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包容、向上流動的紐約,其實是從荷蘭文化中長出來的 | 科林.伍達德(Colin Woodard) / 獨評讀好書 | 獨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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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包容、向上流動的紐約,其實是從荷蘭文化中長出來的

1789年的紐約華爾街。 1789年的紐約華爾街。 圖片來源:Wikipedia

大多數美國人都知道目前的大紐約地區最初是由荷蘭人所建立,但很少人知道紐約之所以是北美最生機蓬勃且強大的城市,而且具有與美國其他地區截然不同的文化和認同,其實深受荷蘭人影響。

17世紀多元的紐約

新尼德蘭建立於1624年,即五月花號抵達的4年後,以及清教徒抵達麻薩諸塞灣的6年前。新阿姆斯特丹是新尼德蘭的首府以及主要聚落,以木造的阿姆斯特丹堡(Fort Amsterdam)為中心,即現今美國印第安人博物館館址。新阿姆斯特丹於1664年遭英國人占領時,範圍只到「牆街」(Wall Street,即華爾街,當初荷蘭人真的在此築了一道牆)。當時主要的道路名為「寬街」(Broadway,即百老匯大街),這條街越過牆門,一路經過農場、田地、森林,直到小島北端的哈倫(即現今的哈林區)。船夫會載運乘客與貨品渡過東河抵達長島和下列村落:布魯克林、法拉盛、福來布許、後來成為布魯克林社區的新烏德勒。船夫也會渡船越過紐約港抵達荷波肯和史塔登島。

當時這個地區的人口僅1,500人,卻已經成為北美獨一無二的小村莊。這座村莊創立時即為獸皮貿易據點,毫不掩飾自己是個商業聚落,對於社會凝聚力或建立理想社會並不重視。當地的市場、船隻與倉庫塞滿了維吉尼亞的菸草、新英格蘭的鹽漬鱈魚、印第安人捕獲的海狸毛皮、麻布、餐盤與其他從母國運來的商品,再加上來自哈林和布魯克林的農場產品。

紐約的人口組成就跟商品來源一樣多元,有講著法語的瓦隆人(Walloons),來自波蘭、芬蘭和瑞典的路德教徒,來自愛爾蘭和葡萄牙的天主教徒,以及來自新英格蘭的聖公會教徒、清教徒與貴格會教徒。猶太人被禁止進入新法蘭西、洋基之國和潮水地方,但是1650年代的新阿姆斯特丹卻出現了阿什肯納茲猶太人(Ashkenazim)和使用西班牙語的賽法迪猶太人,這兩個群體未來將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猶太社群。街頭隨處可見印第安人,非裔則已經達到五分之一的人口,其中包含奴隸、自由人和半自由人。一名來自摩洛哥的穆斯林在牆外務農長達30年。到訪此地的人都會對這座村莊的宗教、種族和語言多元景象感到震驚。

各族裔和民族通常不相往來,彼此爭權奪利,連荷蘭人在此聚落都不佔有人口優勢。當地菁英階層主要由白手起家的人組成,出身平凡的他們靠著商業活動和房地產投機致富。當地政府將推廣貿易視為第一要務,在迴避民主的同時卻強調社會多元。簡單來說,這個村落非常紐約,而許多特質至今依然留存。

這些特質包括多元、包容、向上流動,並且極度重視私人企業,這些日後也成為美國的特色,但事實上這些都是尼德蘭聯省共和國(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的遺澤。

尼古拉斯.維舍爾二世 (Nicolaes Visscher II,1649–1702) 出版的新荷蘭地圖。圖片來源:Wikipedia

荷蘭的黃金時代,也是現代化先驅

17世紀初的荷蘭是地球上最現代化和成熟的國家,他們當時的藝術、法律、經商手法和種種制度成為往後西方世界的標竿。他們發明了現代銀行的制度,在阿姆斯特丹銀行(Bank of Amsterdam)建立了全球首創的票據交換所進行外幣匯兌,來自全球各地的不同貨幣都能夠兌換成荷蘭盾,使荷蘭盾成為全球貿易的首選貨幣。

1602年荷蘭人發明了全球企業,成立了荷蘭東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坐擁上百艘船與數千名員工,並且在印尼、日本、印度和南非進行密切的貿易活動。公司股東來自社會各階層,上自富裕商人,下至女傭與工人,為這家企業打下廣泛的社會支持基礎。1600年荷蘭的遠洋船高達1萬艘,這些設計精良的船隻控制了歐洲北部的航運。荷蘭西印度公司建立新阿姆斯特丹時,荷蘭的國際地位已經相當於20世紀末的美國,成為國際貿易、金融與法律的標竿。

