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9月德國聯邦國會大選，以巴伐利亞為本營的保守主義政黨「基督教社會黨」（Christlich-Soziale Union, CSU）表現極不理想，在自家巴伐利亞，只拿到38.8%政黨票。雖仍然是第一大黨，可是比上次大選退步超出10%，是戰後表現最糟糕的一次，媒體稱為「基社黨之完敗」（CSU-Debakel）。選後黨內檢討聲音高漲，黨大會上代表們要求擔任主席已將近10年的Horst Seehofer下台，以完成黨內再造。
在這個人人皆曰主席無能的時刻，我想來談談另一個基社黨黨主席，Franz Josef Strauß，那個基社黨歷史上最充滿傳奇也充滿爭議的主席。
不認同普魯士的巴伐利亞人
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15年，Strauß出生於慕尼黑，他的祖、父輩都是強烈的巴伐利亞主義者，甚至支持巴伐利亞分離主義。他們並不認同德國，或者說，以普魯士為代表的德國。對他們來說，代表他們政治與文化的國度並非普魯士，而是巴伐利亞。
Strauß的長輩中，許多人對奧地利的情感比對普魯士強烈得多──Strauß的名字與奧匈帝國皇帝名字Franz Joseph的相同，並非湊巧。當年他們擁抱的不是在普魯士領導下的德國，而是能夠與奧地利接合的民族國家（那位嫁入哈布斯堡宮廷的絕美皇后、來自巴伐利亞王室的茜茜公主，正是代表著這種認同的落實）。
對他們來說，普魯士的德國是政治與軍事力量強行打造的國家。1871年對許多巴伐利亞王國子民來說，並非建國之年，而更像是亡國之年。普魯士蠻橫地斷開了南德與奧匈帝國的情感、文化與政治鏈接。史家及《南德日報》副刊主編Johannes Willms的專書《俾斯麥：德國人的魔鬼》（Bismarck - Dämon der Deutschen）中，就反對將俾斯麥定調為大政治家、德國立國者，而稱他為「德國人的魔鬼」，並指責他在追求德意志統一中執行的軍國主義，是後來兩次世界大戰及法西斯主義的起因。
甚至連巴伐利亞軍隊宣誓效忠的也不是普魯士所建立的德意志，而是巴伐利亞國王以及奧匈帝國皇帝。當時軍中就流行一首改編自奧地利作曲家約翰史特勞斯二世的歌曲：
只有一座皇帝之城，
只有一個維也納，
只有一個強盜窩，
那就是柏林。（Es gibt nur eine Kaiserstadt,
es gibt nur ein Wien,
es gibt nur ein Räuberloch,
das ist Berlin.）
這種態度在巴伐利亞並非罕見。多年前我的德文學習之路就開始於巴伐利亞，對於該邦對自身文化、語言及政治的自豪印象深刻。許多巴伐利亞人熱愛「戰南北」，強調南德才是德意志文化的中心，而普魯士人所代表的是軍國主義及掠奪者。幾年後我在柏林學德文，當時的德文老師在慕尼黑居住工作過。他告訴我一件趣事：在他居住的社區，有一位日本人，與社區另一位德國老人起了爭執。那位德國老人一怒之下，脫口而出：「普魯士豬！」（Saupreiß!）指著一個日本人說他是普魯士人，乍聽之下好笑，但這在巴伐利亞並非怪異用法。普魯士被用以指稱所有非巴伐利亞人，並且帶着負面意義，可見南德人對普魯士之不喜。
就是帶着這種巴伐利亞特殊的文化認同，Strauß在南德首都出生、長大、求學，並從這裡走向了「敵國」首都柏林，成為全國性的政治人物後，再走回巴伐利亞，擔任十年邦總理。他是南德人的象徵與驕傲，把南德的聲音傳達到全國。為了紀念他，現在的慕尼黑機場，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反對納粹的年輕人
Strauß來自一個普通家庭，父親開了一家肉鋪，對希特勒沒有好感，Strauß高中時也在班上大肆批評希特勒，引起老師及同學側目。畢業時，他在高中會考中取得極優異成績，不只是那年巴伐利亞全邦狀元，還是1910年來最佳成績。這樣的學生卻在申請進入當時最優秀的慕尼黑大學時遭拒，校方未告知正式原因，只能推測與他的政治態度有關。他的家庭無力負擔赴外地讀書的費用，倘若他不能就讀自家附近的慕尼黑大學，就必須放棄讀大學的計畫。後來一位慕尼黑大學的歷史學者知道了，介入此事，才使得他能夠順利註冊。
