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句台词就拿下影帝，还得是吴慷仁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黄茗婷 

发自厦门 

台湾地区演员吴慷仁，凭借《富都青年》中聋哑人“阿邦”一角，首次角逐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昨晚（11月25日晚），张艾嘉宣布，吴慷仁一举夺魁的时候，台下的他，掩面而泣。

颁奖台上，吴慷仁说：“我是一个不太懂得表演的人，我27岁才入行，我从每次经验累积很多‘我自己’，慢慢感受自己的重量，慢慢地收，慢慢感受自己的不同，我想下个阶段会更好。”

吴慷仁入行的伯乐、导演李启源曾形容吴慷仁，“像花豹一样，只挑准好的猎物”。而他也多次公开表示，自己的偶像的李雪健，一直演到老，在演员的行列中留下自己的位置。

这部成就了吴慷仁“最佳男主角”的《富都青年》，正是这只“花豹”扩张领地的一次成功挑战。

11月初，吴慷仁与《富都青年》导演王礼霖、演员陈泽耀来到厦门金鸡国际影展，并拿下了“年度期待华语电影”的荣誉。在金鸡影展的采访室里，他们跟南风窗诉说了创作背后的故事。

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跳出“舒适圈”

一场不起眼的戏，却是吴慷仁心里“最难演”的戏。

电影《富都青年》里，吴慷仁饰演的阿邦瞒着阿迪（陈泽耀饰），跑回了意外发生之地。高大却黑瘦的他，藏匿在后巷里，双眼无光，淡淡地凝视着路上疾驰的摩托和轿车，此时他做了一个决定……

《富都青年》剧照

阿邦和阿迪两兄弟，是马来西亚富都小城里没有身份的“黑工”，因意外到来，两人走到穷途末路，如何逃脱？还能不能活下去？要怎么样继续活着？从这个异邦的故事里，吴慷仁提取了一个普世的命题：“身份是个大课题，回到我们自身，你可不可以跟自己和解？”

自接下这个角色开始，吴慷仁一直在摸索着“阿邦”的状态。为了这个角色，台湾媒体形容：“戏约满满的吴慷仁为参演该片，抛下一切飞到马来西亚。”

他与同为主演的马来西亚演员陈泽耀一道，白天在巴刹进行田野调查，晚上回到剧组下榻的饭店，一个人沉静地待在房间里，消化整理着一整天观察到的信息，一点点地把现实的养分注入“阿邦”的角色里。房间里的电视，从来没有被打开过。

直到后巷这场戏——也是影片故事的转折点，吴慷仁才终于感觉到，“我就是阿邦”，是一名没有身份的聋哑人。他想把这种感觉说出来，却无法言表，像极了“阿邦”的一生，无法说出完整的话，未被外人听见自己的心声和想法，只剩愤怒和绝望。

最后，阿邦选择了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壮烈的句号，也让跟自己没有血缘但胜于血亲的“弟弟”阿迪，好好活着。《富都青年》用两兄弟的故事，在命运无常面前，叩问人要如何为自己而活的答案。

《富都青年》剧照

和南风窗聊到“最接近阿邦”的这场戏时，坐在对面沙发上的吴慷仁，微微放松了绷直的身体，语气里明显有了一丝释然和放松，带着岁月痕迹但湿漉漉的眼睛里流露出满意。

2020年年末，导演王礼霖在监制李心洁的推荐下，给吴慷仁转达了一份剧本大纲。

彼时的吴慷仁，演艺生涯来到了新阶段。由他与贾静雯主演的剧集《我们与恶的距离》，在2019年播出后赢得了华语世界极大的关注，这被外界视作台剧重新崛起的标志。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从2009年的台湾偶像剧《下一站幸福》中的悲情男二“花拓也”开始，搭着台湾偶像剧“末班车”入行的吴慷仁，历经了10年跌跌撞撞，终于陪伴着这个行业走到了新的纪元。

