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造就了日本平安时代藤原氏家族的成功？

很久没回答问题了，来强答一发。

先抛结论，藤原家族的成功，个人奋斗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历史进程。摄关政治的形成，是以天皇为首的诸权门（有力贵族、寺社）冻结支撑王朝国家的价值体系，确立既成秩序的产物。

我们在讨论藤原家族的成功的时候，容易走入一个误区，即将藤原家族的政治行为局限于政治斗争的视野下进行探讨，比如平安时代的政治纠葛都是他们前后相续，有计划地处心积虑主动夺取权力的产物。藤原家族的成功主要是靠女儿等等通说。这些看法有点倒果为因，夸大了政治斗争中的个人自觉，也并不能完整勾勒出这一时期的政治走向。为此，我们可以试着将藤原家的在平安时代的发展放置到一个更为宏观的位置上去把握。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将视线拨到另外一边，从日本的修史开始谈起。

1. 从六国史到公家日记

“六国史”是日本律令政府所修纂的正史，既然是官方修纂正史，那肯定就会有官方修史机构。律令制下的修史机构，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部分，在《养老令》里说得很清楚，兹摘抄于下：

中务省卿一人，掌……受纳上表监修国史及女王内外命妇宫人等名帐……图书寮头一名，掌经籍图书，修撰国史……大内记二人，掌造诏敕，凡御所记录事。中内记二人，掌同大内记。少内记二人，掌同中内记。

同时，中务省还负责作成、施行、保存公文书，《养老令•公式令》载：“凡文案，诏敕奏案及考案、补官解官案、祥瑞财物婚田良贱市估案，如此之类常留。”另外，记注系统还有一部委于太政官之下，即外记官，《职员令》规定外记官职责为“掌勘诏奏及读申公文勘署文案检出稽失”，实际上即是对太政官的日常行政事务进行勘察记录。对于行政事务的详细记载和公文书的保存，这不仅仅是修史意义上重视保存一手资料的行为，还是律令制初期一种以“文书主义”作为统治的法律基础的举措。

但是，问题就来了，我们看“六国史”的作者，会发现其中好象并没有图书寮什么事。事实也正是如此，《养老令》的修史系统并未能长久维持。首先，真正履行修纂国史一职的，是天皇直接钦定的非常设机构——撰国史所。其名称不定，如撰《续日本纪》之机构便名为“撰日本纪所”。《西宫记•卷八》诸所列表中有“国史式所”，其下注云“有宣旨之时立之”。撰国史所的设置也非常有特点，它按照泛东亚体系的“大臣监修制”，常例以一名大纳言级以上的太政官僚为撰国史院别当（总裁）。其次，随着太政官权限的逐渐扩大，太政官属的外记官逐渐取代了内记官的位置。弘仁六年（815年），右大臣藤原园人命外记官与内记官一同职掌御所记录事，这实际上是扩大了外记的权限，内记官之后仅掌制诏敕事。仁和二年（886年），右大臣源多又规定外记需每日听取公卿议政并记录，并每月向藏人所上交。《续日本纪》嗣后的数任撰国史所，外记官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外记所纂写的《外记日记》，更是后期的国史材料重要来源。

延喜元年（901年）修毕的《日本三代实录》是朝廷所编纂完成的最后一部官方正史，其中留存着大量的诏敕和表奏，以及对年中行事等被后世作为遵循范本的“先例”的详细记载。《三代实录》的这种编撰特点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正是在这部国史的编撰期——宇多、醍醐朝（887年—930年），日本的官方史学开始转型。宇多天皇即位前，日本朝廷已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混乱期。自承和之变以来，朝廷高层倾轧不已，政变频出。宇多天皇作为旁系被藤原基经安排即位，他的首要目标即是重建混乱的政务和朝仪，借以稳固自己这一支，也就是光孝—宇多一系的皇统。在修史方面，宇多天皇除了敕修《日本三代实录》以外，还命菅原道真编纂《类聚国史》，该书仿中国的类书，对之前的史书分条目进行了系统归纳总结。这表明了日本朝廷的执政态度的变化，即“整理律令国家积聚至今的公务上的知识，通过对其的消化重组，再次确立既成秩序，冻结支撑律令国家的价值体系”。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以来国史的实录化，其实也是这一态度在修史上的反映。对于日本政府而言，“国史”只是一个外壳，其中包含的是年中行事，公事情报这样进行的“先例”。以便于在政务处理中效率性地提出解决方式，即所谓的“勘先例”。这种政务程式化的行为发展至本时期，便形成了名为“有职故实” 的习惯法制度，而这一制度的出现，使得国史作为史书的价值变得低下起来。尽管在《三代实录》后朝廷亦有敕撰新国史之举动，但却是虎头蛇尾，留下一部分草稿后，便最终不了了之。但日本由于“有职故实”的出现和政务的程式化需要对“先例”进行勘审，故而同样需要对旧有历史进行记录保存。由此，记注性的《外记日记》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在六国史之后，公家社会进入了以实用性为主导的私撰史书时代，这一时期纂成的《日本纪略》、《扶桑略记》、《本朝世纪》、《本朝帝纪》等私撰史书，基本都是以《外记日记》所记事项为轴进行叙述。

