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盲人依次体验了步行、公交、地铁、出租车，甚至饭店就餐后，在原本稀松平常的出行中，我们遇到一个又一个痛点
▲ 蒋伟军的导盲犬贝妮 许疏影|摄
写在前面：
一个多月前，这篇稿子已经写好了，但它一直躺在邮箱里。因为想等一个热搜。
10月15日，国际盲人日，热搜，无。12月3日，国际残障人日，热搜，无。我知道媒体尽力了，#为8500万人发条微博#的话题下基本都是媒体的身影（因为中国有8500万残障人士），但这个话题并没有出现在热搜榜前50里。傍晚时分，总算有条沾边的热搜，#汶川地震截肢女孩变身钢铁侠#，微博热搜榜排名第37位。
但我依旧感到遗憾，因为提起盲人，提起范围更广的残障人士，我们还是热衷于讲述他们自立自强的故事。但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日常生活，就如同这难以得到的热搜一样，不被关注。
编辑问我，稿子发吗？还是等下一个热点？“发吧。”我说，如果等不来浪花，那我自己就做一朵浪花。
这个选题源自一个原始的追问：盲人都去哪了？人行道上的盲道随处可见，但不知从何时起，或戴着墨镜，或手持盲杖在上面走路的盲人却少了。除了盲道，更多的公共场合也难觅盲人的踪迹。中国有1700万盲人，这些盲人都在如何出行？遇到了什么困难和不便？社会又提供给他们怎样的帮助？
参与其中，也许比坐在房间里交谈更能感同身受。当蒋伟军再次带着自己的导盲犬贝妮回到导盲犬训练基地探望时，我决定同他一起，参与这场特殊的旅途。
文 | 郭宇
编辑 | 施智梁
导盲犬不是万能的：
红绿灯静音，盲道难走
从家出发半小时后，蒋伟军和贝妮终于站上了上海地铁17号线，此时是早上7点03分。
家住上海的蒋伟军是一位盲人，贝妮是他的导盲犬。2019年5月底，在申请了导盲犬半年后，蒋伟军将贝妮从导盲犬训练基地领回了家。此后，蒋伟军出门基本都会带上它。
贝妮是这次行程的主角，不仅因为它会带着蒋伟军安全走过大街小巷，还因为此行目的地是贝妮的老家——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导盲犬训练基地。训犬师会不定期回访盲人使用导盲犬的情况，但疫情之后，贝妮已经有一年多没见过它在基地的训犬师。
这是一段漫长且麻烦的行程。蒋伟军家住上海市青浦区，从家到导盲犬训练基地，意味着要从上海的正西面走到东南角：单程90公里，地铁换乘至少三次，公共交通和步行加在一起要花费3小时左右。
家和地铁站的距离有1公里，蒋伟军可以选择步行或乘坐公交车。但无论哪种都不够完美。
导盲犬不是万能的，它无法识别红绿灯，能做的只是把蒋伟军安全带到路口。一路上经历的五个路口红绿灯都没有语音提示，蒋伟军多数时候只能靠听觉判断，“听不见声音时，应该就没车了。”我跟在蒋伟军身后，看他牵着贝妮过马路，有几次都忍不住上前提醒他：“等一等，你闯红灯了。”
经常外出的盲人吉田（化名）告诉我，在上海，有语音提示的红绿灯路口并不多。在他的印象里，市区内除了上海市盲童学校附近和静安寺附近有红绿灯语音提示，别的地方几乎听不见有提示，“这就只能靠车的多少来拍断，车特别多时，你只能请旁边的人赶紧带过去。”
同样静音的还有公交车，这是蒋伟军平时很少选择的交通工具。因为看不见，加上公交车到站时没有语音提示车辆编号，导致他“车子来了好几辆，也不知道应该坐哪个”。这是蒋伟军最怕的情况，所以大多数时候他会选择直接打车离开。
最终我们决定坐公交车。因为家门口的公交站牌只有一个班线经过，他不用担心上错车。
