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劍:敦煌塑像、壁畫中的唐朝武備 | PTT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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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劍:敦煌塑像、壁畫中的唐朝武備

敦煌塑像、壁畫中的唐朝武備

龔劍

敦煌莫高窟、榆林窟存自十六國至元代歷代壁畫四萬多平方米,內容以佛教題材為主,壁畫中佛陀、菩薩、天王、力士、飛天、供養人等為主,故壁畫的研究成果也主要以佛教題材內容為主。壁畫中還涉及大量天王、武弁、其兵甲器械眾多,國內學界只有楊泓先生對敦煌壁畫中的北朝、唐朝騎兵做了一定梳理。本文擬通過對敦煌壁畫、絹畫對唐朝武備進行分析梳理。

一、史書中唐朝武備

由於唐朝法令制度,極少下葬武備,至今考古所出唐朝武備僅有竇皦墓唐刀和曲江、大明宮殘甲一套,這些實物對唐朝武備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樣本,但是因為實物樣本數量太少,無法系統描繪出唐朝武備狀態。《舊唐書》、《新唐書》、《唐六典》、《神機制勝太白陰經》等著作記錄了相當數量的唐朝武備情況,筆者梳理出其內容,有助於對唐朝武備有一個較為詳細的了解。

筆者從宮廷和軍隊兩個角度來闡述唐軍的裝備。兩唐書中的《禮製》、《儀衛》記載宮廷儀衛中持有長短不同兵器,長矛類有“槊”和“漆槍、木槍、白杆槍、樸頭槍”四類槍;儀衛在朝會時“佩弓箭、胡祿”;右驍衛、左右衛、清遊隊立於兩階、東西廊佩“鍪、甲、弓、箭、刀、楯”,用“黃、赤、黑”加以區分。左右金吾衛“帶弓箭、橫刀……二十人持槊,四人持弩,十六人帶弓箭。”;大駕鹵簿,天子出行時,千牛衛將軍一人陪乘玉輅“執金裝長刀”;左金吾衛隊正、左右金吾衛翊衛持“銀裝儀刀”;左右威衛隊正“執銀裝長刀”;左右衛翊衛“各執金銅裝儀刀”;儀仗騎兵“甲騎具裝”。從現有史料來看,宮廷內衛的衛體裝備有甲冑(鍪)、楯(盾);長杆兵器有槍、槊;刀劍有金裝、銀裝長刀和儀刀、銅裝儀刀、鍮石裝長刀;遠射兵器有弓、箭、胡祿。刀劍的不同材質的裝具也對應了軍職的將軍、隊正、儀衛武士等。

軍隊裝備在唐史料中也有明確的記載,《新唐書》兵製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氈帽、氈裝、行藤皆一,麥飯九鬥,米二鬥,皆自備,並其介胄、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神機制敵太平陰經》載:“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甲,六分七千五百領。戰袍,四分五千領。槍,十分一萬二千五百條,牛皮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馬軍以團牌代四分支。弩二分,弦三分,副箭一百分二千五百張。弩,七千五百條弦,二十五萬隻箭。弓,十分弦,三副箭,一百五十分。弓,一萬二千五百張,弦三萬七千五百條,箭三十七萬五千集。射甲箭,五萬隻。生鈊箭,二萬五千隻。長垛箭,弓袋,胡鹿長弓袋,並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副。佩刀,八分一萬口。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棓,二分二千五百張。馬軍及陌刀,並以啄鎚、斧鉞代,各四分支、搭索,二分二千五百條,馬軍用。”唐軍遠射武器為弓箭,佩胡祿,箭為“射甲箭、生鈊箭、長垛箭”三類;盾牌為牛皮製;軍士的“佩刀”即為橫刀,長柄武器為“槍”、“陌刀”“棓(棒)”;甲冑《太平陰經》中未說明細節,但是在《唐六典》中則闡述的較為清晰:“甲之製十有三: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細鱗甲,四曰山文甲,五曰鳥鎚甲,六曰白布甲,七曰阜絹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有一曰木甲,十有二曰鎖子甲,十有三曰馬甲,今明光、光要、細鱗。山文、烏鎚、鎖子皆鐵甲也”。