《外记日记》的撰写与流传，带动了个人所记载的私日记，即公家日记的流行。虽然目前最早的日记遗文可追溯到天平十八年（746年），但以一定规模保存至后世的第一部公家日记，是宇多天皇撰写的《宽平御记》。之后的醍醐天皇和村上天皇亦遵循宇多旧例进行日记的撰写，这便是所谓的“三代御记”。简而言之，公家日记的记述开始流行，始于平安时代。

那么，这与藤原氏家族的崛起有什么关系呢？笔者在开头就已谈到。

摄关政治的形成，是以天皇为首的诸权门冻结支撑王朝国家的价值体系，确立既成秩序的产物。

正因为王朝国家需要冻结价值体系，确立既成秩序，故而诸权门更需要对“先例”等公事情报处理手段进行记录整理研究，传于后人。这是政务处理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藤原家的子弟日后注定会成为居庙堂者，有着主导朝仪的义务，故而为了培养他们的政务处理能力，就必须形成以日记为核心的指导体制。当时，公事情报的处理和记录很大程度上还掌握在外记和藏人手中。故而，掌握外记官所在的太政官机构的藤原氏可以很便利的对旧有的记录进行查勘整理，并流传于后代。掌握这种公事故实资源，是稳定自己在统治阶层中的地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诸堂上源氏就是抓住了这一次机遇，顺利跻身统治贵族行列。我们可以发现，私日记记录的风潮也正是先出现在了这两家之中。如摄政关白藤原忠平所著《贞信公记》、其子右大臣藤原师辅所著《九历》、参议兼左大辨源经赖所著《左经纪》、左大臣源俊房所著《水左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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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朝国家与“藤原氏”

所以，王朝国家究竟是什么？

王朝国家，是作为10-12世纪，律令国家体制转向中世国家体制的这一过渡时期的国家体制而由现代日本史学家提出的概念。这一时期，律令制下以个别人身支配为载体的民众支配和租税管理逐渐衰落，以之为载体的租庸调制被以土地为单位的支配和租税管理制度所替代。中央对地方的统治被大幅下放委任于国衙，使得他们在原则上可以管制一国内的所有土地和人民，同时以“官省符”（太政官或民部省的正式公文书）为法律依据，进行免田、杂役免除，或是征收临时赋课，中央则以“一国平均役”（在朝廷认可下，以国为单位征收的临时租税和徭役）和“京库纳”（纳入朝廷的贡物）为基本财政收入。国司权力的扩大导致恣意加征变多，很容易导致官民之间的对立。为了加以制约，缓解农民与国衙间矛盾，中央政府于11世纪中期颁定了“公田官物律法”，规定公田的基本赋课（见米）为段别三斗（每一反田赋三斗米），另外规定了替代庸、调、杂役的代物赋课（准米，其中可包括绢、布、油等手工业品）。这是国家支配方式的转换时期，不仅是地方，中央政权的组织运转形式也发生了巨大转变。显而易见的，这种临时收入对于公的意义上的财政而言是不稳定的，事实上，由于庄园的不断壮大与发展，公的意义上的财政收入逐渐弱化，让位于以庄园为中心的私的收入关系。进而使得以太政官机构为中心的律令国家逐渐弱化，而代之以“家”为中心的私的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形式。以藤原北家为嫡流的摄关家，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形成的。

平安时代初期，藤原冬嗣着手整备藤原氏族，先于弘仁十二年（821年）为勉励氏族子弟进学而设立劝学院，天长二年（825年），藤原冬嗣兼任施药院使，将其官司化后寄奉食户一千户，用于救济藤原氏内的困穷者。之后，劝学院作为氏院，负责管辖与氏社、氏寺有关的诉讼、赋课、祭祀等事宜，形成了恒常化的体制。

承和三年（836年），藤氏公卿联名上表仁明天皇，希求命国司对上纳中央的贡物进行检送。此时联名之公卿，据《续日本后纪》载如下：

左大臣正二位藤原朝臣绪嗣、从二位行大纳言兼皇太子傅藤原朝臣三守、正三位行中纳言藤原朝臣吉野、中纳言从三位藤原朝臣爱发、权中纳言从三位兼行左兵卫督藤原朝臣良房、从四位下行勘解由长官藤原朝臣雄敏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藤原雄敏，承和三年藤氏公卿位中纳言以上者尚有他人，为何这里会突然挤进来一个位阶低很多的藤原雄敏？考察这些人各自出身，藤原绪嗣和藤原吉野是式家，藤原三守为南家，藤原爱发和藤原良房为北家，藤原雄敏为京家，可见他是作为京家的代表而列名于此，此上表是藤原四家的共同意见。