等车间隙，蒋伟军向我吐槽起了站牌旁边的盲道，这是他最讨厌的那种。“人行道本来就窄，一个公交站牌还把它分成两半，盲道都被挤得没地方了，几乎是贴着站牌铺的。”蒋伟军说，2017年还没有领养导盲犬时，他走在这样狭窄的盲道上，走歪了一下就撞到临街的围栏，“把眉毛旁边撞一个口子”，蒋伟军指了指那道疤。
除了上述这种情况，盲道无法使用还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蒋伟军能做的只有一遍遍地拨打市长热线投诉。
那么科技能多大程度避免这种走路时的意外呢？我从不止一位盲人那里听到过这几种产品：智能盲杖、云瞳App和天使智能眼镜，但使用者寥寥。有盲人吐槽智能盲杖的鸡肋，最多是多了个语音播报功能，“语音播报声音大到扰民也就算了，提醒的内容还不准确。”
云瞳App是一款在线互助软件，分为志愿者端和盲人端。盲人需要帮助时可打开App求助，系统会匹配志愿者通过视频方式指导盲人如何绕过障碍，顺利通行。云瞳App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款应用只是公司的一个项目，没有盈利，“算是个情怀产品”。由于前期的志愿者端注册人数过多，又没有经过统一的培训不够专业，所以目前其App的志愿者端已经在安卓市场下架，将在优化认证和培训后重新上架。“云瞳比较适合独居或者不愿意麻烦亲友的用户，出行有人陪同肯定是最优选项。”天使智能眼镜的相关公司拒绝了我的采访请求，但根据几位盲人的反馈，高昂的售价令普及不现实，除非残联能够进行一些补贴。
上了公交车，很快有人给蒋伟军让了位子，是看在贝妮的“面子”上。蒋伟军的眼睛看起来和正常人并无二致，很多时候要靠贝妮身上系挂的“导盲犬”字样的红色标识提醒，别人才会在疑惑中反复确认他是真的看不见。
蒋伟军是因眼底黄斑变性后天致盲的。先天性的盲人眼球发育不良，眼直肌萎缩，导致其在外观上很有辨识度。而黄斑变性的区域在眼底，肉眼看不出外观差异。
在接下来的行程中，我看多了别人用疑惑的目光来回望向他和贝妮。
想免费乘地铁公交？不太容易
蒋伟军乘坐地铁走的是绿色通道。早上7点，蒋伟军进入地铁站，他需要找到服务台，向工作人员出示上海市盲人免费乘车证，再由工作人员开闸机通行。
盲人免费乘坐公共交通有法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五十条规定：盲人持有效证件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电车、地铁、渡船等公共交通工具。
法律落实到全国各地，“有效证件”被细化成各种不同的要求。有的地方只需要出示中国残联颁发的残疾证即可实现免费乘车，有的地方则需要按照当地要求进行申领。
上海便是后者。想要办理上海市盲人免费乘车证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具有本市户籍并持有本市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视力残疾一级、视力残疾二级者；外省市来沪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和持有上海市颁发的有效《居住证》的视力残疾一级、视力残疾二级者。
这些条件对外地盲人并不友好，特别是那些在上海短暂停留的盲人。
来自河南的幸运（化名）把自己在上海乘坐地铁的经历称作“教训”。“河南和北京只要拿残疾证换票就好了，上海不认残疾证。”幸运说，在她使用残疾证乘车遭拒后，工作人员的回复她至今记忆犹新：“凭什么之前都不用买票呢，那你要不要把之前的票全部补回来。”