《下一站幸福》剧照

吴慷仁如今被外界视作“台剧一哥”，拥有“教科书般的演技”。他是《我们与恶的距离》里被敌意包围也坚持为杀人犯辩护的律师王赦，是从白先勇小说改编的民国大戏《一把青》里走出来的飞行员郭轸。一众经典角色，让他揽得多项演艺大奖。

《一把青》剧照

近期，作为“高产户”的吴慷仁还有一批剧集在热映：《模仿犯》里神经质与脆弱感并存的检察官，《有生之年》里大大咧咧却一心寻死的中年普通男人，还有《此时此刻》里目睹妻子出轨后决意报复的丈夫。吴慷仁多变的面孔，最接近角色状态的演技，折服、迷倒了一批观众。

《模仿犯》里的吴慷仁

但他仍不满足。吴慷仁这时候也想再进一步。身兼自己经纪人的他，目光锐利，总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剧本。此时，这只“花豹”，瞄准了王礼霖递过来的大纲。陌生的国度，新鲜的题材，封闭的环境，作为外来者的吴慷仁，演绎好这个故事，有难度，但在“强敌”面前，花豹的征服欲才会更强。

“虾子”和鸡卵

“怎么办，他来了”，收到吴慷仁“请缨”时，王礼霖当时连剧本都没写出来。采访中，他向南风窗重现了他当时的意外。

王礼霖是马来西亚先锋电影人，作为摩尔娱乐公司的创始人，他长期关注马来西亚的社会议题，曾作为监制和制片人制作一系列现实题材电影，如由张艾嘉与陈泽耀主演的《分贝人生》、李李仁与林心如主演的《迷失安迪》，都曾分别在上海和台湾被中国观众看到。

《迷失安迪》

但直到《富都青年》，入行15年的王礼霖，才以导演身份首度拍起电影。2020年时，王礼霖因太过忙碌突然生病，躺在病榻上的他，盯着天花板想：“如果明天我就闭上眼睛走了，我的遗憾是什么？其中一点好像说，我还没当到导演。”

怀着一种紧迫感，王礼霖出院后，着手准备自己的导演生涯第一部作品，并邀请了演员李心洁首次担当电影监制。正是李心洁的推荐，成就了吴慷仁和王礼霖的合作。

作为一名“新人导演”，面对“台剧一哥”的主动争取，王礼霖最初有点受宠若惊。但长年的制片工作经验和对马来西亚社会的了解，让他得以迅速写出了一份完整的剧本。

导演王礼霖

一对没有血亲但相依为命的兄弟中，阿迪性格外向，阿邦则是沉默内敛的聋哑人。两人在马来西亚做“非法移工”，本地人的时薪，他们拿不到一半，但他们其实活得很开心。兄弟情以及和睦的邻里关系，让他们甘之如饴，直到一场意外到来，甘苦平凡的命运倏忽笼罩着迷雾。

自从拿到剧本起，一连串问号就如热锅里的爆米花一样迸进吴慷仁心头。阿邦的外形和气质应该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比手语才符合人物的性格？兄弟俩是如何看待自己“黑工”的身份和生活的？

吴慷仁没办法想象，失去生活的人要如何活下去，他决定潜入真实多样的生活里寻找答案。

2022年5月，吴慷仁比开拍早一个月来到马来西亚巴刹。当地已进入旱季，少了云层的遮盖，太阳变得猛烈火辣。吴慷仁用了不到半个月，就把自己全身的皮肤晒到发红、发痛，“像一只虾子”，他自嘲道。

这是他为了把自己变成当地人而做的准备。几乎每一次进入新的角色，吴慷仁都会“自虐”一番。减重好几公斤，增肥几十公斤，晒到皮肤发红发黑。但他不想就这些作为演员在外形上的准备工作讲述太多。

尽管晒黑和减重效果显著，在第一次定妆时，吴慷仁心里依然不踏实——表演角色是简单的，但吴慷仁想要的，是成为角色本身。

《富都青年》剧照

吴慷仁曾经难以想象：“没有身份的人，是如何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生活的？”而作为马来西亚人，陈泽耀对于“移工”这一群体的生活，依然抱有很多疑问。外界总会赋予所谓的“底层群体”悲凉的形容词：贫穷、苦难、不平等。那是因为外来者的视角，与他们真实的生活离得太远，在“同温层”效应愈发明显的今天，刻板印象无疑更重。