其后藤原良相执政时，继续推进了藤原氏“氏机关”的构建，贞观元年（859年）二月十一日，藤原良相奏请“以私第一区，建崇亲院，安置藤原氏无居宅者。便隶施药院。凡厥所须付物，令施药院司掌之。又建延命院。院便隶劝学院，安置藤原氏有病患者”。值得注意的是，藤原氏所建立的这些“氏机关”，在律令官制上占据了十分奇特的位置，譬如劝学院，明面上是大学寮的附属机关，但实际上却属氏族统管，“不被管寮家”，这种“氏机关”实际上与天皇的家政机关并无二致。但其属僚似官而非官，其主要长官构成几乎都是藤原氏，补任手续亦需要藤原氏的权力认证，可见此时，藤原四家还是处于一种“氏”的有机结合状态。藤原氏以北家的藤氏长者为轴，其余三家长者为辅，统辖着庞大的宗族。整个平安时期，藤原氏任大臣和立后时，都会向劝学院与施药院，以及鹿岛社、香取社寄进封户。如藤原实资寄进封户时所写寄文中，明确有“承一门之余庆”的文字，可见藤原氏在平安时期的“氏意识”。

然而，这种氏族内部的关系是十分脆弱的。藤原北家自藤原冬嗣为其父内麻吕于兴福寺南円堂举办的法华会开始，便逐渐依靠这种利用葬送和追善佛事的传承，以氏寺氏社为载体建立起了一种精神纽带，这种纽带甚至在各门流分散之后依然普遍存在。然而，其余三家在传承上完全落后于北家。例如祭祀南家家祖藤原武智麻吕的荣山寺，本来可以如同兴福寺一般成为南家氏寺。但南家家人有皈依兴福寺的，有自建寺庙的，放弃兴旺荣山寺的南家氏人不在少数。最终使得荣山寺陷于破败。而在叙氏爵这一对家族影响颇大的政治行为中，亦有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发生，长德四年（998年），藤原家叙氏爵，京家所叙之人为藤原文利，然京家长者藤原辅远受藏人内藏有兴之子内藏文利所托，将叙爵时的姓暗中修改，结果让内藏文利得了这个爵。这一系列事件从侧面反映了南京式三家精神纽带和家族感的缺失，始终无法形成一个生命力顽强的政治实体，只能在历史长河之中被慢慢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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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身内政治与官司请负制的形成

我们在谈论藤原氏的成功的时候，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即是“身内政治”的形成。这是摄关政治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学者、文人、能吏被排除于公卿阶层之外的直接原因。所谓“身内”（ミウチ），即与天皇有着血缘和姻亲关系的贵族，如亲王、臣籍降下三代以内的源氏、以摄关为首、与皇家有直接亲属关系的藤原北家。需要注意的是，摄关政治并不是摄关家的独裁政治，而是这一系列以天皇为中心的“身内”相互协调、依存为基本的政治体系，换句话说，即是以天皇为核心，皇族、皇亲、贵族相联合的政治形态，他们占据政治中枢，坐拥高位高官，形成了所谓的“身内政治”。这一体制形成的标志，即是昌泰之变。以往一般认为这只是藤原时平为了独占大位而故意陷害菅原道真的阴谋事件。但是现在看来，贬谪菅原道真是当时贵族层的共识，或者说，宇多天皇对菅原道真的拔擢，引起了整个“身内集团”的不满。早在昌泰元年（898年），为了反对菅原道真被授内览，诸纳言便拒绝参加外记政，逼得道真只得请出宇多天皇之命才得以平息。昌泰三年（900）二月，与道真有着姻戚关系的藤原忠平被迫辞任参议，同年十月，文章博士三善清行劝告道真辞任右大臣。可见菅原道真的迅速升迁招致了贵族层的集体反感，时平的阴谋，也正是获得了这批贵族的广泛支持。当时参议以上的公卿共十五人，七名藤原北家，七名为源氏及皇亲，可见当时的公卿，基本已被天皇的父系“身内”和母系“身内”所占领，而宇多天皇拔擢如菅原道真一般与皇统无缘的学者政治家，是对大多数公卿权威基础的否定，故而遭到了强烈反抗。身内政治成立的结果，是堂上公卿大半都被藤原北家和诸源氏所独占，其他氏姓很难再挤进上层公卿。

然而，身内政治的缺陷在于，政治资源总是有限的，即使是诸源氏及藤原北家之人，只要离天皇“身内”过远，也同样难逃被边缘化的命运。如时平一系外戚化失败后，仅仅两代就脱离了公卿行列。这种靠血缘姻亲连接皇统获取权威的策略有其不确定性，故而，藤原北家迫切的需要从其他方面入手，稳固本家的地位。于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大分流，成了他们的一颗续命药，这个所谓的大分流，就是官司请负制。

