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时期，所谓的共和深入人心，是没有把底层人民当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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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件有趣的事情，张勋复辟时全国舆论纷纷讨伐，只有康有为自己办的《国是报》还在试图为其辩护，结果没过多久，《国是报》的排版工人拒绝排版，罢工了。
我很喜欢这个问题，因为他提出一个观察近代历史不能无法忽略的视角：谁掌握着人民的话语权和定义权。如果认为“共和观念”没有深入到广大的农村地区和社会基层，那么这种观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认为只有社会精英接受了“共和观念”那恐怕也是有所偏颇的，除非你将上海租界内报馆的排版工人也视为社会精英，那么这样的“社会精英”恐怕脱离了他最初的含义。先说结论：当我们在讨论“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时，这里的人民最直接的角度而言，是那些能够被报刊等新式传媒影响到的人，从更本质的角度而言，是哪些自认为政治参与主体的人，而五四之后进一步的启蒙，则意味着政治参与主体突破了原有的阶层范围进一步拓展。
“共和”一词最开始被广泛讨论是1906年前后梁启超与革命党的大论战，双方就三民主义的所有方面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是只进行政治革命还是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并行？政治革命是民主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在政治变革之外是否要进行社会革命？就这场辩论而言，与其关注最后的结果谁胜谁负，不如关注这场辩论对于双方的影响，就辛亥革命的结果来看，革命党最后也接受了五族共和的主张，而立宪派也纷纷投入革命阵营，“五族共和”可以视为这场辩论最终的成果，革命党接受了“五族”，立宪派认同了“共和”，换句话说，这场辩论促进了不同阵营政治观念的融合，由此也影响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
20世纪初，为了响应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蒋智由在《新民丛报》中写下诗句“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句话真正流传起来，是由于邹容将他写进了《革命军》的开头，这句立宪派创作的诗句最终因为革命党而广为传播，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党都认可文字传播对于革命事业的促进作用。由于政治流亡，《新民丛报》与《民报》的总部都设在日本，因此他们最直接影响到的留日学生，在甲午战争后，留学日本开始形成一股潮流，并在1905-1906年间达到高峰，二十年间总计留学人数达两万五千人，被称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目的的大规模知识分子移民潮。”他们都广泛接受了新式传媒，《清议报》等报纸最早就是在留学生团体中传播，受其影响，这些留学生组织也开始创办刊物，将梁启超和革命党的政治思想进一步传播出去。这种传播除了思想上的传播，还包括物理上的传播，那些被清廷禁止的刊物被他们走私带到上海租界，进而由上海的出版行业和书籍商人来到各个城镇的报刊局、阅书社，由此形成“东京-上海-内地”的传播链条，梁启超和革命党关于共和及其他西方政治观念的讨论被广泛传播。
这上述链条中，最值得关注的实际是相对模糊的“内地”，究竟哪些区域、哪些人群可以接触到这些新式报刊，直接决定了谁是被新思潮影响的人，就此而言各个区域的情况并不相同，如西南、东北、西北等边缘地区，绝大多数报刊集中在省城，且以官报为主，在华南、湖广和华北地区，除了省城，通商口岸的报业也十分发达，而临近上海的江浙地区更是分布密集，不少中型城市都有三种以上的报刊，而被这些报刊的影响的人，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精英”，在相对偏远的广东潮州和湖南辰州，十多岁的学堂学生邹鲁与舒新城从学校的阅报室与庙祠旁的书报社不期然的读到了各种新学甚至革命书刊，辛亥革命中在湖南独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新军陈作新并未加入革命组织，只是读过不少在湖南秘密流传的《民报》等革命书刊，因而心向革命，如果说学堂学生还能被视为广义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老兵油子陈作新恐怕很难被视为社会精英。
由此我们可以重新观察新式报刊在辛亥革命中的影响，传统叙事一般将辛亥革命的进程描述为“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望风而降”，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各省长官的反应，直到首义一个月后，江苏巡抚程德全才成为第一个担任革命军都督的地方大员，之后的效仿者只有安徽朱家宝、广西沈秉堃两人，并且两人均未能掌控局势很快下台，真正直接参与到革命进程的地方督抚只有程德全一人。相反，拒绝担任革命军都督的则有陕西钱能训、江西冯汝骙、云南李经羲、贵州沈瑜庆、广东张鸣岐五人，而死于革命或在革命后自杀的则包括四川赵尔丰、山西陆钟琦、江西冯汝骙、福建松寿四人。既然地方大员并未对革命普遍采取积极态度，为何各省的独立如此迅速呢？其关键在于作为地方武装力量的新军积极投入革命，从首义的武昌到湖南，再到之后的南方省份，新军在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革命的进程往往是地方新军发动起义，地方长官缺乏有效应对的武装力量，于是望风而逃，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武昌首义中与盛宣怀共享“误国首恶”名号的瑞澂。紧接而来的问题便在于，为何新军如此倾向革命呢？与后世的革命不同，同盟会并未在新军队伍中建立严密的政治组织，甚至加入同盟会的新军比例也并不多，因此新军的这一动向并非政治组织的结果，而是政治政治观念的结果。《民报》等革命刊物却在新军之中广为流传，在武昌首义前几乎到了人手一份的地步，以黄花岗起义为例，为组织起义，革命党倪映典选编洪秀全、岳飞、韩世忠和清兵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故事，广泛传播于新军队伍中，被新军戏称为“讲古仔”，由此将革命思想渗透到新军中，就此而言，以报刊为载体的政治观念而非政治组织，构成了新军倾向革命的关键因素，也成为辛亥期间各省“土崩瓦解”的重要缘由。
