边个问题》中研究表明，中国传统古汉语向近现代汉语变革的过程中，传统词汇的变革有六个方面：

第一，双音节、三音节乃至四音节词空前增加（例如：双音节词有理论、自由、主义、宗教、统计、教育、科学、民族、民主、政治、文明、文化等，三音节词有唯物论、世界观、物理学等诸多现代学科名称词汇，四音节词如心理作用、民族问题、原始时代、封建社会、人文主义、地主阶级等）。

第二，前缀，后缀的词缀化构词法大大发展，更加自觉。（中国词汇以前虽然也有诸如老---，洋---，---学等词缀构词法，但是很不发达，从日本吸收大量新名词后，这种构词法就成为一种语言上的自觉如：“化”“式”“炎”“力”“性”“的”“界”“型”“感”“点”“观”“线”“论”“率”“法”“问题”“主义”“时代”“阶级”“作用”等后缀构词法，其中或多或少中国也有使用，但是总的来讲，这种系统的构词法是来自日本）

第三，动补结构的新词大量出现（扩大、加强、提高、改良、改善、革新、纠正等词）。

第四，动词的名词化现象突出（例如教育，生产等）。

第五，出现一些从日本传来的不太符合中国传统组词搭配习惯但生命力强的新词（如见习、手续、取消、社会、经济、具体、企业、肯定、直接、间接、直觉等）。

第六，在翻译日语的过程中，中国人还创造出一些新的词汇，像介词关于、基于、对于、由于等词；动词动词认为、成为、视为等词，这些词的使用，对于汉语的问题，句式的表述等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七.西学东渐和大国的兴衰

西学东渐的历程，显然是日本率先领悟到了精髓。然而历史就是会开玩笑，早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西方文明在寻求文化扩张和交流的过程中，日本始终不被西方传教士和商人所重视。16世纪初期开始，就有西方商人和外交官抵达中国，之后又有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和汤若望，天主教传教士龙华民，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南怀仁等人。根据王韬《泰西著述考》，由1552年至1674年，仅“著名”的传教士就有92人，他们多数埋骨于中国。他们用汉文翻译的西学书籍有二百一十种，大多是宗教和理科书籍。接着在1720年，随着康熙颁布了禁教令，此后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传教士都无法在中国活动，到了19世纪，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最早来华，他不但用中文翻译了《圣经》，而且发刊了很多中文期刊。从鸦片战争开始，外国传教士就开始在中国开设出版机构，翻译出了大批的书籍。举例来讲有1843年英国人在上海创建的墨海书馆，中外人士合作译著刊行了《大美联邦志略》、《博物新编》等书籍；1844年美国人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后又改名美华书馆，印刷出版了几十种自然科学书籍，如《万国药方》、《格物质学》等书籍；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书会，为当时诸多大学堂编译教科书，如《圆锥曲线》、《金石略辨》等书籍。不仅仅是出版行业，而后又在外国传教士的主导下编纂了很多的英华词典，例如：1822年马礼逊（R.Morrison）的《华英字典》，1844年卫三畏（W.Williams）的《英华韵府历阶》，1848年麦都思（W.H.Medhurst）的《英汉字典》，1869年罗存德（W.Lobscheid）的《英华字典》，1872年卢公明（J.Doolittle）的《华英萃林韵府》等。可以看出，从16世纪初到清末为止，西方传教士带着多种目的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宗教，科学，文化等西方学说，几代人费了不少功夫，使得西学汉译也经历了很长的一段历史，但是有一个不得不注意的现象，就是到19世纪中期截止，西学东渐的历程都是以西方传教士为主导，而这一时期的汉语翻译作品无一例外都是外籍传教士口译，中国人笔述的模式。早期西方人士因为通商，传教，仰慕中国文化等原因来到中国，本以为能够促成文化交流，互为通商，出乎意料的是，中国人从来不把中西的来往当做平等的交流，更多的是以抚慰朝贡国的态度来接待这些西方人士，而当时大多数中国文人学士是不屑于去了解西学的。明神宗册封利玛窦，康熙册封汤若望，历史上不乏这类中国皇帝赏识外国学士的例子，但只是爱惜其“技艺”，并非站在文化平等的立场上给予礼遇。1739年，当时的工业第一强国英国派出使节马戛尔尼到北京交涉，此时清政府对当时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进步茫然不知，把西方各国仍然视为“海夷”。他们不假思索地称马戛尔尼为“贡使”，称他们带来的礼品为“贡品”，要求他们遵从中国礼制。一系列交涉最终也无果于终。要知道当时英国已经在使用连发枪，火炮等近代热武器，而中国却还在使用火绳引爆的枪，清军使用的刀枪弓箭也早就被西方弃用。但古老的中国却逐步走向封闭，自认为“天朝上国”，夜郎自大。甚至鸦片战争之后还是称西方人为“夷狄蛮人”，1858年清朝战败于英法联军后，签订的《天津条约》就有一条规定“凡欧洲人不得称之为蛮夷”。国人自认为中国拥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文化，也有夸耀世界的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是天经地义的，万世不变的。它尽善尽美，贯通古今，放诸四海而皆准。正因为如此，就算之后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清廷在惊慌中发起了洋务运动，也仅仅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并没有从心底认同西方文化，内心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到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战败，国人才开始醒悟，但是此时已为时已晚，清廷摇摇欲坠，国不将国的时候，也就没有人过多关注语言方面的问题了。清政府在戊戌以前没有放开手脚去大规模自主的去翻译西学书籍，汉学文人也没有认识到革新改造文言文适应西方科学体系的重要性，反而让善于学习的日本人抢了先机。一言以蔽之，中国天朝和文人的文化土壤过于肥沃，再加上安定的社会环境，迟迟没有察觉世界的变革，对整个社会的知识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经史子集”的认识中，危机意识远比不上日本人，在太平盛世并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但是到了时代变革的时候，由于这种积淀的历史文化枷锁过重，导致在近代化的历程中比起日本方面总是显得“笨手笨脚”的，错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1907年的时候，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也曾在学部设立过一个编订名词馆的机构，专门编订名词，严复和王国维都是成员。但不久清朝就灭亡了，它所编订的一些名词，最后也没公布出来，从而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九．日本的超越