1935年進入慕尼黑大學後，他開始學習古典語言學、歷史、國家學、日耳曼文學等學科，1939年接受徵召從軍，原來計畫以研究帝國思想的古典研究取得博士學位，但因為戰爭爆發而中斷。在戰爭過程中他請家人以及女朋友把學習書籍寄到前線，幾次請假回慕尼黑考試，最後才完成學業，但是他已經開始寫的博士論文手稿，在戰爭中被燒毀。戰後他去從政，雖然嘗試取得博士學位，也因為沒有時間而不得不中斷。後來國內外各名校頒給他榮譽博士，讓他可以冠上Dr.，但他一生沒有真正的博士學位。
雖然第三帝國時代曾經加入納粹的外圍組織，但是他從未認同過納粹的意識形態，他說那是為了完成學業的不得不讓步，他在那些外圍組織裡也從來沒有從事過政治活動。某一次他從前線回到慕尼黑大學，一些親納粹的學生正在抗議「白玫瑰運動」，指責運動參與者「叛國」。Strauß並不認為白玫瑰運動是叛國者，他的同學反駁：如果人人都像這些反政府者，那麼德國將輸掉這場戰爭！而他冷冷地回答道：「這場戰爭早就已經輸了。」
在當時的情境下，這是非常冒險的失敗主義言論（Defätismus），白玫瑰運動參與者被判死刑，其中一個罪名就是「宣揚失敗思想」（defaitistische Gedanken propagiert）。
戰後，美軍判斷Strauß並非納粹，他開始了一帆風順的從政生涯。1945年他參與基社黨的創立，1949年當選國會議員，進入聯邦共和國第一屆的國會，同時擔任基社黨秘書長，當時才34歲。此後他擔任國會議員近30年，歷任許多重要部會，直接影響了西德政治。
1953年開始，他擔任阿德諾總理的「特定職務部長」（Bundesminister für besondere Aufgaben，不直接執掌任何一個部會的部長級內閣官員，類似我國的政務委員），1955年德國成立冷戰歷史背景下非常特殊的一個部會「聯邦核能問題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Atomfragen），他成為第一任部長；隔年他接掌了國防部，1961年開始擔任基社黨黨魁，直到過世為止，長達27年之久。1966年他成為聯邦財政部長，1978年回到地方擔任巴伐利亞邦總理，1980年代表基民黨／基社黨參與聯邦總理大選，雖挑戰當時的總理Helmut Schmidt失敗，但基社黨此後再沒有出現過像他一樣能夠結合基民黨的政治人物。從此他一直留在地方，直到1988年過世。
為德國國防定調
在Strauß超過40年的政壇生涯中，有幾件事值得一提。
私底下，他是個極熱愛速度運動的人。他曾經加入慕尼黑的腳踏車協會RC Amor 07，並代表參加1934年的巴伐利亞腳踏車大賽，以不到6小時的時間騎完210公里的賽程，獲得冠軍。1987年時他就以這個冠軍身份受邀，參加協會80週年慶。另外根據他的傳記，他在高中畢業後去考了駕照，妹妹笑這是多此一舉，因為家裡根本負擔不起買車的費用。他說，戰爭就要開始了，他會被送到東歐戰場去，「難道你以為我會為了那個蠢貨徒步走向東歐嗎？」（他罵希特勒蠢貨所用的方言字Deppe，完全呈現了受過教養的南德人對希特勒的不屑。）後來Strauß買了一台摩托車，騎機車成為他終生嗜好，即使在當邦總理任內，他還是常常騎着他的對臥雙缸引擎BMW重型機車上班。後來他甚至去考了飛機駕照，是德國政治人物中極少數能夠駕駛飛機者。
他的政治生涯中也發生過幾件大事。首先他改變了德國國防政策的方向。他在國防部長任內推動了徵兵制，並且強化了國防預算，推動了德國的「重新軍備化」（Wiederbewaffnung）。那是1957年，各國以及德國民眾都還留著戰爭的鮮明記憶，這個決策當然引起不少人的不安。他必須向國際社會以及德國民眾說明，德國並沒有要走回軍國主義道路的計畫，可是為了國際和平，德國的整軍備武又有其必要。現在德國雖然已經放棄徵兵制，但是今日的國防政策，似乎還是呼應著當年Strauß定下的方向。
