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瑞清明确地提出“求篆于金，求分于石”的理论，并身体力行地学习吉金书法，把吉金文字作为大篆书法的主要取法对象，有利地推动了大篆书法的发展。李瑞清强调金文是中国书法之祖，认为学习书法应由大篆入手，再由石刻文字学隶，只有打好篆隶基础才能纳碑入帖。

李瑞清（1867-1920），字仲麟，一字雨农，号梅庵，梅痴，江西临川人。李瑞清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李必昌，字慕莲，号兰生，文武双全，著有《文自芳室文集》十卷。李瑞清聪明伶俐，好学嗜古，因其父常年外地为官，长于湖南、两广、云贵等地。光绪十七年（1891），李瑞清参加湖南乡试中举，因被举报“冒籍”而放弃。十九年，李瑞清回原籍江西应试再中举。二十年，中进士。次年，殿试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三十一年（1905），李瑞清任江宁提学使，主持两江师范学堂，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李瑞清人格高尚，玉洁冰清。早年妻子病亡，遂终生不娶。清亡后，流亡上海，一贫如洗，朝不保夕。李瑞清始终坚持一生不事二主，“不做民国事”，以“清道人”自居，终于在贫困潦倒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一、李瑞清大篆书法理论

杨沂孙的《在昔篇》是一篇重要的古文字书法理论著作，文中阐释文字学与篆书发展的关系，提出篆书应该直追三代的主张，开启了大篆理论的先河。李瑞清用研究经学的方法研究书学，系统地阐述了大篆书学理论，提高了大篆理论的逻辑性、科学性。

李瑞清强调金文是中国书法之祖，认为学习书法应由大篆入手，再由石刻文字学隶，只有打好篆隶基础才能纳碑入帖。“余书本从篆分入学，书不学篆，犹文家不通经也。故学书必自通篆始，学篆必神游三代，目无二李，乃得佳耳。”[1]李瑞清的论点符合汉字书体演变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李瑞清明确提出“求篆于金，求分于石”的观点，主张学篆应从金入手。认为金文笔态、神韵千变万化，天趣横生；石刻篆书因摹刻，原意尽失，不能尽篆之妙。“余常曰，求分于石，求篆于金，盖石中不能尽篆之妙也。”“篆书惟鼎彝中门径至广，汉以来无人求之，留此为吾辈新辟之国。余为冒险家，探得大洲贡之学者。”

“自来学篆书者，皆絷于石耳。《石鼓》既不可学，《泰山》、《琅琊》才数十字，又不脱楚气，《峄山》徐模也，匀净如算子，成何如书乎？道人志欲左右齐、楚，神游三代，探险辟荒，未知何日登彼岸也！ ”[2]

“自来言篆书，《石鼓文》尚矣；而谈小篆者，莫不推李斯、李阳冰。阳冰书匀净如玉，而斯书特奇变不可测。《峄山》模刻失真，要为阳冰所祖秦权超迈，若巨鳌张髻。此《泰山残石》二十九字，与《琅邪台》为近，尽变古法，岂局古习常之人所能哉！古篆尚婉通，此尚骏质，折豪取势，当为姬周入汉之过渡耳。蝯叟论篆以姬周不如两京，窃以为过矣。两京篆势已各自为态，姬周以来彞鼎，无论数十百文，其气体皆联属如一字，故有同文而异体，易位而更形，其长短、大小、损益，皆视其位置以为变化。后来书体，自《熹平残石》、《开通褒斜石刻》、《石门杨君颂》、《太和景元摩崖》、《瘗鹤铭》外，鲜有能窥斯秘者。秦权量诏版大影大本跋《译山》徐模耳，《泰山》、《琅琊》又不脱楚气，言小篆者口称二李，实阳冰裔也，安所得秦斯书乎？今震亚主人影放权量诏版为大字，使上蔡朽骨伸纸操觚，《峄山》诸石更刊天壤，学者得此数纸，可得而推，邓、杨之徒当敛手辍笔。踊跃探慕，用告同好。”[3]