地铁站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幸运只觉得尴尬。从此以后，不论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幸运都会买票，那张残疾证也被她收了起来。“我也不是说付不起那几块钱，就是图个方便。”
但具体到上海的每个地铁站，严格执行和“灵活变通”的情况并存。由于常常带着贝妮出门有很高的辨识度，蒋伟军家附近地铁站的工作人员见了他基本直接放行，很少查看证件。
无法直接使用残疾证乘车，令吉田觉得不解。虽然吉田是上海人，但在我和他的交谈中，他曾反复诉说这句“我希望你们媒体能够呼吁一下，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怎么能这样拒绝盲人乘车？这真的很不方便！”
像蒋伟军这样携带导盲犬乘坐公共交通，虽然证件没问题，但导盲犬却成了他和路人之间的阻碍。
导盲犬贝妮个头很大，这让一些人在第一眼看到贝妮时会下意识躲闪，甚至没来得及看清它鞍子上的“导盲犬”字样就已经跑掉了。有一站地铁开门后，一位乘客看到贝妮趴在地铁上，直接换了个站台门上地铁。
说到这，我就不得不为贝妮们正名。贝妮全程一直很乖，上车之后就趴下，没有发出任何叫声。为了防止贝妮的尾巴被乘客踩到，蒋伟军一般会把它放到座位下面。蒋伟军说，他把贝妮领回来两年多，听过它叫声的次数一只手就数得过来。
还有一个小细节是，蒋伟军每次准备下地铁时，都会先向前伸出半只手臂，防止自己撞到地铁里那根竖起的柱子。如果有戴着帽子会更安全一点，“要撞也是先撞到帽子。”
靠无障碍设施，不如靠人
“这里有人吗？这里有人吗？”8点12分，蒋伟军和贝妮从地铁2号线的龙阳路地铁站下车，走了几步站定后，他发出了这句呼喊。
蒋伟军希望通过呼喊得到路人或地铁站工作人员的注意，并将他带到地铁线16号的上车地点。这是蒋伟军到导盲犬基地必经的一次地铁换乘——从地铁2号线换乘地铁16号线，也是最麻烦的一次换乘。“这个站需要上楼梯，上去之后的岔路也很多，我记不住路线，每次自己走都会出错。”
早高峰的地铁站，挤满了来去匆匆的人流，广播声、脚步声、地铁呼啸声、手机铃声和说话声，一起消解了蒋伟军的这句呼喊，尽管他重复了好几次。
三分钟后，热心路人出现。为了确保引领的准确和安全，蒋伟军表示希望能挽着对方的胳膊行走。
▲ 路人（右）带蒋伟军坐扶梯换乘 许疏影|摄
经过聊天得知，路人是一位便衣的地铁反扒民警。民警说，地铁站实在是太吵了，主要还是因为看到了这只狗。“之前在地铁上挺少见到导盲犬的，以为就是一般的狗，离近看到它身上的牌子，才知道是导盲犬。”
8点20分，蒋伟军被带到了地铁16号线的站台前。这段一百五十多米的换乘距离，正常耗时在3分钟左右，在民警的帮助下，蒋伟军这次花了近三倍的时间。
上海市地铁方面一直有为盲人提供接送站服务。多位体验过接送站服务的盲人告诉我，大家会提前拨打地铁热线，说明自己即将到达的站点，相关站点会安排工作人员接送。不同地铁线路间的中转换乘也是如此，这一站的工作人员会记下盲人上车的站台门序号，并通知达到站点的工作人员做好接应准备。
但弊端也有，这也是蒋伟军不选择提前电话求助的原因。如果起点和终点之间的站点太多，乘坐时间过长，工作人员和盲人都很难判断这趟地铁的具体到达时间，“我觉得太麻烦了，要等待的时间很久，还不如下了车直接求助快。”蒋伟军说道。
需要人帮助的不仅是换乘的时刻，想使用地铁站内的无障碍设施，有时也需要别人的帮助。
例如乘坐无障碍电梯。蒋伟军并没有学习过盲文，只能硬记按钮的位置。碰到有人在，他只需要站着就行，身边没人时，他只能靠摸，来摸出自己想去的楼层，按下去。“基本上那个按钮就在那里。”
▲ 蒋伟军按电梯 许疏影|摄