如前所述，平安时代中期开始，贵族社会开始发生分流，并最终形成了“官司请负制”这一阶层固化的产物。所谓“官司请负制”，即指各官司的实务部门及其余特殊部门，由某一氏族或家系所独占，并将其作为家业传于后代，使得子孙能代代世袭。这是中下级官人在面对中央政府被藤原氏和源氏把持，自身升进无望的无奈之举，退而求其次，求取国守（受领）或特定官司的补任，并确保自身家族的利益。官司请负制的出现，意味着律令制下以太政官机构为顶点的官司间的统属上下关系的解体，各个官司均可以独立承担部门事务。虽然这种固化阶层的制度使得各级别的贵族跨越壁障得到升进变为了难事，但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各家后代子孙因没落被排除出公家社会的可能性。同时，在官司请负制的影响下，上层贵族的社会单位由“氏”逐渐变为了“家”，以之为契机，“家业”、“职”等观念普及到了整个贵族社会，并成为了家庭成员的联系纽带和身份象征。如世袭摄关的摄关家（藤原北家），世袭弁官的官务家（小槻氏），以外记为家业的局务家（中原氏、清原氏），以武艺武力为家业的武家等等。而君临于诸家之上的，即为世袭天皇的天皇家。

官司请负制的形成是上文所述“王朝国家的价值冻结和既成秩序的再次确立”的标志，为此，我们需要具体探讨一下官司请负制的形成。

首先，这一时期的官位升进形成了定势。律令制时代以官员政绩考核为核心的考课成选制在此时被弃用，代之以勤务评定和年功序列为评价基准的年劳制。“年劳”指某官僚在特定岗位上的勤务时间，某人要到达某一个官位，需要在前一官位上干一定年份后方可升阶。而年劳制发展到后来，形成了一个个套路，这种套路通常被称为“官职名+劳”。譬如高层公卿升迁常用的”近卫劳“，初官为近卫少将者，升从五位下两年，正五位下三至四年，从四位下三年。而近卫中将升从四位上须两至三年，正四位下须两年。然中层官人常用的弁官劳，中弁升正五位下须五年，从四位下两至三年，从四位上五到七年，少弁升从五位上须两年，正五位下须五年。在这种套路一般的升进方式中，通过拉开升迁速度，使得官位补叙在平衡中固化，最终形成了家格和极位极官这一体制。

其次，这一时代，各官司内部矛盾突出，官司首脑与下属间的事务管理能力的差距逐渐拉大。以外记局为例，由于贵族社会中对先例的需求性愈发高涨，外记职务的任务量和重要性也在上升。虽然借此机会，主管局务的大外记位阶得到升迁，但长期以来，外记的机构设置和制度并没有显著改革，事务冗杂而机构的处理能力却未能跟上，而且大外记与其他职员之间的能力差距亦愈发增大，进而导致了蓄积的矛盾越发增多。如右大臣藤原实资便记载道：“近代六位外记殆似忘首尾，已以不觉，仍万事仰大夫外记（大外记）”。这种情况普遍发生于各官司，在“家意识”形成的影响下，“家业”作为家族传续的纽带和饭碗来源，更受到了各主管官司的家族的垄断，官僚与官人之间的差距更加显著，这使得某一家族独占某一部门成为了可能。

官司请负制的形成，使得藤原氏能够以家的身份垄断摄关一职。而与此同时，藤原北家内部也开始了整顿，在确立家族秩序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的统治秩序。这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藤原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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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后期摄关政治的展开

近年来，针对摄关政治的研究有了较大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以往通说中的摄关政治一分为二的看待，认为良房—忠平期（前期）和道长—赖通期（后期）的摄关政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以吉川真司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在政治层面上，由于太政官政务的衰退，与太政大臣的职掌紧密相联的摄关自其中独立，转而与天皇直接相联系。后期摄关政治中，国政运行的主要任务变为了诸权门、诸官司间的利害调整，而作为律令制象征的太政官政治则大幅衰退，与天皇紧密结合的摄关家推行着新的国政运行方式，并从中创造出了新的王权形态。

毫无疑问，藤原道长执政期是摄关政治变容的关键时期。而这种变化的前奏，要追溯到道长之父兼家执政期。

宽和之变后一条天皇即位，作为一条天皇外祖父的兼家逼迫从兄藤原赖忠辞任，自任摄政。兼家执政后的首要政策，是确立新的祭祀秩序。宽和二年（986年）十一月，兼家复活了梅宫祭作为朝廷公祭，同年十二月再兴吉田祭，永祚元年（989年）八月定北野祭为公祭。如此，终一条朝，兼家在旧有的十六社奉币祭祀的基础上增加了吉田、广田、北野、梅宫、祇园社，确立了中世神祇秩序的基干——二十一社制（永保元年（1081年）增加日吉社，形成二十二社定例）。值得注意的是增加的这几个社的渊源，梅宫社祭祀的是橘氏氏神，而藤原氏此时已兼带橘氏是定（长者）一职。吉田社为兼家妻时姬祖父藤原山阴所创，后成为京中藤原氏氏神的祭社。而北野社主祭神菅原道真，因藤原氏对其的笃敬，在兼家期已成为护持藤原氏之神。兼家通过二十一社制的完成，将与自家关系深切的神社加入国家祭祀的对象。不仅如此，他还于永延三年（989年）三月，不顾诸公卿反对，促使一条天皇行幸祭祀藤原氏氏神的春日大社。而自之后的后一条朝起，春日行幸便作为天皇换代而进行的神社行幸而常例化。藤原兼家通过利用天皇的权威，提高自己的身份，将自己与普通公卿相隔离。在推进新的祭祀秩序，确立新的天皇权威的同时，将诸贵族置于自己的扈从地位，意在统制贵族官人，将摄关的存在彻底制度化，镶嵌进日本的国家体系之中。如吉川氏所指出的，兼家之后，自太政官机构独立出来的摄关长居于内里，与天皇建立起了直接的紧密联系。摄关也以天皇“后见”的形态被构造，开始形成恒常的制度化存在。