再接着说日本，日本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相比中国短很多，18世纪开始在本岛兴起的兰学，而后又转为英学，到19世纪八十年代为止，在短短一百八十年间，完成了西方文化在日本的移植，促成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后来甚至提出“脱亚入欧”走向后期的帝国主义时代，不可不谓是东亚近代化的历程中的典范和先导。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会成功，一方面日本本身就是一艘小船，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摒弃封建旧制，迅速转以西方为师，当然要做的比中国快；另一方面，日本学习和模仿的能力几乎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翻开日本的历史，中国的影响几乎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比日本最早的史书还要早的历史，日本学者都要考证中国的史书，对于中国的学习，甚至是语言文字，日本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有利于日本本国的发展，日本就拿来为自己所用。这里列举《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的中日近代化时间表作为参考：

虽然在接触吸收西学文化方面中国占有“天时”“地利”之便，但是终究没有抢先推动近代化进程，最终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输给了日本。本来想尽可能避免除了主题的比较，节约笔墨，但是一个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思想文化，还是语言文字，甚至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相一致的。总而言之，从传统汉语到社会变革，国人的保守思想都成为了走向新历史的绊脚石。

10.回到和制汉语

最后回到和制汉语的问题，根据关西大学外国语研究教授沈国威教授的观点，日本的造语历程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1.兰学学者的造语时期。

2.幕府末期和明治初期的新造语时期。

与此同时中国的造语历程也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开端（明末清初）

准备期（1807---1840）

发展期（1840---1860）

官方主导翻译期（1860---1880）

停滞期（1880---1895）

和制日语导入期（1895---1919）

根据学界普遍的观点，在中国的造语过程中，其中1，2，3为西方传教士主导下的翻译时期，4为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时期开设的翻译机构翻译时期。而在18世纪开始日本兰学学者的造语过程中大量借鉴了中国1,2,3时期中国西方传教士的译语。据日本目白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陈力卫的研究表明，日本近代学者参考汉译西学书籍有一下三个时期1.从16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初期，以利马窦为首，来到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们留下的著作。2.从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的1807年到19世纪末为止，西方传教士翻译的书作，3.清廷于1862年设立同文馆等翻译机构以后，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由此可见，西学新书在日本的利用不仅是通过中国渠道吸收西洋知识的一条途径,而且给日语语汇里灌输了近代概念的新鲜血液。最后就是1895年到1919年和制汉语大量输入中国。

总结来讲，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过程中，作为中日近代化先导的翻译界，从最开始就交织着复杂的文化互动，日本率先结出了成熟的能够适应西方文明理念的近代语言体系，而后又对中国后期的社会变革以及各个政治阶级的革命发展提供了支持。就语言方面来讲，成熟的和制汉语体系，在突破传统汉语的历史局限性，特别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对西方理论体系的实用性和适应性方面，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11.自己的想法和今后的课题

（1）极端民族主义不可取

不论是少数日本人的激进言论，还是国人的反驳的帖子，只是从极端民族主义的或者非此即彼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但是其中真正了解和制汉语以及中日语言文字交流历史的人少之又少。关于汉语中日语外来词的数量问题，到现在还有不少的学者在做研究，精确的去下定义想必是很难的，况且关于创造权的问题，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更何况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有文化交流的传统，像学界提出的“回归词”等问题，发明权是你的还是我的，界限本来就是模糊的，更何况具体到每个人的看法和认同，但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随着日语日文近代化的迅速实现，对中文汉语有着较大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并没有被国人认识。而且可以说至今日语语言文字的发展，每年的创造力，相对于汉语中文仍然处于优势地位，中文仍然处于被输入的状况。

（2）重视交流合作相互依存的关系

自己从这种极端民族对立的观点作为出发点做研究，感受最深的却是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依赖关系。同处于汉字文化圈的中日经历了很长的交流借鉴历史，近代以前是从汉字文化圈的中心中国向东亚以及东南亚各国辐射扩散，日语日文也在其中深受其益处，而在近代经过明治维新迅速成熟的日文开始反向向中国输出，促进中国近代化文明传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种不可或缺的依存关系。

（3）汉字文化圈的现状

中日韩三国，中国是汉字的发源地，汉字是唯一的选择。

日本从二战后开始用片假名取代汉字标记外来语，可以说汉字的权重正在日本下降，如今日本的外来语已经自成一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汉字造词远远不如片假名，甚至在日本有一种奇景就是一百年前对照英语翻译的例如“浪漫”等词到现在几乎被弃用，取而代之是用假名标记的“ロマンチック”，似乎在现在日本人的眼里，假名标记的外来语更加“洋气”，所以造成了现在日本外来语的泛滥，汉字文化的流失。

最奇葩的要算韩国了，上世纪在朴正熙的主导下，韩国在所有场合废弃汉字，全部改用韩文标记，留下了一大批幽灵一样的用韩文标记的汉字词。

这样看来，汉字文化圈的热度仍在消退，持续了一百多年的西学热的中日乃至韩国，至今还能感受到这股热流，汉字文化圈的文化，东方的文化弱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