摸按钮坐电梯，也是蒋伟军每次出门和回家无法绕过的环节。他家住12楼，他得记住“12”和“1”这两个按钮在电梯里的位置，“12”是在右边一列的最上面一个。和地铁站仅有两层的电梯不同，在没有语音提示的情况下电梯门中途打开，他也无法判断是否停在了正确的楼层。
地铁站内的盲道设计也不够便利。碰到需要上下楼的地方，导盲犬贝妮都会领着蒋伟军走楼梯，而不走自动扶梯。一是因为盲道的铺设并没有连接自动扶梯，二是贝妮有一次带领蒋伟军坐自动扶梯时夹到了尾巴，留下了阴影。这让蒋伟军本就不便的行程又增加了一些体力消耗。
进出地铁站时的盲人绿色通道，也可以改进得对陪同人员更友好。和蒋伟军同行时，我需要先把他送到绿色通道，之后自己再小步快跑折返到安检口，最后在事先约定的绿色通道旁汇合。曾多次组织盲人群体外出活动的极光公益负责人姚老师告诉我，希望陪同人员能够和盲人一起过闸机，刷卡付费也可以，“主要是担心盲人和陪同人员分开的时段会出现意外”。
手机读屏、在线打车和导盲犬
出了地铁站，距离导盲犬基地只剩最后一次换乘——打车。瞬时的暴雨也在此时到来，线上叫车变得困难。
蒋伟军建议使用他的手机打车，能够优先派单。蒋伟军告诉我，去年10月底，他被滴滴平台认证为“携带导盲犬视障用户”。这个认证的好处是“前面哪怕有20个人排队，只要我下单，都会优先第一个。”
滴滴方面告诉我，去年9月，滴滴上线了“无障碍出行服务”，首期面向导盲犬用户开展服务，帮助携带认证导盲犬的乘客可以找到车、不被拒载，并实现优先派单。截至目前，这项服务已经覆盖全国74个城市，超过180万滴滴司机完成了“无障碍服务”认证。
盲人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叫车？在我没有面对面接触到盲人群体前很难想象，看着见面前微信对话框中你来我往的语音和文字，最直白的疑问出现了——他们是怎么发微信的？
读屏能够很大程度帮助盲人使用智能手机——在手机上安装第三方读屏软件或者使用手机自带的旁白功能，便可以将屏幕上的内容读取出来。
但读屏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除了有的App不够兼容适配读屏软件外，有的页面并没有考虑到盲人群体，无法读出来，比如需要点击屏幕文字或滑动拼图来实现的“验证码”。说起这个，吉田就“气不打一处来”，他很怀念之前数字验证码的时候。
不过这种问题将有望得到改善。2020年12月24日，工信部印发了《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方案提出，针对视力障碍人士，推动网站和手机APP与读屏软件做好兼容，解决“验证码”操作困难、按钮标签和图片信息不可读的问题。推动企业设计研发智能导盲技术和功能。
只见蒋伟军左手拿起手机，听筒靠近左耳，触摸屏幕上的每一个图标，按照语音读取的内容一次次选择。两分钟后，蒋伟军打到了一辆滴滴快车。和普通用户打车界面不同，蒋伟军的打车界面会带有“携带导盲犬视障用户优先叫车权益已生效”的红色字样。
▲蒋伟军通过滴滴平台打车 郭宇|摄
目前，国内其他打车平台还未推行相关的盲人便利服务。为了测试不同司机对携带导盲犬上车的态度，在后来的就餐和返程路上，我分别尝试通过享道出行和曹操出行打到两辆快车，一个提前电话告知，一个等车辆到达后才临时告知，庆幸最后都成功上车。不过两位司机关心的问题高度一致：询问和观察导盲犬的个头大不大，会不会爬到座位上。
不仅是打车，在商场、餐厅等公共场所因导盲犬被拦下也是常事。