如同为人所熟知的，摄关政治是当时日本残存的母系制社会的反映，以天皇的母方尊属主导政治。而在外戚中最为典型的，无疑是母方家长——“外祖父”。事实上，整个平安时期，以天皇外祖父身份登上摄关之位掌控朝政的，仅有藤原良房、藤原兼家与藤原道长三人。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天皇外祖父的权威，是凌驾于作为官职的摄关之上的，如前述宽和之变后藤原兼家逼迫从兄藤原赖忠辞任自任摄政一事。这也是藤原道长逼迫敦明亲王辞去皇太子之位，迫使三条天皇让位于后一条天皇的原因。外祖父的这种强势权威，实际上是“身内政治”的一大特色，即强力亲权。相对于天皇而言，其父母拥有巨大的政治话语权，如一条天皇的父亲圆融上皇组织以宇多源氏为中心的院司介入政治，意图掣肘藤原兼家。当然，这一时期如宇多、圆融这种退位后仍积极参与政治的上皇极为稀少，相对的常与天皇同居，进行直接政治影响的，是天皇的母后。如醍醐天皇皇后藤原稳子在村上天皇即位与冷泉天皇立太子事上的活动；圆融天皇遵循其母藤原安子遗言以兼通为关白，一条天皇因母后东三条院藤原诠子的说服而任道长为内览等等。像这样天皇之母后在皇位继承和摄关补任等重大事宜上，亲自主导政治，影响天皇决策的事不在少数，她们有时履行着辅佐代理天皇大权，中介缓和上下矛盾，安定政治的职责。然而，必须要注意到的是，母后的这种职能仅限于父院不在或无强力外戚的情况下。而在天皇外祖父存在的情况下，母后的权威和职能就会由准拟于父权的天皇外祖父所包摄。换句话说，外祖父权威的特殊性，来自于他包含了父权和母权的最高家长权，这与只能以摄关身份代行或是辅佐天皇执政的舅父叔父相比，占有着绝对优势。

但藤原道长也有其特殊性，虽然说他最为人所熟知的称号是“御堂关白”，但实际上他从未担任过关白，摄政也仅仅当了一年。道长执政的绝大部分时间，是以一上（公卿之笔头，一般为左大臣）和内览的身份掌控阵定，从而执掌朝政。上岛享将藤原道长的执政期划分为了四个部分：

1）长德元年（995年）五月道长就任内览至宽弘八年（1011年）六月一条天皇没；

2）宽弘八年六月三条天皇即位至长和五年（1016年）正月三条天皇让位；

3）长和五年正月就任摄政至宽仁二年（1018年）二月辞任太政大臣；

4）宽仁二年二月至万寿四年（1027年）十二月去世。

第一段时期，是道长得到一条天皇信任，与之相互协力运营政权的时期。虽然道长仅是作为兼家五子接手藤原家，但此时一条天皇年纪尚浅，王家的家长中，圆融上皇早已去世，冷泉上皇和花山上皇都没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国母东三条院藤原诠子则全力支持着自己，政敌中关白家亦因长德之变而纷纷左迁出京，藤原道长面对的，可谓是一个大好局面。这一段时期，道长的权力基础来自于内览和一上之位，掌管着太政官机构和阵定（公卿议定，因于近卫府之阵中举行而得名），这十五年是藤原道长打下权力基础的阶段。

在第二段时期这五年，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藤原道长为何重视阵定到宁可放弃摄关之位？这很大程度上是归结于这一时期阵定的变容。摄关时代的公卿议定，主要是以阵定的方式举行，本来阵定的主要目的是回答天皇的谘问而由上卿召集公卿所举行，其议题涵盖各种政务。故而逐渐超脱出了单纯的咨询机关的位置，形成了公卿议政的最高机关。主持阵定者一般为一上，议定出结果后交由天皇与摄关裁决。这样一看，好像道长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但是，摄关本身是无法出席阵定的，而凭借左大臣内览的权限，道长却可以在出席阵定的基础上保持一定的裁决权，这是十分强大的权力。而且，道长拒绝作为天皇辅佐役的关白一职，转而利用太政官机构与天皇间潜在的掣肘关系，实际上也是表明自己与三条天皇间的对立关系，并便于进而对其施加压力，最终成功迫使其让位于后一条天皇，道长也得以以天皇外祖父的身份，对朝政进行更进一步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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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道长王权”到院政