1623年至1647年間荷蘭西印度公司的總部。圖片來源:Wikipedia

荷蘭人在17世紀的歐洲相當獨樹一格,因為他們致力擁護探究的自由。荷蘭的大學領先群倫,吸引來自世界各國的思想家,因為他們的母國限制了理性思考。落腳荷蘭的其中一位流亡知識分子就是法國哲學家笛卡兒(René Descartes),他相信應該根據「理性」提出探問,而非仰賴聖經權威或是過往的哲學家。他的思想塑造了當代科學的基礎,並且在荷蘭問世。其他同樣在荷蘭亮相的作品包含伽利略(Galileo)於1638年發表的《關於兩門新科學的對話》(Discourses and Mathematical Demonstrations Concerning Two New Sciences),這本建立當代物理學的書在義大利絕對不可能通過教宗的審查。史賓諾莎(Baruch Spinoza)是出生於阿姆斯特丹的賽法迪猶太人,遭拉比開除教籍,他的哲學著作卻啟發了聖經批判思潮以及深層生態學。洛克(John Locke)流亡至阿姆斯特丹後,撰寫了主張政教分離的《論寬容》(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於1689年出版。

荷蘭科學家發明了望遠鏡和顯微鏡,藉此發現了從土星環到精細胞等無數新事物。他們之所以得以向世界分享他們的發現和思想,是因為荷蘭官員接受出版自由。根據現代學者推算,17世紀出版的半數書籍都由荷蘭印刷。荷蘭這片學術自由的狹小綠洲,夾在北海和天主教裁判所之間,成為現代世界的孵化器。

宗教多元的荷蘭,也成了歐洲避難所

荷蘭共和國也成為避難所,吸引歐洲各地遭受迫害的人。異端分子在西班牙遭火刑,然而1579年讓荷蘭獨立的條約卻載明:「每個人都保有宗教自由……沒有人會因為宗教而遭到迫害或調查。」法國和英國禁止猶太人進入,但數千名賽法迪猶太難民從西班牙和葡萄牙逃至阿姆斯特丹,在當時全球最大的猶太會堂進行禮拜,並投資建立了新尼德蘭和荷蘭東印度貿易公司。當地主要人口喀爾文教徒能夠與天主教徒、門諾教徒、路德教徒融洽地生活。1607年,英裔的威廉.布拉福德和他所帶領的天路客抵達荷蘭。大學城萊登(Leiden)有三分之一人口為外國難民,天路客們選擇在此出版譴責查理國王的小冊子,當英國王室要求當地政府官員鎮壓此行為時,遭到回絕。

不過,並非所有人都接受荷蘭的宗教多元,天路客就是其中之一。布拉福德解釋道:「許多小孩都被邪惡行為帶壞」,包括「各式各樣的誘惑」以及「該國年輕人的嚴重放蕩行為」,還參與許多「鋪張浪費且危險的行動」,讓他們變得「不受管教」。荷蘭實在太過自由了,最終天路客逃往美國荒野,以更全面控管小孩的教養。

不過只有少數人願意離開荷蘭,投奔大西洋另一端充滿未知的生活。荷蘭沒有大批窮人願意賣身成為暫時的奴隸,也沒有受壓迫的宗教派別需要尋覓更寬容的環境來讓自己的信仰茁壯。新尼德蘭就跟新法蘭西一樣,面臨殖民者不足的問題。真正渡海而來的人,大多是想致富的冒險家,或是跟荷蘭關係淺薄的外國人,他們大概跟天路客一樣,希望找到個更單純且可以控制的環境。

1655年時,新尼德蘭成立滿31年,這塊殖民地上只有2,000名居民。1664年英國奪取新尼德蘭時,該地人口也只有9,000人,是更年輕的新英格蘭殖民地人口的四分之一。

最初的布魯克林、曼哈頓和澤西市的新荷蘭定居點,現已發展成為美國最大的紐約都會區。圖片來源:Wikipedia

心不甘情不願的接納差異

新尼德蘭最後形成的殖民地就像母國一樣寬容且多元。1654年,有一整船來自荷屬巴西殖民地的猶太戰亂難民,身無分文的他們遇到當時滿懷敵意的反猶總督彼得.斯圖維森(Peter Stuyvesant),這位總督稱他們是「撒謊成性的種族」,並且試圖把他們趕出殖民地。然而,總督在阿姆斯特丹的上級否決了他的決策,稱他的計畫「不理性且有失公允」,並且指出公司有「很大一部分資金」來自猶太股東。