另外，他雖然不擔任外交部長，但也熱衷於外交事務。1975年1月他訪問了中國大陸，當時毛澤東、鄧小平與周恩來都接見了他，對於兩國在冷戰時期的外交可說有不可小看的貢獻。尤其是他與毛澤東的會面引來國際媒體大幅報導，記者稱「中國皇帝與巴伐利亞國王」（Der Kaiser von China und der König von Bayern）見面，道出了兩國關係緩和政策（Entspanungspolitik）的前奏。他的破冰之旅9個月後，德國總理Schmidt才跟著他的腳步訪問了北京。在冷戰時期，他也與東德的領導人何內克見面，並且要求東德停止射殺企圖逃亡至西德的民眾。
在他擔任國防部長期間，發生了「明鏡周刊事件」。這起發生於1962年、傷害德國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甚鉅的事件，我已在〈說出事實──明鏡週刊創刊70週年〉、〈說謊的媒體？──德國新聞界的自由之戰〉等文章中提及，在此不再重述。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出Strauß是個把國家利益與安全放在人權與自由之前的人。類似的態度也可以從他對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同情言論看出──他對曼德拉毫無好感，認為種族隔離政策攸關國家安全，並且反對黑人平權。
保守主義的新方向
回顧此人一生，我並不欣賞他對國際上威權政體的寬容，也認為他錯誤理解了新聞自由的重要，但是不能不承認他是個極有魅力的老派政治人物：直言不諱，不怕得罪選民，也不總是站在政治正確的一方。他是個巴伐利亞主義者，曾經多次向媒體表示，巴伐利亞邦總理是世上最棒的職位；但他也是個愛國者，不像他的祖父與父親始終心向維也納，他忠於柏林。他曾說：「在歷史必要時，我們巴伐利亞人必須做好準備，在危機中，成為最後的普魯士人！」（Wir Bayern müssen bereit sein, wenn die Geschichte es erfordert, notfalls die letzten Preußen zu werden!）這個深受南德民眾愛戴的政治人物，將許多對普魯士不信任的民心留在了德國。
今日基社黨遭遇創黨來最大危機，必須思考何以這個黨被選民背棄，也許Strauß在60年代提出的說法，可以為未來黨內改革定下方向。當時他的一句名言，吸引了無數原本對保守主義政黨抱持懷疑態度的年輕選民：「保守並不是往回看。保守是指，在進步的前端上向前行。（Konservativ heißt nicht nach hinten blicken, konservativ heißt, an der Spitze des Fortschritts marschieren.）」這樣的保守主義也許才是基社黨未來必須努力的方向，雖然Strauß自己未必真的作到。
一個政黨的價值本來就必須不斷的被挑戰、被討論，進而與時代一起進步，例如我們今日就不可能再去支持當年基社黨的種族主義立場，Seehofer在曼德拉逝世時，也發表了甚為動人的悼詞。未來基社黨也應向前行，不管在其內政、外交、歐洲或難民政策上，都應該重新討論並定義保守主義的內涵，並與極右派的訴求作出明確區隔。
德國人很愛講一句話，以描述巴伐利亞的例外地位：「在巴伐利亞，時鐘都走得不一樣。」（In Bayern ticken die Uhren anders.）這個不斷極右化的世道，我們正該期待一個不一樣的巴伐利亞。在歷史必要時，這個巴伐利亞政黨，必須準備好在極右派民粹危機中，成為普魯士人，成為德國人，也成為歐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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