就新式报刊对革命的影响，我们还可以从时人的评价中窥见一二。辛亥革命后，严复在书信中谈及革命爆发的原因，其中第二条是“心怀不满的新闻记者们给中国老百姓头脑中带来的偏见和误解的反响。”并且特别点名了《新民丛报》和《民报》，认为“这两份刊物都畅销,对中国的舆论具有巨大影响”。梁启超回国后主张：“去秋武汉起义，不数月而国体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南方尚稍烦战事，若北方则更不劳一兵、不折一矢矣。问其何以能如是？则报馆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公言也。”在革命之前，清廷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抱怨资政院：“该院自开会以来，议员私通报馆，不分良莠，结党成群，欲助长势力，意味推翻政府地步。其所主张之事，或籍报纸以宣布，或凭演讲以感动，务使国民有反对政府思想。”甚至是袁世凯在《致各督抚电》中也着力强调自己“以安上全下为目的，以多数舆论为从违。”这一情势一直延续到1920年代，杨荫杭评价道当时北洋军阀之间的战事“直与演戏无异”，各方并不“出其全力以从事于战”，反倒是“用其全力于打电报”。由此可见，在清末民初，报刊、电报等新式传播对于政治持续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还需要强调的是，在辛亥以前的新思潮中，排满与共和往往密不可分，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更重于共和，胡汉民曾指出：“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阎锡山回忆：“辛亥之改革可以说民主主义的力量不过一二分，其余一半为利用时机的力量，一半为排满主义的力量。”甚至孙中山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演讲中也承认：“没有革命以前，大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譬如当时参加同盟会的同志，各人的目的都是在排满……他们本人的心理，许多都是注意民族主义，要推翻清朝，以为只要推翻满清之后，就是中国人来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而在革命进程中，武汉军政府发布的第一张布告中强调：“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我家汉儿……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勿差池，士农工商尔众，定必同逐胡儿。”在《布告海内人士电》则称 :“为十八省亲爱父老兄弟诸姑姊妹报二百六十年之仇 ……我汉人四 万万之生命, 死活在此一举。”此类在革命初期在各地纷纷出现。联想起“讲古仔”所选编的历史内容，可知在此一阶段，民族矛盾实为新式报刊所承载的主要内容。
然而随着南北和谈的展开以及民国的建立，“光复”的目标已然达成，“共和”开始成为民国思潮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在这里无需举其他例子，只需看日后图谋复辟的袁世凯是怎样看待“共和”即可，在南北和谈的最后阶段，袁世凯致电南京：“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中国。”3月8日，袁世凯致电参议院：“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祈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北京参议院开院典礼上在演说中强调：“从数千百年专制之后，一跃而跻共和，宜吾国民之色然而喜也。”二次革命发布檄文讨伐李烈钧：“共和民国以人民为主体，而人民代表以国会为机关，政治不善，国会有监督之责，政府不良，国会由弹劾之例……岂少数人所能自由起灭，亦岂能由少数人权利之争，掩尽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捏词污蔑，称兵犯顺，视政府如仇敌，视国会若土苴，推翻共和，破坏民国，全国公敌，万世罪人。”
同样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张勋身上，这位一直密谋复辟的清朝遗老同样曾列名电文：“我军人为保卫四万万同胞而赞成共和，非为推戴一二伟人而赞成共和……如有颠覆政府，破坏共和之人，我军人枕戈而待，不敢言劳。”立宪派汤化龙在二次革命后意味深长的与黄兴通信：“今昔情形迥异，革专制之命，其名顺，革共和之命，其名逆。”就1912-1913年的思想状况而言，“破坏共和”堪称民国第一大罪。列举上述几例并非是想为袁世凯或张勋洗地，而是恰恰相反，即使是袁世凯这样的野心家在民国初年同样需要讴歌共和，从观念史的角度而言，比起观察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思想家，更应该关注这些对共和似懂非懂蒙昧不清的人，因为当这些人也将共和是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并为之宣扬时，共和才真正意味着一种普遍的政治观念。