斯圖維森總督也試圖攔阻貴格會移民落腳(「這是前所未聞且卑鄙惡劣的異端」),但法拉盛的民眾卻提出抗議,他們寫道:「各省的愛、和平與自由原則同樣適用於猶太人、土耳其人(即穆斯林)和埃及人(吉普賽人),這正是荷蘭聲名遠播的主因。」公司高層警告這位充滿歧視的總督,「不要干涉他人的良知,讓每個人擁有自己的信念,只要他們安分守己、奉公守法、不危害鄰里,且不違逆政府即可。」他們點出包容正是讓母國強大且讓眾多殖民地繁榮的關鍵。如今這項特質成就了今日的紐約。

儘管荷蘭與印第安人的關係整體而言相當平等且友好,但這是出自於私利,而非啟蒙思想。新尼德蘭人跟其他同樣於東岸開墾的歐洲人不同,在荷蘭統治期間,他們的人數遠不及印第安人。他們冒犯不起易洛魁族的5個部落,因為不僅會自取滅亡,也會損及貿易,畢竟易洛魁族是新阿姆斯特丹的主要毛皮供應來源。位於哈德遜下游的阿爾岡昆族原住民勢力較小,但同樣造成威脅。領土爭議在1640至60年代引發了一連串血腥戰爭,造成雙方死傷慘重。新尼德蘭人並沒有視印第安人為魔鬼的僕人,異族通婚也完全合法,但是對他們來說,印第安人除了帶來經濟利益之外並沒有其他價值。

荷蘭的包容特質僅止於此,他們並沒有愛好多元,頂多只是包容而已,因為他們知道不包容的下場會十分淒慘。荷蘭人從歐洲(持續不斷)的殘暴宗教戰爭學到了教訓,他們許多同胞在這些戰爭中都失去了性命。心不甘情不願的接納差異是大紐約地區保存至今的特點,我們在同一條街上可以看到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宗教和階級,彼此互相角力以爭取商業、政治和思想上的優勢。

紐約誕生:新尼德蘭文化在殖民地的延續

新尼德蘭主要為商業社會,負責治理的菁英大多與荷蘭西印度公司有裙帶關係。西印度公司並沒有比英國的維吉尼亞公司更有道德,只要商品能賺錢,公司就會加入,就連人口販賣也不例外。事實上,大規模引入奴隸制度的人並非維吉尼亞或南卡羅來納的仕紳農園主,而是曼哈頓的商人。

1655年,西印度公司的奴隸船白馬號(Witte Paert)從西非抵達新阿姆斯特丹,載運著300名奴隸,他們被販售到公開拍賣會,並且讓城市的人口增加了一成。在英國征服此地前的10年間,新阿姆斯特丹迅速成為北美最大的奴隸市場。大多數奴隸被運送至潮水地方,估計到了1670年時,新阿姆斯特丹有大約2成的人口為非裔。不過並非所有非裔都是奴隸。有些主人賦予他們自由,許多公司奴隸後來也獲得「半自由」,意味著他們可以結婚、旅行並且擁有房產,但他們仍需為自己支付定額的「租金」。

新尼德蘭在奴隸交易的支持下開始蓬勃發展,1664年8月,一隊不懷好意的英國艦隊抵達了新尼德蘭。新阿姆斯特丹完全沒有預見這場攻擊,因為荷蘭與英國當時並非交戰狀態。荷蘭人在武裝上也處於劣勢,不只是不敵港口的英軍,也不敵從長島東部前進布魯克林、準備掠奪這座城市的洋基反叛分子。在雙方僵持的局勢下,荷蘭人商議了一份非比尋常的投降協議,以確保荷蘭常規與價值得以保留下來。新尼德蘭將保有原本的商業和遺產法規、財產、教堂及語言,甚至連地方官都保住了。他們得以繼續和荷蘭貿易,讓新阿姆斯特丹成為唯一同時與兩大貿易帝國有所往來的城市。更重要的是,他們也確保了宗教寬容。新尼德蘭被更名為紐約,但原本的文化依然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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