《唐六典》中對槍的注釋:“矛、長八尺曰槊,馬上所執。蓋今之漆槍短,騎兵用之;木槍長,步兵用之,白乾槍,羽林所執;樸頭槍,金吾所執也”。

《唐六典》中對刀劍的注釋為“今儀刀蓋古班劍之類,晉、宋已來謂之禦刀,後魏曰長刀,皆施龍鳳環;至隋,謂之儀刀,裝以金銀,羽儀所執。鄣刀蓋用鄣身以禦敵。橫刀,佩刀也,兵士所佩,名亦起於隋。陌刀,長刀也,步兵所持,蓋古之斷馬劍”。從這段注釋中可以較為清晰的知道,儀刀屬於皇室儀仗用,配龍鳳環。班劍制度始自漢朝,天子百官皆佩劍上朝,地位較高大臣,皇帝賜“劍履上殿”,後來為了避免出現佩劍行刺,劍刃換成木質,班劍兩晉以後逐漸成為儀仗之物。鄣刀在目前的史料中也未見詳細的描述,也無出土實物可對應,無法考據。橫刀是宮廷宿衛軍士和軍隊常備佩刀。《隋書》卷十二志七載 “一百四十人,分左右,帶橫刀”,說明橫刀自北周時期就已誕生,隋沿用。《唐律疏議》卷八衛禁律“諸宿衛者兵仗不得遠身”疏議曰:兵仗者,謂橫刀常帶;其甲、矟、弓、箭之類,有時應執著者並不得遠身。宿衛時,“橫刀常帶”,故而高宗對為千牛衛將軍的王及善說:“他人非搜辟不得至朕所,卿佩大橫刀在朕側”。《資治通鑒》的胡注中則能發現一些有關橫刀名稱由來的線索:“橫刀者,用皮襻帶之,刀橫掖下”。從史料中可知,橫刀為雙提掛形式,配掛於腰間。陌刀在唐代史料中則有較多的記錄,在唐代對外戰爭和平定“安史之亂”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陌刀起源於隋朝,隋將闞棱善使陌刀,《新唐書》載:“闞棱,伏威邑人也。貌魁雄,善用兩刃刀,其長丈,名曰陌刀,一揮殺數人,前無堅對”。隋亡唐興之後,陌刀隨即進入唐軍,唐軍中李嗣業也著名的陌刀將,《新唐書》載:“李嗣業,字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絕眾。開元中,從安西都護來曜討十姓蘇祿,先登捕虜,累功署昭武校尉。後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為先鋒,所向摧北”,至今考古系統和民間收藏都無陌刀實物出土,故至今也無法確定此刀形製。

《唐六典》中對弓的注釋:“弓之製有四:一曰長弓,二曰角弓,三曰稍弓,四曰格弓。今長弓以桑柘,步兵用之;角弓以筋角,騎兵用之;稍弓,短弓也,利於近射;格弓,彩飾之弓,羽儀所執”。按照如此分類,宮廷儀衛用“格弓”,步兵用“長弓、稍弓”,騎兵用“角弓”,弓箭與胡祿配套使用。

二、壁畫中唐武備與實物

敦煌塑像、壁畫中有大量的天王、武弁、器械圖像,對研究唐朝武備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筆者將敦煌、榆林窟中涉及甲冑、刀劍、弓矢、具裝鎧等圖像進行分類和比較,結合史料和考古實物,試圖厘清唐朝武備的一些細節。

1、刀劍

南北朝時期,中國和西域交往愈發深厚,薩珊、粟特風格的刀劍風格開始影響中國,北周時期中國刀劍開始採用雙附耳式方式懸掛於腰側,放棄了戰國開始的劍璏式懸掛形式。至隋唐初期,刀劍開始出現劍格。中唐時期敦煌壁畫、絹畫中天王、武士手中的劍開始出現劍格,劍格形式有主要有三類:直翼八字型劍格;平面柿蒂紋型;菱形劍格。

中唐時期敦煌158窟“各國王子舉哀圖”中最早出現直翼八字型劍格,158窟開鑿於吐蕃統治晚期的前段,大約在公元756-781年,西夏時期進行過重修。“舉哀圖”中右下角有一王子,持劍刺胸,其劍格為八字形(圖1),兩翼較直,中段有尖凸。壁畫的左側,一王子背對畫面,纏頭,腰側懸掛佩劍,劍柄較為模糊,但是能清晰的看出其劍格為清晰的直翼八字格,中段無尖凸,鞘室有金屬包邊。