如果我们从事后来看，他们对于共和的理解实际上是千差万别甚至存在讹误的，在上述引用共和的例子，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区别于“三代之治”“周召共和”“吊民伐罪”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初的共和实践中，这些政治人物对于普通民众的态度确实是冷漠的，在制定《国会组织法》时，110名参议员中只有6人赞同废除选民资格的财产限制，在面对军警威胁时，他们从未考虑过动员群众进行对抗，“公民团”反而成为军阀们导演的闹剧，而在1917年国会第二次解散，南北国会各居法统互不相让，并最终导致长期的分裂后，共和观念也迅速的被废弃了，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更年轻的一代人被动员起来，政治参与的主体进一步扩张，于是才有了之后的“深入人心”。
因此，当我们在讨论“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这一命题时，我们需要从不同的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如果我们以1949或者1919作为比较对象，那么民国初年的“深入人心”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那些最广大的农村地区对于共和仍然一无所知，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能够接触的新报刊、新思潮的人来说，1912年到1917年之间，“共和”确实成为了无可争议的共识，而新式报刊也成为共和观念传播的关键因素，新的传播媒介将新的思潮带给政治新人，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是政治参与的主体，从1906年的大论战开始，共和观念可以迅速兴盛，1912-1916年之间随着民初共和实践达到顶峰，而在1917年以后共和话语迅速衰落，直到五四之后，深入基层的党组织取代了此前报刊的作用，成为启蒙的关键力量，而政治参与者的认同则进一步突破了地域和阶层的限制。
所以，当我们说“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时，他们是谁呢？他们是创办《新民丛报》的梁启超，是暗藏野心的袁世凯，是小镇学堂的邹鲁和舒新城，也是《国是报》的排版工人，他们怀着各异的心情与想法，不约而同的点燃共和的火花，挥手与旧时代告别。
当时人民的状况从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可知百姓根本不了解民主共和
朋友，大胆点，不要说普通百姓不了解民主共和，你去问问中华民国的几任大总统，他们敢说自己了解民主共和么？
你问问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这些人，他们对民主共和的理解一样不？
不可能的宝贝。
辛亥革命的一大特点就是理论基础极度薄弱，革命党人整天忙着暴力革命呼唤同胞起来推翻鞑清统治，自始至终也没有非常完备的理论支撑。到最后共和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各色人群对共和话语权的争夺简直是一大胜景：你往东去是为了共和，我往西去也是为了共和，至于到底谁是真共和谁是假共和，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比如说广东香山——孙中山先生的故乡——东海十六沙护沙权争夺事件。十六沙这地方在香山境内，然而沙田却大多归顺德人所有。很显然，既然沙田是我顺德人的，那我顺德人搞个“护沙局”，维持本地治安顺便搞点money也是很合理的事情。偏偏辛亥革命发动时社会动荡，香山大人物孙中山在外边领导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香山小人物们在东海十六沙驱逐异县恢复沙田，然后顺德人跟香山人就此展开大撕逼，香山人民表示我们这是维护共和你们晓得不晓得啊？
夫有权利，始有义务，此共和之目的也。权利者，主权之谓也；义务者，输纳经费之谓也。我东海十六沙十余万人民，唯有坚持共和目的已耳[1]
当然，先进思想又不止你香山人有，我们顺德人民也很懂：
今复有无赖数人，假冒香山各邑名义，借口地权，希图争收捕费， 夺我业佃自治主权。事经都督批准，尚多方阻挠，扰乱治安，莫此为甚。世界大同，何有县界[2]
什么叫“共和深入人心”？这就是共和深入人心——不管干什么，先把共和的旗号打出去。在民初，“共和”两个字逐渐成为了一种天然的政治正确话语。大家或许无法准确把握共和的内涵，但问题是……
傻子也知道，“专制”、“帝制”肯定不是共和啊！
共和作为一个明面上的最大公约数，是不能轻易被撕破的。想否定这玩意需要的不仅仅是枪杆子，还需要一套更成熟的、能被各个利益集团所接受的新理念。我们经常说辛亥革命进行得不够彻底，激进的革命党人、莽撞的会党草莽、狡猾的前清官僚，这些人互相妥协、互相推让，最终联手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种情况下期待真正的民主共和能够建立，当然是不切实际的，而这也给了老袁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的机会。
民国肇始，百废待举，况以数千年专制一变而为共和，诚非旦夕所能为力。故欲收真正共和效果，以私见所及，非十年不为功。[3]
孙中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乐观的认为有了共和这层皮，剩下的可以缓缓图之；而老袁则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前清权臣，官场老手，他从上位之后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实在是太容易了，这让他觉得既然专制的“实”已经有了，那么这个共和“名”就不重要，不如索性撕掉——最后就为万夫所指，郁郁而终。这是他身为一个旧王朝官僚的悲哀，似乎也是一种命运的必然。
正所谓是一个人的命运啊，固然看个人努力，可也要看历史的大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