李瑞清分析了金文书法的艺术特征，认为金文点画浑厚含蓄，结体、章法错落，变化丰富，气格宏大。[4]“《齐侯罍》派笔长而曲，篆书之变化此为极轨，能左此，则随意颠倒，皆成佳趣矣。”[5]李瑞清对《散氏盘》极力推崇，喜爱有加。“《散氏盘》据吴大澂考之为楚器，自来篆取纵势，惟此器横衍用笔，醇厚古茂，英鸷雄浑，当为篆书第一，余生平学之最久，得力最深，汉之《三阙》、北魏《郑文公》皆其云礽”[6] “直《散氏盘》耳，近代学者多鼓努为力，锋芒外曜，安有淡雅雍容，不激不厉之妙耶？故不通缘隶，而高谈北碑者妄也。”[7]

李瑞清提出了学习金文的方法，主张以“大器立其体，小器博其趣”。在此方法基础上，李瑞清极力推崇家国重器散氏盘、毛公鼎，甚至说“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学《尚书》也。”“余既为门人临《毛公鼎》，以示其笔法。今震亚主人又以影放《毛公鼎》为大字，意欲比於《石鼓》，直胜《石鼓》耳。《石鼓》何能及《毛公鼎》也。余尝曰：求分于石，求篆于金。自来学篆书者，皆缚于石耳。邓完白作篆最有名，尝采撷汉人碑额以为篆，一时学者皆惊叹，以为斯、冰夏生。后进循之，弥以驰骋，苟以哗众取宠，而篆学渐以日微。杨沂孙最晚出，学邓而去其鼓努，号为雅驯，学者弗尚也。吴中丞颇晓古文奇字，多能正其读，史籀之学复明。尝作大篆古籀，其文虽异体，而排比整饬，与不篆无以异。操觚之子，莫不人人言金文，然实莫解笔法也。” [8]

二、李瑞清大篆书法

李瑞清大篆取法以“金”为主，散氏盘、毛公鼎倍受亲睐。李瑞清更是认为散氏盘为篆书第一，用工颇深，一度形成了“散氏盘派”。李瑞清崇尚碑学，是碑学积极实践者。李瑞清认为“帖非宋拓初本，无从得其笔法，故不如碑之易得。”李瑞清把碑学审美趣味融进大篆，用碑学方法书写大篆，这和吴昌硕不谋而合。李瑞清早年在湖南生活过，受何绍基影响。何绍基书以回腕法作书，违背人体肌理，写字极为费力，“约不及半，汗浹衣襦矣。”何绍基篆书浑厚，一味求拙，线条圆厚涩劲，而又流动，是“流动式“篆书，与吴昌硕的偏于生拙不同。李瑞清从何子贞获得启发，用战掣笔法书写大篆，用笔一曲三折，行笔有顿挫，一涩到底。李瑞清笔临摹的吉金文，万毫齐力，真气贯注，笔能杀纸，极有力度。胡小石赞叹其笔法： “梅庵先生尽破前人窠臼，始有血肉之感，生动飞舞耐人寻味。”[9]

李瑞清早年学习黄山谷，颇得深邃，对黄山谷跌宕用笔颇有心得。李瑞清的大篆用笔一定程度上来源于黄山谷、只是把黄山谷“抖擞”用笔推向了极致。

李瑞清求篆于金，不遗余力地追求金文大书法 “金石味”，金文书法的“金石味”饱满、圆融，如“屋漏痕”。李瑞清用“战掣”用笔来营造“金石味”，而“战掣”用笔，抖擞太重，以至于流于程式化，走向了另一极端——“习气” 。显然，李瑞清对“金石气”理解出了偏差，斑驳苍茫的“金石气”是大自然的造化，失去了自然，刻意模仿，“金石气”也就失去了它原本自然的风采。

李瑞清明确地提出“求篆于金，求分于石”的理论，并身体力行地学习吉金书法，把吉金文字作为大篆书法的主要取法对象，有利地推动了大篆书法的发展。李瑞清极力突破前人窠臼，把碑意，行草笔意，战掣笔法融进大篆作品，试图突破吴昌硕面貌，营造新意，李瑞清的探索精神值得肯定，但是他把迟涩推向了极致，以至于走向了极端。

在李瑞清探索精神指引下，黄宾虹、齐白石、胡小石等书家对大篆书法继续探索。黄宾虹把很多绘画语言、技法融进了大篆书法。齐白石从篆刻刀法中获得启发，把刀法技巧化进大篆书法，形成了独特风格。胡小石早年师从李瑞清，受李瑞清“战掣”笔法影响，早年作品，习气较重。晚年，胡小石对“战掣”笔法进行了反思，校正，去掉了程式化的“战掣”，回归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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