圖1 國王舉哀圖

舉哀圖表現的是釋迦牟尼入滅的時候,西域各國王子以“割耳剺面”、“刺心剖腹”的形式表現對釋迦摩尼的哀悼,“割耳剺面”、“刺心剖腹”是東漢至隋唐期間,出現在中亞、西域和中國北部諸民族的一種喪葬習俗。敦煌061窟是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夫婦於十世紀中期所建的功德窟,五代時期修建,宋代重修部分壁畫,其主室的東壁、南坡說法圖中的武士所持長劍,皆是直翼八字劍格(圖2、3)。此類直翼八字劍格在宋朝演化成新月格,並延續至元明清三朝,部分新月格中演化出睚眥,成為廣為熟知的龍泉劍格。現存於大英博物館、法國吉美博物館,原藏經洞唐絹畫中繪製了大量十一面觀音、天王造像,其手中的劍雖然為法器,但是器形完全是遵循當時的劍的形製,手中劍多為直翼八字格。

圖2 敦煌莫高窟061窟 主室東壁畫

圖3 敦煌莫高窟061窟 主室南坡

大英博物館藏十一面觀音像年代為公元701-850年(圖4);吉美博物館藏天王像館藏方未給出年代,從圖像構圖來分析應該不晚於五代(圖5);吉美博物館EO1162敦煌繪畫組圖中,辯財天手持長劍,劍格略呈新月形,劍首為環(圖6);這批敦煌絹畫、繪本中的觀音和天王手持的長劍都是直翼八字型劍格。

圖4 千手觀音 劍

圖5 法國 吉美博物館

圖6 法國 吉美 EO.1162

此類八字格劍的劍首多為環首,劍鞘形式不得而知,在同期的壁畫中,尚未發現八字格劍鞘形式,僅在舉哀圖中見到鞘室有金屬包邊的特徵。

筆者收藏的直翼八字格劍與敦煌壁畫、絹畫中所繪製的劍形完全一致(圖7),此劍根部刃寬4厘米左右,至劍尖寬度2.5厘米,刃體由根至劍尖收分較快。劍格兩翼較直,頂部稍微有放大,佩表一側(劍懸掛腰側,朝外一懸掛面稱為佩表)起脊線,佩裡側則是平面,劍莖類似漢劍,製作工藝非常規範。此劍就是典型中唐時期出現於壁畫、絹畫中的直翼八字格唐劍。

圖7 八字格唐劍

菱形劍格形式出現中唐時期,此種劍格是受到突厥風格影響,在同時期的唐陵、突厥石人中都有較為清晰的表現。敦煌壁畫中較少的表現出此種風格,現存於大英博物館,由斯坦因帶走的晚唐時期敦煌絹畫中有此劍格形象(圖8);大英博物館藏敦煌絹畫(館藏編號:1919,0101,0.35)中的天王像,手中長劍的劍格為菱形(圖9)。具有突厥、粟特風格的菱形劍格在武周時期開始大量出現,至晚唐逐漸消失,此種充滿西域風格的格,在已知的資料中多是刀格,較少是劍格。此種形式的格並未在後世的中原地區得以發展,而是隨著唐王朝的毀滅,退出了中原武備形製。雙附耳提掛形式在敦煌壁畫中展示的不多,榆林窟025窟南方天王隨扈的手中劍鞘就是典型雙附耳形製(圖10),這種雙附耳形製來自於薩珊文化,從北朝開始逐漸出現在中國,至中唐時期逐漸成為唐刀劍一種特有的風格。

