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了每五年进行一次的澳大利亚人口普查结果。最新的一次普查是2021年进行的，由于与上次2016年的人口普查中隔着一个改变全球格局的新冠疫情，虽然澳大利亚基本延续此前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但本次人口普查中也出现了很多值得研究的变化。其中有三大变化很值得关注：
第一，移民数量在人口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而且亚裔占比不断提高，是本次人口普查反映出的第一大特色。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目前有51.5%的澳大利亚居民出生在海外，或父母至少有一方是移民。也正是因为移民人口的迅猛增加，让澳大利亚在过去的50年里，人口规模翻了一番，从1971年的1200多万人，增长到2542多万人。
如果看过去5年，自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增加了100多万新居民，印度超过中国和新西兰，成为澳大利亚居民第三大出生地，约有22万出生在印度的人成为这里的居民，仅次于澳大利亚本土和英国。
而在总人口方面，澳大利亚的五大人口来源国分别是英格兰、澳大利亚、爱尔兰、苏格兰和中国。除本地人外，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均来自英伦三岛，因此，来自中国的移民可算是澳大利亚第一大“少数民族”。此次统计中，华人比例占到总人口5.5%，相较2016年统计的5.2%更高。尤其是在大城市中，华人的比例显得更高——在大悉尼都会区，华人比例高达10.6%；在大墨尔本都会区，华人比例也达到8.3%。
不仅如此，大约550万澳大利亚人（超过五分之一）在家里说英语以外的语言，自2016年以来增加了80万人。其中，在家说普通话的人口占比最高，超过68.5万人，相较5年前的数据增加了8万多人，而紧随其后的其他语言也无一例外均来自亚洲地区——包括阿拉伯语、越南语、广东话和印度的旁遮普语。
可以说，澳大利亚的亚洲化程度已经来越来越显著，这甚至在改变澳大利亚社会的政治格局。在5月结束的联邦大选中，由于自由党此前的“冷战思维”和一些高层官员的反华言论，失去了大量华裔和亚裔选民的普遍支持，导致在多个华人占比较高的选区中败选。比如维州最大的华人选区——Chisholm，工党候选人Carina Garland就从原自由党华人议员廖婵娥（Gladys Liu）手中“夺取”了议席。
不仅如此，华裔澳大利亚公民人数的上升，也使得华人参政议政变得更加普遍。在悉尼、墨尔本等多地都涌现出了更多的华人议员，比如工党新州Strathfield议员李逸仙（Jason Li）。
第二，澳大利亚的家庭规模正在变小，小户型住房和宠物需求变高。
如果说亚裔人口的增加是一种长期可以预见的趋势，家庭规模的缩小可能会让有些人意外。毕竟，除了华人家庭外，人口规模占比越来越高的无论是印度裔家庭和中东裔家庭，往往家庭人数较多。
但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平均每户人数已从2.6人降至2.5人；0.1人的平均变化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实际相当于户数增加了近20万。
造成这种现象的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结婚率下降，相较于1991年15岁以上人口的56.1%的结婚比例，而2021年降到了46.5%；其次是有孩子的家庭减少，自1996年以来，没有子女同住的家庭的比例从40.8%增加到47%，目前只有大约250万个家庭有15岁以下的孩子；再次是单亲家庭增加，有记录的单亲家庭首次超过100万户；最后是人户数的增加，只有一个人的家庭数量从24.4%增加到25.6%。
第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房地产市场一个令人费解的现状——在疫情期间离开的留学生和游客返澳的数量明明还没有完全恢复，移民还陷入停滞，一些地区的住房空置却已经下降至低位，房租又开始飙升。因为单身户数的形成速度远超过小户型住宅的建成速度，使得住房需求与建筑量有一定脱节。
单身户的增加还加速了另一个产业的发展，就是宠物用品。澳大利亚已经成为养宠物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截至2021年6月，全澳宠物总数约3400万只，超过了总人口数。其中，单身户养宠物的比例较高，也加速了宠物数量的增加，并相应刺激了宠物用品和服务产业。
总体而言，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在发达国家仍属于较快水平，促进了人口总量增加。预期七十年后的21世纪末，总人口将再翻两番，达到7500万，略高于现在英国的人口数。
同时，移民人口继续不断重塑着澳大利亚的社会人文面貌：人口更为多元化，宗教信仰也呈现多元化趋势，这也是为何澳大利亚没有形成美国、欧洲大规模反对移民的极端民粹主义。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对比的话，澳大利亚目前是一个中等规模的高收入国家，并且紧邻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亚洲地区。其亚裔人口的增长料将在未来带来更多的人口红利，对其长期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繁荣作出贡献。
（本文作者魏睿昊Julius Wei为SBS特约通讯员、澳大利亚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分析人士，转载须经SBS许可；本文观点仅代表嘉宾观点，不能代替理财建议，不代表本台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