后一条天皇即位后短短两年时间，道长便相继辞去了摄政和太政的职务并出家入道，完全脱离了朝廷的统治系统，以前所未有的超然姿态引领国家。进入第三期的道长，其主要目标放在了稳固已有权利，将其制度化，把自己塑造成为与天皇相并立的存在。为此，他延续了其父兼家的宗教政策，将以前由公家、诸院宫所实施的法会变由自己亲自以超大规模实行（法华三十讲、御读经等），将自己所拥有的巨大权力可视化，向世人宣示。在辞任关白四个月后，道长所营建的土御门殿完成，其恢弘令藤原实资感叹道：“当时太阁德如帝王，世之兴亡只在我心”（《小右记》）。据实资的记载，土御门殿的造营，道长的受领伊予守源赖光贡献了不少材料和古玩珍奇。事实上，藤原道长也确实如同天皇一般，在造营事业上向受领阶层甚至是公卿阶层要求献纳费用材料。同年十二月，道长为故去的双亲举行追善佛事，在土御门殿召开法华八讲。而为僧侣们提供的饭食则由大纳言以下的公卿分摊，如此将家事与国事混一，将自己摆到与天皇相当之位。以往人们只是从外戚权势的一方面看待道长的这些所谓“骄横”之举，但现在，学者们逐渐注意到，道长的这些举措并不单单是外戚政治的产物，而是在旧有的以天皇为中心的王权外再建一个新的王权的表现。

这种被成为“道长王权”的存在，集中体现于两点，即家司制的形成和法成寺（御堂）的营造。

律令国家的官僚有双重性格——官人与官司。前者是指天皇与各个官人之间的君恩—奉仕之关系，后者指以律令下的官司秩序为基础的一般行政体系。而天皇正是这双重性格的顶点，既是被所有官僚宣示忠诚的唯一君主，也是统治国家的最高权力者。而自平安时代开始，一批私人意义上侍奉天皇的近臣、近习出现了，并形成了如藏人所这种基于与天皇间的私属关系而形成的政治机构。这标志着天皇个人的侧近集团的形成。摄关政治也是如此，随着贵族社会的成熟，这种侧近集团的编成形态也开始影响到了公卿阶层，他们也开始各自拥有私属的家臣和家政机关，家司制便由此诞生。这种私属主从关系的出现，实际上是君臣关系多元化的一种体现。而道长以受领和实务官人作为家政机关的构成员，以此组织家司，形成了贵族阶级中处于顶层的家政体系。

另一方面，道长更是以佛教和寺院社会的护持者自居，在宗教层面上开展了造势运动。治安元年（1021年），道长所营造的法成寺金堂与五大堂建成，他在金堂安置了三丈二尺的金色大日如来，申称其目的为“住持佛法，镇护国家也”（《法成寺供养愿文》）。治安三年（1023年）十月，道长率十七名公卿僧侣参谒金刚峰寺，并巡礼沿途诸寺。在巡礼途中参拜高野山、法隆寺、四天王寺等寺院时，道长有意识地利用在民间流传甚广的弘法大师信仰和圣德太子信仰为自己造势，尤其是借由自圣德太子信仰中诞生的王法佛法相依论，作为自身王权正统化的理论。治安四年（1024年）四月二十一日，天台座主院源僧正召开舍利会，供养自延历寺迁来的佛舍利，舍利先被迁到藤原兼家创建的法兴院，再移至祇陀林寺，最后运往宫中。道中广植宝树，空中大散花瓣，伴随着香气与音乐，身着华丽衣物的僧侣、舞乐、童子与舍利一同行进，京中盛况空前，男女老少皆行参礼。在此次活动中，藤原道长、藤原赖通首行布施，以舍利为媒介，在无意识中稳固了自身的形象基础，“结缘贵贱不可胜数”（《日本纪略》）。同年于法成寺建成的药师堂中，安置了金色丈六的七佛药师如来和六观音像，“为七道诸国之除灾，显七佛医王；为六道众生之拔苦，造六观世音也”（《扶桑略记》）。为护持佛法、镇护国家、祈求国土万民和平而建立寺庙的道长，其作为已经不能单纯用他个人的宗教信仰来解释了。《大镜》中甚至写道道长在春日行幸中似“转轮圣王”一般光芒四射，引得民众顶礼膜拜。“转轮圣王”之称谓，足可与称呼天皇的“金轮圣王”相拮抗。虽然有创作成分在其中，但此时的道长，正可谓是世俗、宗教界的统率，作为与天皇性格相异的另一个“国王”统治国家。

道长“王权”时代，可谓是摄关政治的巅峰。但另一方面，正如之前所说的，藤原道长的成功来自于诸多偶发性条件（王家家长无力，朝中无可相匹的政敌，一门三后），一旦脱离了这些偶发条件，这种所谓的“王权”的传承非常困难，故而赖通之后的摄关家再也没有一个人能重现道长之荣华。但是，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道长王权”，这种在非制度立场下掌握圣俗两界人事，远程控制太政官机构，裁定权门争论的“王权”形态，会发现这与之后出现的院政，竟有异曲同工之妙。