为了打破这种刻板印象，吴慷仁与陈泽耀来到移工们生活的社区，进行开拍前的田野调查。他们在菜市场学习杀鸡，放血、拔毛、开膛，一气呵成，两人已练就了熟练的刀工。而在习得技法之外，两位演员以平视的姿态，看到了和自己原先头脑中不一样的生活。演员和角色的生命，变得充实和丰盈。

吴慷仁说，移工们的生活样貌是很珍贵的社会切面，他们并不如外界的悬浮想象那般困苦，而是会因劳作能养活自己而内心感到充盈。在杀鸡时，他们能掏出还没生出来的鸡卵。一天下来，杀几百只鸡，能凑到五六颗鸡卵，可以当场直接生吃，也可以赠送邻居好友，那是一天辛苦劳作的惊喜回报。

但甘之如饴的背后，有粗粝的一面。在马来西亚，移工无论到哪里，裤兜都是鼓鼓的，那不是钱包，是护照，是他们在马来西亚合法打工的证明，以便在警察搜查时能证明自己的合法身份；否则就像《富都青年》里展现的那般，没有身份的“黑工”们，在警察上门搜查时，只能躲在堆满杂物的后巷，或是逼仄的旧楼梯里，如果被抓到了，只有小黑屋的待遇。

《富都青年》剧照

移工之外，聋哑人的生活，是真实社会的另一个切面。受访时，坐在南风窗记者对面的吴慷仁，举起了自己的双手，在视平线、双肩之间和胸前划出了一个框。那是一个足以囊括眼睛、嘴巴、神情和手势的位置，是摆动手语普遍的位置。

吴慷仁和陈泽耀跟着专业人士学习手语，但过于标准的手语，可能也缺少了人情味。他们又去和聋哑人打交道，跟着他们一起吃饭、工作。原来，性格迥异的人，摆出的手语也各有千秋。性格寡淡的人，手语幅度小，节奏慢；性格刚烈的人，摆动手的位置，可能会突破这个虚拟的框。

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在两位演员面前打开了，吴慷仁去融入、观察、思考、提出疑问，接着去观察、思考，如此循环往复。慢慢地他才意识到：“我们完全理解错（移工的真实生活），（如果）我用我心里的苦去诠释阿邦这个角色，是错的。”

塑造角色，要介入真实的生活，如同将一盘取自大地还带着潮湿温热气息的粘土，在工匠手上不停地揉搓、按捏。“阿邦”的角色，一点一滴地被吴慷仁塑造了出来。

额头上敲鸡蛋

很难用一个词，来概括《富都青年》的底色。

电影里，有着如沙石般粗糙的生活条件。

阿邦和阿迪住在一间昏暗逼仄的房间里，只有一盏灯，一张四方桌。那是剧组在巴刹当地找到的一间真实存在的房间。开拍前一天，剧组曾让吴慷仁和陈泽耀去睡一晚，提前感受两兄弟的生活条件。

《富都青年》剧照

陈泽耀记得，当时他和吴慷仁一进到房间，映入眼帘的，是在床上爬来爬去的跳蚤，他们当场就被劝退了。说到这里的时候，现场两位演员同时大笑起来，神情不见一丝苦状，是“两兄弟”心领神会的默契和苦中作乐的态度。

在这样逼仄的环境下，人的温情恰似房间里唯一的挂灯，虽然微弱，但足以照亮黑暗的角落。阿邦和阿迪，没有血亲关系，但因为相似的“黑户”“移工”的身份，他们在童年相遇，并从此相伴。两兄弟每天挤在一张床上，白天分别去打散工，傍晚回家，水煮蛋是他们一贯的晚餐。他们拿着鸡蛋，互相在对方额头上敲破蛋壳。