“我们这里不允许这么大的狗进来！”中午12点22分，我们站在餐厅门口，距离收银台有十步远，拒绝进店的声音也从十步之外传了过来。尽管我解释了是导盲犬，员工仍面露难色，表示导盲犬个头太大，会影响顾客就餐。最后，是一位就餐的顾客前来解围：“没关系的，让他们坐在角落里就可以。”蒋伟军说，如果不是这个救场，恐怕今天又要在露天的地方随便吃吃。
想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导盲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仅我陪同蒋伟军的十多个小时里，就已经见证了许多围观和拍照的路人。蒋伟军说，有了导盲犬以后，商场、餐厅没怎么进去过，“偶尔进去一次，被拒绝总是免不了的”。
毕竟导盲犬的数量太少了，碰上使用导盲犬的盲人的概率就像中彩票一样。上海导盲犬基地负责人王先生告诉我，目前，全国导盲犬使用量不足200只，上海是导盲犬使用数量最多的城市，接近50只。北京有10只，深圳有7只，其余则分布在全国各地。
与不足200只导盲犬的使用数量形成反差的，是全国申领导盲犬需求：约3000只。供应导盲犬的基地数量少，是其中的重要原因。王先生介绍说，目前全国共有6个导盲犬基地，分别分布在上海、东营、西安、广州、郑州、大连，除大连外的五个导盲犬基地目前接收到的申领人数在3000左右。
最近，导盲犬的申领人数又增加了一位：蒋伟军的朋友，同为盲人的唐宇峰。唐宇峰说，在体验了蒋伟军的导盲犬之后，他找回了之前没失明时走路的感觉。虽然导盲犬的申请手续已经办妥，但属于他的“贝妮”还不知道何时才能到来。
尾声
吃饭席间，蒋伟军要了两瓶啤酒，多说了几句关于自己的事。虽然导盲犬贝妮帮助了自己很多，但他和爱人一起出行时，一般都不会带上贝妮，“狗太显眼了，我爱人不想太惹人关注，就可能还是没办法接受我之前是一个好好的人，现在看不见了。”因为外形和正常人一样，没了导盲犬傍身的蒋伟军看起来就是一个“好好的人”，“这或许能让她心里好受一点。”
相较之下，先天失明的许俊没法选择自己的外形，“别人老远一看就知道我是盲人”，但他还是希望自己对外的形象能够稍微好看一点点。有一次，同事约好了要去家中看望他，想拍些视频素材。临出发前，许俊说自己的头发刚刚被剃坏了，能不能戴个帽子，或者拜托同事带一顶假发去他家。
在许俊心里，“视障人士”是对他们这一群体最体面的称呼，“盲人”也能接受，而“瞎子”是他觉得最受伤的叫法。因为受不了别人异样的关注，他很少出门，今年41岁的他，从未离开过上海。即使外出，也是让出租车停在家门口，或者是公益志愿者每周一次的陪同出行。
从导盲犬基地返程时，我无法忍受继续做一个观察者，去看大家如何对盲人伸出援手，又如何对导盲犬好奇。“你跟着我走就行了，我带着你。”我跟蒋伟军说。但我很快感到挫败，有些时候我只能“观察”：带他去卫生间，我只能带到男卫生间门口，里面的布局结构如何，全要靠他自己摸索。有几次，我脱口而出“往这走，往那走”，看到蒋伟军毫无反应，我才意识到说错了，将话改成“往左前方，往右前方”。
我和蒋伟军的上次见面在9月，那时他刚刚打电话到市长热线投诉了两件事。一是投诉家附近地铁站的盲道被三轮车占用，二是投诉上海旅游集散中心无法携带导盲犬上车。
敲下这些文字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0月，之前的两个投诉也有了结果。盲道上的三轮车消失了，民警也会经常巡逻。上海旅游集散中心答复说，下次买票时可以备注有导盲犬，“他们也想看一下，导盲犬在车上是不是一直安静，会不会影响到别的乘客。”蒋伟军说，不过自己目前还没挑选到合适的旅游线路。
（实习生王月伦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