道长王权的不可持续性不仅仅是由于赖通兄弟生不出女儿当不了外祖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身内政治”的衰退，在赖通执政期，“身内”公卿的数量逐渐减少，一方面，自一条天皇以后的天皇生子数量减少，使得“身内源氏”逐渐减少；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摄关一流的特权，摄关外戚的位置被限定于道长嫡流（御堂流）中，在建立摄关直系传承的基础上对他系进行排斥。“身内”对政治中枢的独占态势逐渐消亡，这代表着这一时期的公卿失去了尊重、服从作为“身内”中心的摄关的必然性。涌现出了更多的实务官僚，这群脱离了旧有“身内”身份的官僚，构成了新王权——院政的执政基础。

继承道长的藤原赖通意识到了这种变化，在他执政期间，摄关家的第一要务变为了将道长时期所获得的权力稳固在国家制度中。以永承元年（1046年）再建兴福寺为例，道长时期修建法成寺时，其造营方式是道长以自身权势命公卿、诸大夫、僧侣负担劳役，是基于一种私属关系。而赖通则是以国宛的方式实行经费调拨，施行一国平均役来负担重建兴福寺的劳役，将这种大型造营重新返回到国家层面，作为国家事业来进行解决。这从侧面体现了道长时期与赖通时期的差异，道长依据个人权势，将国事作为摄关家家政的范畴来进行处理；赖通则是将其放在国政之中，以明确的政务流程进行处理。而正是在这变化中，强化了赖通与摄关家作为“公的家”的立场。再加上赖通执政期确立了庄园制统治的基础，由他所创始的立庄形态成为了院政期立庄之先驱。故而上岛享将赖通执权期作为道长王权进化到院权力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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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摄关家的最终形成

最后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藤原摄关家为何能在衰落之后仍把持住摄关之位？

《平安遗文》中收录了一篇长历四年（1040年）六月三日的官宣旨案，提到当年四月二十五日行神祇权少副大中臣永辅的一封奏状，云“大中臣胤祖天儿屋根尊，是皇太神宫辅佐第一神也……抑淡海公（藤原不比等）赐藤原姓之日，中臣氏人等，皆悉为藤原……自尔以降，两姓相分之后，藤原翼辅人间之王室，中臣执行神事之众务，思其由绪，诚皆有以哉”。这即是二神约诺神话的出现。

二神约诺神话具体而言，就是天孙降临之时，藤原氏祖神天儿屋根命受天照大神之命随迩迩艺尊下国时，天照大神与天儿屋根命定下诺言一事。大中臣永辅此封奏状，本是为了压制逐渐抬头的神主家荒木田、度会二氏而发起的诉讼。而他为了宣示自身之正统性，提到了这一神话，强调了天儿屋根命子孙藤原摄关家代代辅弼王家，中臣家世世勤于神事之主张。《扶桑略记》宽治七年（1093年）八月二十二日条中兴福寺僧纲等奏状中亦有对该神话的强调记述：“我大日本国者，依天照大神敕，天儿屋根命之扶持力也，是以上卫王室，下抚民家。朝庭低头，黔黎束手，日本九州之域，尽皆赖其扶持。海内万民之辈，莫不仰其危重，就中大织冠（中臣镰足）建立释迦像，淡海公（藤原不比等）草创兴福寺，为盛王室全社稷也，自尔以降代代帝王皇后皆出此氏……”

二神约诺神话的出现，实际上是十一世纪中期，因由摄关家辅弼王家之现实而诞生的。贵族阶级鉴于唐与渤海的先后覆灭以及承平天庆之乱的勃发，开始借助神话的再构建，对自身的通知合法性进行强调。在新的神话体系中，天皇—天照大神—大日如来三者被同体化，建立了一个天皇立于俗神佛三世顶点的中世王权，用以正统化自身的统治行为，确立了“国主皆承神氏”（《参天台五台山记》）的大众认识。而二神约诺神话，是搭着这股中世王权形成的顺风车形成的附会神话。摄关家所拥有的现实政治影响，又使这个神话获得了说服力，经过大中臣氏和兴福寺等与藤原氏关系密切的寺社的强调认知，逐渐使得这一神话广入人心。

大治四年（1129年）七月七日，白河院去世，时任权大纳言的藤原宗忠在日记中回顾白河院之政时，写下了这么一句：“去保安元十一月，鱼水之契忽变，合体之仪俄违以来，天下众人被仰圣德灭了”（《中右记》）。这话指的是保安元年（1120年）白河院罢免关白藤原忠实内览权限一事，其中的“鱼水之契”、“合体之仪”两词颇值得玩味。宗忠将之前王家（白河院）与摄关（忠实）的合作执政比作“鱼水之契”，“合体之仪“，乍一看上去不过也就是文学修辞罢了。不过，之后的《愚管抄》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字眼，慈円在记叙二神约诺神话的同时，使用了”鱼水合体之礼“一词。结合《中右记》记述来看，不难看出此时在贵族社会中已经出现了王家和摄关家以”鱼水之契“、”合体之仪“运营国政的合理性来源，即是来自于二神约诺神话，摄关家之权力来自于天照大神神敕，王家和摄关家通过神话相联系，这在诸贵族中是独一份。故而保安元年白河院之举被视为背弃天照大神神敕的行为，使得”天下众人被仰圣德灭“。同样，嘉承二年（1107年）鸟羽天皇即位，天皇外舅藤原公实欺负藤原忠实年少，主张由他来担任摄政。结果被白河院别当源俊明一句”五代之内都是普通公卿的人还想做摄政“给顶了回去（《愚管抄》）。保安元年藤原忠实下台蛰居后，白河院曾属意忠实叔父花山院家忠担任关白，结果也被院近臣藤原显隆所劝阻，最后于次年命忠实之子忠通就任。这些事例都可证明当时在贵族社会，摄关家的独特性及其存在和延续之合理性已被贵族社会广泛认同接受。

