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是雙重標準？看邱吉爾如何回答「讓中國收回香港」就知道了

文：邵力競

國際政治一向都是雙重標準；這不是政治的錯，而是人本身的缺陷，好像滿腹經綸的政治哲學家，一旦涉及自己利益，就不見得那麼高尚了。

邱吉爾在書中宣揚的自由、民主，與他的帝國主義是不能調和的，「民主的帝國」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概念啊！自由民主是好東西，但是否是西方人說的普世價值，就要看他們對別人有沒有平等對待。

聯合國誕生

1945年初，盟國勝利在望，英、美、蘇三巨頭在克里米亞的雅爾塔舉行高峰會，商討戰後的國際秩序。當時同盟間分歧已現，巨頭們當然明白，人類的紛爭不會隨着一場死掉幾千萬人的戰爭而終結。深謀遠慮的史達林說，在十年內，他們這一批戰時並肩作戰的領袖都會退場，新一代領袖登場，那些人對戰爭的殘酷一無所知。邱吉爾也說，德國早晚會再度崛起，到時候美國大兵都已經回家了，但是法國人卻要繼續做他們的鄰居。這兩個世界級政治家說的話，最後都變成事實。

／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國際和平機構，亦是聯合國的前身。由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倡導，原意是希望透過多邊合作，制止侵略，防範再發生大規模衝突。威爾遜是個理想主義者，他認為一次大戰是緣於歐洲大國之間的秘密外交、軍事同盟、軍備競賽。雖然凡爾賽和會採納了他的想法，他在美國國內卻無法取得國會通過建議，結果美國沒加入國際聯盟。

沒有了美國的支持，大英帝國成為了國際聯盟主要的領袖。但是英國在一戰後已經無法獨立維持國際秩序，反而奢望國際聯盟的鬆散組織可以替她出頭，制止侵略。結果事與願違，德國與日本因為國際聯盟的制裁而相繼退出，各國如之奈何；二戰的爆發，象徵國際聯盟的徹底失敗。／

為了維護世界和平，人們需要一個常設機構—新的世界組織。吸收了一次大戰後美國沒有加入國際聯盟的慘痛經驗，今次美國的參與尤其重要，這個就是現在的聯合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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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羅斯福構思的機制是：在這世界組織設一個安全理事會，每個理事國各有一票。任何一項決議須在理事會中取得7個投票贊同（差不多是絕大多數，很民主），方能付諸實行。大事情如制止、解決爭端和提供武裝力量等，則應取得四個常任理事國一致同意（當時法國不算在內，所以只有4個）。換句話說，如果美國、蘇聯、英國或中國不同意，那麼安理會是沒有實權的，這就是現在我們熟知的否決權。羅斯福同時建議，如果安理會任何成員國本身涉及爭端，那麼該國只能討論而不能表决，避免利益衝突，理論上合理，但跟後來落實的安排有所不同。

以上做法是吸收了國際聯盟的失敗經驗，因為沒有大國共識的決議，在現實國際舞臺根本是無法執行的一紙空文。

狡猾的史達林

這時候，對人性陰暗面洞悉入微的史達林發言了。他宣稱經過一場災難後，大家都希望至少能保住50年的和平，關鍵在於原來的盟國之間能否繼續維持同一陣線。他始終無法忘記1939年，無法制裁德國侵略的國際聯盟，卻因蘇聯與芬蘭之間的邊境戰爭，把蘇聯趕出了國際聯盟。怎樣才能保障將來的世界組織，不會因戰勝國之間的紛爭而分崩離析呢？

在這段有先見之明的話中，史達林向邱吉爾提了一個狡猾的例子：假定中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要求收回香港，或者埃及（名義上獨立實際為英國附庸）要求收回蘇伊士運河，那麼英國該怎辦呢？

這時邱吉爾就表露了他的帝國主義觀點：「如果不列顛沒有被說服或者不同意，世界組織的權力是不能用來對付她的。」

史達林問是否真的如此理解世界組織，邱吉爾告訴他確是如此。英國外相艾登接着補充，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或埃及可以提出控訴，但是沒有英國政府的同意，也不得採取強制執行的決議。美國國務卿也說，除非安理會各常任理事國一致同意，否則不得加以制裁。

邱吉爾認為，世界組織不會取代各國的正常外交關係，會員國仍然可以商討他們之間的事情，如果在世界組織裡面提出一些可能破壞大國之間團結的問題，將是愚蠢的。

我說史達林的問題狡猾。因為他不過是用了英國自身的難堪處境，問了一道對蘇俄利益攸關的問題。那時候蘇俄早已準備染指東歐，吞併波羅的海諸小國，如果將來英、美在這些事情上跟蘇俄鬧翻，世界組織會否變成制裁蘇俄的工具？現在他從英國人口中得到了保證，可見蘇俄之狡詐。不過，史達林的確眼光銳利，他提出兩個活生生例子，在戰後都發生了：蔣介石要求收回香港不果，埃及獨立後宣佈蘇伊士運河國有化，觸發1956年的運河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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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英國難堪的是她的帝國包袱。一旦涉及英帝國的殖民問題，邱吉爾的自由、民主價值觀便暴露了明顯的雙重標準。他從來沒有打算歸還香港，遑論在香港實行自治，更有傳他曾說過：要收回香港，除非在我的屍體上跨過去。

那時候他早已經派遣一手籌備諾曼第登陸的蒙巴頓勳爵（Louis Mountbatten）前往印度，準備在德國投降後馬上調兵亞洲，來個亞洲版的諾曼第登陸大反攻，大幹一場，奪回遠東殖民地。只是原子彈提早結束了大戰，英國人才來不及在遠東發動帝國反擊戰，只能派夏慤海軍上將（Admiral Sir C. H. Harcourt）前來香港受降。

不過，令英國最難堪的問題不在香港或埃及，而在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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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亂世領袖學》，天窗出版

作者介紹：

邵力競－生於上海，在香港完成中小學教育，後赴牛津大學攻讀哲學、政治及經濟。畢業後返港，加入港府政務職系，服務十年。離職後，曾在大學兼授公共行政課程，並短暫參加傳媒工作。作者目前正攻讀法律課程。

書籍介紹：

「戰爭中，堅決；失敗時，不屈；勝利時，大度；和平後，善意。」這是英國二戰首相邱吉爾的名言，他自己就是最佳演繹者。

領袖的先見之明，能喚醒一代群眾。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全國厭戰，唯獨邱吉爾看穿納粹野心，力主備戰。其後納粹大軍肆虐歐洲，他以年過六十之齡坐上首相之位，帶領全國軍民，抵抗極權法西斯。

戰後他撰寫了六大卷《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榮膺諾貝爾文學獎。本書作者邵力競將四千頁二百萬字的巨著，抽絲剝繭成七十篇文章，連載於《信報》，備受關注。邵力競在香港官場十年，見盡政經領袖的真實面貌，並以空明洞察力，深入分析邱帥決策背後的重重考慮。

陣前易帥、伸援弱國、犧牲盟友、甚至拉攏蘇俄……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反而是智慧；締結英美同盟，建立戰後世界的秩序，延續英語民族的霸權……又盡顯胸懷大略。作為一代政治家，邱吉爾如何看待殖民統治、自由與民主？在戰爭中怎樣處理種種矛盾的利益與價值衝突？他做出無數兩難決定，判斷力、識見與手腕，缺一不可。閱畢本書，讀者不但會讚嘆其治國方略，更會領略到成為一流領袖之道。

Photo Credit：天窗出版

責任編輯：歐嘉俊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