圖8 大英博物館

圖9 大英博物館 千手觀音

圖10 榆林窟025窟 南方天王 隨扈 劍鞘

國內文博系統未在考古報告和文集中公布過有菱形劍格、雙附耳唐刀出土,甚為遺憾。隨著國內刀劍收藏的發展,唐菱形劍格實物逐漸被諸位收藏家收藏,筆者和鐵錘先生都收藏有此類格(圖11、12),格的材質有銀、銅、鐵不等,此類刀格兩翼靠刀背端略厚,靠刃端較薄,明顯可區別;劍用的菱形格兩端厚度較為一致,此類刀格在唐陵中也有較為清晰的表現,此種菱形格在遼朝刀劍中得以繼承。此種劍格風格的劍首多為圭形,外包金屬,提掛附耳國內亦有出土,為少數收藏家珍藏,此種附耳在南北朝時期,多為一個簡單的圓弧形,以固原李賢墓出土的北周橫刀為典型,至中唐,附耳已經變成多曲關係,已經非常中國化。這樣形製的唐刀東傳至日本,形成日本早期太刀的起源,現正倉院保存的“金銀鈿裝唐大刀”就是此類唐刀代表。(圖13)。目前所知收藏家和博物館保管的唐朝刀劍中,刀的數量大於劍,主要的刀型仍舊是漢刀直刃式(圖14),唐中期之後,誕生了一種新刀型,刀尖為劍形(圖15)。唐朝刀劍搖桿都裹鮫魚皮,西安竇皦墓墓中的唐刀實物上能看到殘留鮫魚皮痕跡,在莫高窟025窟毗沙門天腰側的佩劍的圖像中亦有顯示。

圖11 唐格

圖12 唐格

圖13 正倉院金銀鈿裝唐大刀副本1.

14 渤海國刀

圖15 揚州博物館唐刀

平面柿蒂紋格出現在晚唐時期,莫高窟012窟主室西壁的兩個武士手中之劍就是柿蒂紋平格,劍首為如意形,此種風格的劍首和格被宋、遼兩朝繼承(圖16),並成為後世中國刀劍的主流風格。

圖16 莫高窟012窟 主室 西壁

2、甲冑

敦煌壁畫中對天王、武士的甲冑也有較為清晰的描繪。分成三大類:於闐式樣、敦煌式樣、唐製式樣。

於闐式樣的甲冑形式是隨著毗沙門天王崇拜深入中原,隨佛教的傳播,其形象逐漸從西域式樣向中原式樣過度,但是其整體形象依舊保持了“法冠、炎肩、身甲、長甲裙、腰腹有弧形短刀、腰側配長劍、長戟”這個基本形象。第154窟營建於敦煌陷落於吐蕃後,大致營造時間為公元800年左右,南壁西側一鋪毗沙門天王像(圖17)、法國吉美博物館保存的斯坦因從敦煌盜運絹畫中的毗沙門天王像(圖18),較為清晰的展示了其身甲、長戟、佩劍的部分細節。目前敦煌學一些論文對此類形式的毗沙門天王稱為“於闐風格”。此類毗沙門天王最重要的特點有身甲和甲裙分離,身甲都是魚鱗甲形式,甲裙是鐵片劄甲形式,甲片非常特殊,在甲片頭部有明顯的突出部分。身甲在胸口開襟,有三條橫束皮帶用於捆扎,胸口和腹部有三個圓形護甲,使用X形瓔珞捆扎於胸前和背後。

圖17 莫高窟第154窟

圖18 法國吉美博物館藏敦煌毗沙門天王像

敦煌式樣的甲冑是毗沙門天王的一種新造型,誕生於中唐之後。榆林窟25窟左側毗沙門天王是目前保存較好的一鋪晚唐壁畫(圖19),天王側立,左手托五柱塔,右手持長戟。披膊和盆領一體結構,披膊為條型甲片;胸前和後背單獨結構,用肩帶連接前後,前胸左右有金屬裝飾物;身甲為魚鱗甲,甲裙為條形甲片編綴成劄甲,甲裙和披膊的甲片在頂部都有突出部分,近似如意雲頭。腰側懸長劍,長劍劍首為環首,劍柄包鮫魚皮,柄中有莖孔,孔口有裝飾片,因劍在身側,不知其劍是否有劍格,劍鞘尾端有明顯珠飾。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絹畫中有相當數量的毗沙門天王像,此張天王像為五代時期(圖20),正面構圖形式,館藏編號:Pelliot chinois 4518。上身部分的身甲分成三部分結構:披膊和盆領為一結構,連接為一體,魚鱗甲葉;前胸和後背有各有單獨的一層硬質護甲,用肩帶連接,壓住披膊;內部身甲至腰部,身甲也為魚鱗甲葉。甲裙為長葉片劄甲。腹部掛一弧型短刀,腰側未見長劍。這兩尊毗沙門天王已經和於闐風格出現了一些顯著的不同,尤其是披膊和胸甲的關係完全不同,胸甲和背甲用肩帶連接,肩帶下壓披膊,明顯可以看出此類胸甲更具有中原風格,肩帶的連接方式完全繼承於南北朝的兩檔甲造型。此類風格在中原地區的唐天王石雕、鎮墓天王中更為流行,學界稱之為敦煌新式樣。