额头敲鸡蛋的动作，取材于王礼霖小时候的观察。在读书时，王礼霖班上有一名家境普通的同学，每天都带一个鸡蛋到学校，但他不会把鸡蛋往桌面上敲，而是直接磕在额头上。

这是一个带着痛感的动作，成为王礼霖为两兄弟特意设计的亲密动作，却成功地让观众记住了。这让两兄弟长年积累的默契有了显形。这种默契很容易在我们的采访现场被察觉，吴慷仁和陈泽耀之间依然互相用剧中“哥哥”“弟弟”的身份互称。

《富都青年》剧照

提起和作为“演技教材”的吴慷仁搭戏，陈泽耀坦言，其实自己一点压力都没有，他记得非常清楚，拍戏期间，吴慷仁一直跟他说：“演员要演好自己的戏很容易，要让对手演得好很难。”而他在吴慷仁身上学到的，演员正是要自己沉浸到现场的氛围中，去感受，去揣摩，去领悟角色的点点滴滴。凭借《富都青年》里“阿迪”的角色，他也入围金马60“最佳男配角”。

正如吴慷仁在做田野调查时所察觉的，移工们的生活并非只有苦味，抛开身份标签和成见，他们的生活也有甜酸苦辣。

Money姐，是看着阿邦阿迪长大的邻居，她烫着复古卷发，喜欢丝巾，在两兄弟的生命里，是像长辈一样的存在。一场台灯下吃晚饭的戏里，三人讲着普通话、粤语、马来语，还有手语，带着饱含情绪的表情和笑声。

同一个社区的邻居，有华人、印度人、马来人，聚在一起庆祝Money姐的生日。音响播放着马来西亚歌手云镁鑫翻唱的邓丽君于1973年推出的歌曲《千言万语》。缠绵缱绻的萨克斯风之外，架子鼓的节奏仿佛恋人的心跳，衬托着温柔深情的声线：“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

这是阿邦和阿迪分别在情路上遇到坎坷后的一场戏。两人分别喜欢的缅甸女孩和成熟姐姐，或许因为身份问题，或许因为物质问题，都分别离他们而去。此时的《千言万语》，唱出了两兄弟的寂寞。两人和着歌声，面对面拥抱着舞动起来。

电影的拍摄顺序，是跟着剧情走的。故事的前半段，这些温情的场面，感染了整个剧组。王礼霖坦言，拍摄前半段时，剧组的每个人都是挂着笑容的。直到故事的转折发生，两兄弟的命运走入掘头路，剧组的气氛才从热络骤降为冰点。

越贫穷，越珍惜，越无助

故事的转折点，是一场意外。

阿迪慌忙跑下楼梯，眼神里充满惊恐。碰上了正在上楼回家的阿邦，顿时，他好像找到了“救命稻草”。看着阿迪慌张的讲述，阿邦的表情，从平静、疑惑、震惊，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

如今横亘在两人面前的，是如何处理这场意外。他们想过逃离那个他们一起长大、拥有诸多回忆的社区，躲到郊区，在一间平房里，席地而睡。但阿邦选择了直面这场意外。由此，阿邦和阿迪的人生，也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富都青年》剧照

在映后交流会上，有观众曾经提问主创们，为什么要设置这场意外？阿邦和阿迪的关系和情感是如何建立的？在最后，阿邦为什么会替阿迪扛下一切？

角色可以是虚拟的，但角色外壳下人类的情感并非空中楼阁，而是自有生根发芽之处。从大地上生长起来的情感，才会是隽永真实的，会溢出屏幕，流淌至每个观众的心田。

这其实也是开拍前，两位演员“唯一需要克服的最大问题”。两个同样命运飘摇的孩子，相伴一起长大，阿邦虽然困苦但心存善意，面对压榨自己的店主，他默默干活不抵抗，对主动提出帮助的社工和工友心存感激。他会默默把鸡蛋煮熟，等阿迪回来；阿迪犯了错，他便会以“哥哥”的身份教育。

阿邦有着如大地般静默、隐忍、包容一切的特质。“越贫穷的人，越不拥有太多东西的人，他们会有更多珍惜之物，越愿意跟大家分享。”吴慷仁说。而阿邦和阿迪的感情，是他们作为孤儿相依为命的人生中“最奢侈”的存在，是超越血缘的爱。