最后需要提到的一点是摄关家内部秩序的最终完成，即藤氏长者就任仪礼的确立。藤原忠实讨厌他儿子藤原忠通而派武士去他家抢出来送给二儿子赖长的长者道具朱器台盘（朱漆食具和食盘）相信不少人都知道。而藤氏长者继承宝器的这一交接仪式（朱器渡りの儀）诞生于兼家期，与朱器台盘同时交接的还有长者印、渡庄券文（摄关家所领之地券）、刍斤（管理藤氏长者御厩马料的秤，象征军事权力），拟于天皇即位时交接神器之仪式。尔后，压制从兄弟藤原信长而登上关白之位的藤原师实，为了显示自己作为兼家—道长—赖通的正统后继者身份，而创立了长者就任后在最初的正月大飨上使用朱器台盘（朱器大飨）等一系列仪式。这一系列长者就任仪礼的确立，也是藤原家确立自身地位的重要一环。

摄关家地位的确立，标志着贵族社会系列化——权门体制的最终完成。把握这一历史脉络，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地理解日本的中世社会的发展。

2017.5.4

参考书目：

橋本義彥. 平安貴族社会の研究[M]. 吉川弘文館, 1976.

佐々木宗雄. 日本王朝国家論[M]. 名著出版, 1994.

元木泰雄. 院政期政治史研究[M]. 思文閣, 1996.

佐藤健治. 中世権門の成立と家政[M]. 吉川弘文館, 2000.

玉井力. 平安時代の貴族と天皇[M]. 岩波書店, 2000.

山本信吉. 摂関政治史論考[M]. 吉川弘文館, 2003.

松薗斉. 王朝日記論[M]. 法政大学出版局, 2006.

上島享. 日本中世社会の形成と王権[M].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10.

佐古愛己. 平安貴族社会の秩序と昇進[M]. 思文閣, 2012.

曽我良成. 王朝国家政務の研究[M]. 吉川弘文館, 2012.

佐伯智広. 中世前期の政治構造と王家[M]. 東京大学出版会, 2015.

自天智天皇时期内大臣镰足诛杀权臣苏我入鹿，推进大化改新，因有功于王室，从而被赐姓藤原氏以来，藤原氏就开始走向历史舞台。镰足的儿子藤原不比等，将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圣武天皇和文武天皇。后来的孝谦天皇就是其外孙女。

从光仁到崇德二十七仁天皇，只有光仁，桓武，仁明，宇多，后三条不是藤原氏所出。可想而知这250年来朝政基本全由藤原氏把持。

日本律令制最高官位是太政大臣，但是非皇室基本是不赐官的，宁可空着。当藤原氏与天皇结亲之后自然也进入了皇室行列。不比等的玄孙良房将女儿嫁给文德天皇，生了后来的清和天皇，文德本想立长子惟乔，但是又忌惮于良房，只能任由良房。

所以自自己的外孙清和天皇即位以来，藤原良房认为天皇年纪太小，自己开始摄政，并出任太政大臣。他的儿子藤原基经认为应当从传统的律令制官衔中脱离出来，于是创造了"关白"这一概念，正所谓万机先于关白也，朝中什么大事都得从关白这里过目一下。将自己的这套官职体系与天皇创立的体系相对抗。从此历代天皇只能够"专昵其燕帏闺好之私，内有所制，外有所惮",被妃子和外公把持的朝政，自己已然成为傀儡。这是中央上。

在地方上，则是变郡县制为封建制。大化改新日本算是什么都在学唐朝，看起来郡县制是比传统封建制要先进。可惜适用于中国的东西不见得适用于日本。

孝德天皇废除传统的造置国司，变144个国司为66国，五畿七道。官员要由朝廷任命，且非大功者不得世袭，名曰"守介"，即正副级。

而自藤原氏掌权以来，则倒退为了传统封建制，为了与朝廷争权，换取支持，任命的国司往往可以世袭，而且在其内部基本成了国司的独立王国。久而久之，封户越来越多，常常一国领土守介只占百分之二十，国司占据百分之七八十。

何况藤原氏等贵族还有税赋豁免权，能够免于税赋，许多不堪朝廷税赋的百姓就将领土寄进给这些贵族，为相门做事而不为朝廷。于是朝廷的经济实力与相门开始此消彼长，最终沦为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