圖19 榆林窟025窟毗沙門天王像

圖20 法國國家圖書館

唐製式樣劄甲在敦煌217窟中有明確表現(圖21)。217窟主室南壁的“八王子禮佛圖”中,八王子身著鎧甲,此種劄甲胸甲和甲裙為一體式,都為長條甲片和皮繩編綴而成,甲身較長,胸前和身體兩側開襟,披膊獨立,前後身甲由肩帶聯接,壓住披膊,胸口有明光圓護。此鋪壁畫中的劄甲形製與唐昭陵長樂公主墓壁畫中的唐甲高度相似。同窟的主室北壁的交戰圖中(圖22),兩軍武士都著長身鐵劄甲,其甲的形製與王子禮佛圖中的身甲一致。軍士所持盾牌為圭首長直盾。

筆者在查閱敦煌壁畫資料中,發現天王的甲冑形式多為上下身甲分離的,從於闐式逐漸向敦煌式轉變,而軍士所披甲冑更多是長身劄甲式樣。

圖21 莫高窟217窟 盛唐 八王子禮佛

圖22 敦煌217窟主室西壁

中國考古界在目前公布的唐代甲冑考古資料非常有限,1976年7月中旬在西安曲江池出土唐代鐵鎧甲一領,“鐵鎧甲是在平整土地時發現的,據發現人說,出土時甲片編聯尚整齊,是一件完整的鎧甲,收集到的甲片共三百二十二片, 按照甲片的形狀, 可分成三種, 即寬條型、中寬型和窄條型”(圖23)。西安1995年在唐含元殿考古中,“發掘出唐代甲片,為九層橫向排列的甲片疊置而成, 鏽蝕嚴重。殘塊大致呈長方形, 長40、寬約14.5、厚6 厘米。甲片呈圓角長方形, 上端和下端各有一小孔。長7、寬2.3 厘米。應是唐代宮廷衛士甲片的殘存”(圖24)。較為遺憾的是,從目前的考古實物中,無法證實敦煌天王唐甲中有此類如意雲頭形甲片,兩處出土的甲片與敦煌217窟顯示的劄甲風格極為接近。

圖23 西安曲江考古出土唐朝甲片

圖24 大明宮出土唐甲片

3、弓矢、胡祿

從敦煌圖像上來看,唐軍較為普遍的裝備了胡祿,敦煌莫高窟第012窟前室西壁南方天王侍者手捧胡祿(圖25),這一鋪壁畫繪製於晚唐鹹通十年(869)之前。胡祿口小底闊,箭矢刃鋒朝外,這種裝置箭矢的方式,主要是因為矢簇用途不同,造型發展出不同形製,例如尖銳的簇為破甲用,較寬刃的簇為切割用,故射手在選擇不同攻擊目標時刻,可以從露出的箭鏃來選擇不同功能的箭矢。從歷史文獻記載來看,唐代中原地區已普遍使用胡祿,胡祿在軍中還有特別的應用,唐《通典》兵典兵五載:“令人枕空胡祿臥,有人馬行三十裡外,東西南北,皆響見於胡祿中,名曰’地聽‘,則先防備”,這一細節說明唐軍的胡祿多為硬質結構。從目前的考古資料來看,胡祿在4世紀已出現於龜茲的壁畫中,胡祿起源於西域的可能性更大,是在南北朝時期由西域自西向東傳播至中國。唐朝弓分成桑木弓和筋角弓兩大類,從大英博物館保存敦煌絹畫來看(圖26、27),天王像所持都是體量相對較小的弓,弓梢較長直無反翹,由於史料中並無記載唐朝四種弓製的細節,從《唐六典》的釋文來看,天王所持弓應該是“角弓、稍弓”。胡祿中露出的箭簇較為扁寬,究竟是《唐六典》中記載的“射甲箭、生鈊箭、長垛箭”哪一類,不得而知,圖26天王手左手持的箭右手持弓,其簇為叉型,此類箭矢未見唐朝考古實物,但是在遼金系箭簇中則為常見。