而意外的出现，就是要把这“最奢侈”的突破血缘关系也成立的兄弟感情破坏给观众看。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没有亲人，没有钱财，无法说出完整的话，被丢进了监狱，连唯一可以让他听见外界声音的助听器也被“剥夺”了。

《富都青年》剧照

干干净净，一无所有。

面对命运的终局，旁人劝阿邦“活着的时候就好好活着”。但阿邦不明白，自己聋哑，无父无母、没有身份、没有安全住所，没有爱和未来的人生，还能怎么样好好活着呢？他没得选，只有不停地逃跑、躲藏、惊恐。旁人无法理解体会他的痛苦。

在这场监狱的戏份里，吴慷仁贡献了一出足以“封神”的无言却情绪爆发的戏。摆出手语的双手激动地颤抖，眼泪一直在他的眼眶里打转，但难以落下，就像他那饱满的愤懑无法言说。

最终他做出的选择，是他唯一可以和自己悲惨的人生做出的和解，也是一种了结。

从这个意义来看，《富都青年》以平视的姿态来关照被镁光灯忽视的弱势人生。前期阿邦和阿迪的情感浓度有多高，这个群体甘之如饴的生活有多平淡自得，所折射的弱势群体的命运就有多么无力、无助与无望。

阿邦在最后的那一声无言却撼动人心的呐喊，穿越国别、文化和血缘的差异，叩问的是粗粝的现实。

南风窗对话吴慷仁

南风窗：从27岁出道到现在，您挑战了很多类型的角色，从《下一站幸福》里的悲情男二“花拓也”，还有《一把青》里的郭轸、《有生之年》里的高嘉岳，到如今《富都青年》里的聋哑移工“阿邦”,从偶像剧到现实题材的大银幕作品，您所饰演的角色光谱很广阔，您自己是如何定义从艺一路来的转向的呢？

吴慷仁：人生在世，时间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能够做的事很多。我是希望自己活得开心一点，自由自在。（作为）演员也不知道可以演多久戏，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挺好。拍的戏有人看，还能拍一些就像你说的社会议题。

我自认为演员是很容易被遗忘，我不演戏很快就会有人忘记了，因为时代的洪流是不断地在动，我们也跟着时代在不断学习不同的表演方式，不可能用一套表演方式走一辈子。我们不是马龙·白兰度，我们都不是阿尔·帕西诺，我们必须跟着时代改变。

吴慷仁认为自己需跟着时代改变

那时代会变，我们也会累，我们会老，我们会去做其他的创作，可是在这个阶段我们把一件事情做好，这个东西会留下来。《富都青年》一定会留下来，因为电影的确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的电影里，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位置。

南风窗：您近年的很多角色都是现实主义题材，如《我们与恶的距离》《她和她的她》，还有这一次的《富都青年》。您本人也不吝于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社会议题的看法，您是如何看待自己作为演员与社会之间的关联的呢？

吴慷仁：艺术传播，本来就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是一体两面。文艺创作是虚构的，但又是塑造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文艺创作跟现实生活必须要有一种连接，那是无法割舍。

《她和她的她》剧照

比如说以前的未来片，他们也是对未来有另外一种启发，甚至是一种预兆式的一种事物。我们所演的东西都是我们要聊的，我们熟悉的，我们（在作品中）投射的感情也就是你我会有。创作者也是会面临一样的问题，你要如何把你的创作（让观众处于）那种共情的状况下，其实在每个人身上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投射。

对，我觉得投射就是很宝贵的，靠演员，靠导演在艺术创作上的一种呈现。不管你对内容能够有多少理解，那一种释放都是一种娱乐性，娱乐性的背后你会有另外的启发，我们会非常开心非常开心。我们该如何对定义自己生活在这个时代站在什么样的位置，等我们老了再说，真的现在讲都太早了。

（感谢金鸡国际影展、金劼、鹏宇提供的采访帮助）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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