圖25 莫高窟012 前室西壁 胡祿

圖27 唐箭簇

唐朝對弓、箭的製作並未有史料記載。但是從歷史中的一些事件中可以看出,唐朝對弓箭是極為重視的,唐太宗李世民本人既是善使弓箭高手,《太平禦覽》載:“太宗討劉黑闥。闥常於肥鄉列陣,太宗親率左右擊之。有一突將,勇壯絕人,直衝太宗,刃將接,太宗以天策上將大箭射之,中心洞背,應弦而斃。遂傳此箭於北蕃。突厥見而驚歎。又常輕型機車近出,遇三騎皆賊中驍勇有名者,舉槍而進。左右請避之,太宗不從,待其將至,連發三矢,相次皆斃。敵人懾氣焉”。只是史料未能言明太宗使何種形製的弓、箭。《舊唐書》薛仁貴傳載“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內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劄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時九姓有眾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自余一時下馬請降。仁貴恐為後患,並坑殺之。更就磧北安撫余眾,擒其偽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九姓自此衰弱,不複更為邊患”。這些史料說明唐朝軍隊對弓箭的使用是極為高明,也反襯出製作水準極高,只是目前未有實物出土,筋角弓都是以木、牛角、牛筋為材料,如是入土,千余年也恐腐壞無蹤。

4、騎兵

敦煌莫高窟156窟《張議潮統軍出行圖》(圖28),壁畫中唐軍軍容整肅,穿劄甲佩戴胡祿。這是為數不多展示唐騎兵的圖像,從這些圖像中可知唐騎兵較少裝備具裝鎧,採用的是近似於輕型機車兵的裝備形式。唐朝大量裝備輕型機車兵,和唐太宗的作戰理念有相當大的關係。西魏史料記載突厥寇邊時候“來如激矢,去如絕弦,若欲追躡,良為難及”,說明突厥是以高速流動作戰為戰鬥原則,充分發揮騎兵的襲擾作用,進行搶劫和戰鬥。唐高祖李淵分析突厥騎兵的優點和弱點時候說:“突厥所長,惟恃騎射。見利即前,知難便走,風馳電卷,不恆其陣。以弓矢為爪牙,以甲胄為常服。隊不列行,營無定所。逐水草為居室,以羊馬為軍糧,勝止求財,敗無慚色。無警夜廵晝之勞,無構壘饋糧之費。中國兵行,皆反於是。與之角戰,罕能立功。今若同其所為,習其所好,彼知無利,自然不來。當今聖主在遠,孤城絕援,若不決戰,難以圖存”。李淵說此番話時,作為隋朝山西河東郡慰撫大使右驍衛將軍,極為清晰的認知到突厥騎兵的優勢和劣勢,決定效法突厥騎兵來訓練自己的騎兵,他對付突厥的策略,即“同其所為,習其所好”,不但在騎射上向突厥學習,師突厥長技,而且使士兵完全突厥化。他“簡使能騎射者二千餘人,飲食居止,一同突厥”,此種訓練騎兵是一個大膽而有創意、有魄力的嘗試,不僅以突厥的作戰方式訓練兵士,而且在生活方式上,也一如突厥騎兵,逐水草而居,馳騁射獵,使士兵脫胎換骨,從根本上改變隋騎兵的面貌。生活方式的改變,使李淵部下精銳騎兵徹底突厥化,甚至當突厥遇到這些騎兵時,也都無法辨偽,認為是突厥部落,真正做到了以假亂真。李淵的長策與戰略,即完全取法突厥。之後建國平定天下,攻滅突厥的作戰,李淵使用的就是這些善於騎射、與突厥不辨真偽的精銳騎兵。

圖28 張議潮統軍出行圖

而將李淵的精銳輕型機車兵戰術完全領會,並發揮出巨大作戰能力的就是太宗李世民。李世民19歲隨同李淵起兵反隋,20歲封秦王,在統一全國和征服突厥戰爭中,立下了汗馬功勞。李世民的騎兵作戰有兩大特色,一是深入敵陣,二是出奇兵。《資治通鑒》載:“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裡,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分將之,伏於道旁,才餘四騎,與之偕進。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眾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營三裡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為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鹹失色,世民曰:汝弟前行,吾自與敬德為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複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有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複逼。世民逡巡稍卻以誘之,入於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唐宋史料大量記載了李世民作戰經歷,李世民用騎兵,常出其不意,率領輕型機車兵誘敵或突然出現在敵人陣後、或攻擊敵軍側翼、或正面直接衝擊敵人軍陣。在整個李世民的征戰生涯中,無論是對手是劉武周、竇建德、劉黑闥、宋金剛都無法有效克制這種迅捷的精騎兵戰術,李世民往往選擇在對手最薄弱的環節進行衝擊,令敵人措手不及,驚慌失措,自亂陣腳。李世民也因此種戰術大獲全勝。不論深入敵陣還是出奇兵,仰賴的都是風馳電掣的騎兵。《資治通鑒》記載:“秦王世民選精銳千餘騎,皆皁衣玄甲,分為左右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分將之。每戰,世民親被玄甲帥之為前鋒,乘機進擊,所向無不摧破,敵人畏之”。

至此,我們從史料中可以得知靈活機動地運用精銳騎兵,是李世民的戰略戰術,也是唐軍平定隋末割據勢力統一天下、直至橫掃塞北的基礎。敦煌壁畫為李世民騎兵戰術做了較好的注釋。

5、槍、槊

史料中記載唐軍裝備槍、槊,但是迄今也未有實物出土,至今不得而知唐槍和槊的刃是何種造型。僅能知道唐騎兵的槍杆髹漆,較短;步兵槍較長,素杆;宮廷羽林衛槍杆是白杆,無法考據是何種材質;金吾衛所持的樸頭槍,完全不知其形製。

唐軍中羅士信、秦叔寶、王難得、哥舒翰皆為善使長槍的將軍,《太平禦覽》載:“哥舒翰善使槍,追賊及,以槍搭其肩而遏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丈而墜”。唐軍裝備槍數量極大,說明從技戰術上都對長槍頗重視。

6、楯(盾)

壁畫中步兵軍士用長直盾,長直盾可以相互依靠成為堅陣,是步陣接戰重要軍器。騎兵使圓盾,筆者推測圓盾體量小而輕便,便於騎兵衝鋒時遮擋箭矢。

三、小結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重要的一個時期,唐朝武備是同時代政治、科技、軍事發展的載體。但唐朝武備在歷史長河中湮滅,此項研究國內幾乎未見,孫機、楊泓先生的早期著作中也隻做出了簡單描述。筆者嘗試用敦煌系壁畫、絹畫和現有文物進行比對,力圖將唐朝武備的一些細節梳理,使其能以清晰的面目與世人相見。本文雖不能盡述其詳,但對武備細節的研究結論或是“夢回唐朝”最好方法之一。

參考資料:

1、《唐六典》

2、《舊唐書》

3、《太平禦覽》

4、《唐通典》

5、《資治通鑒》

6、《西安曲江池出土唐代鐵鎧甲》

7、《唐大明宮遺址考古發現與研究》

龔劍,網名不戒,畢業院校:成都電子科技大學自動化系。2000年開始常年深入藏區收集各地區的藏刀、長矛、盔甲、火繩槍等,歷史十餘年確定了藏武備研究方向及理論框架,正撰寫《藏武備》。近年從事古法刀劍複製和傳統金工技藝研究工作。

《藏族長矛的傳承》 2005年《輕兵器》

《戚家刀收藏與辨識》 2006年《收藏界》

《唐刀—大唐不滅的傳說》 2006年《兵工科技》

《藏兵天下》 2006年《收藏界》

《藏族土司佩刀考》 2007年《時間藝術》

《雪域藏刀》 2009年《收藏界》

《藏密金剛杵的源流與鑒藏》 2011年《收藏》

《從藏族冷兵器看漢藏關係》 2012年《北京國際藏學研討會》專題報告

《尋刀記》CCTV7軍事頻道 2014年拍攝

《我從漢朝來》 CCTV9記錄頻道紀錄片 2015年拍攝

本文已經獲得作者授權樂藝會發布

圖文由作者提供

本文經修改編輯後刊登於2020年2月《東方收藏》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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