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挑選這本書】專家受過高等教育與專業訓練，理論上出錯的機率應該比較小。然而根據研究，有些人會「誤以為」自己很專業，導致思維保守，容易出現認知偏誤與錯誤。作者大衛．羅伯森透過《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一書，告訴我們「高智商不等於聰明」。（責任編輯：郭家宏）
2004 年 4 月某個週五晚上，律師布蘭登．梅菲德（Brandon Mayfield）驚慌失措打電話給母親。他對母親說：「假如我們莫名其妙突然不見了……假如政府單位的人偷偷衝進來逮捕我們，你一定要搭上第一個航班趕來波特蘭，把我們的孩子帶回堪薩斯跟妳住。」
擔任律師、曾是美國陸軍軍官的梅菲德沒有妄想症，只是美國當時仍受九一一事件餘波影響。梅菲德皈依穆斯林，妻子是埃及裔，因此他感受到周圍瀰漫著「歇斯底里與伊斯蘭恐懼症」的氛圍，一連串怪事更是讓他懷疑自己成為調查對象。
某天，梅菲德的妻子莫娜（Mona）下班回家，卻發現大門上了兩道鎖，門閂竟然還閂緊了，平常家人從來沒用過這道額外的門鎖。還有一天，梅菲德走進辦公室，竟發現自己辦公桌上有一個鞋印，正上方的天花板也移了位，可是晚上應該不會有人進辦公室才對。另外，開車的時候，有一輛神祕的車子緊跟著他往返清真寺，司機身材矮壯，年約五、六十歲。
有鑑於當時的政治氛圍，他深覺自己一定是被監視了。他在訪談時向我表示：「我意會到對方可能隸屬政府祕密機構。」梅菲德說，當他激動地打電話給母親的時候，就感覺到「大事不妙」了，他很怕自己的三個孩子會跟著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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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I 受過嚴謹訓練，為何會誤判指紋？
5 月 6 日上午 9 點 45 分左右，梅菲德內心的恐懼化為真實，他辦公室的門被大聲敲了 3 下，兩位 FBI 探員前來逮捕他，說他涉及同年 3 月 11 日震驚全球的馬德里爆炸案。該起爆炸案造成 192 人死亡，約兩千人受傷。他的雙手被銬在背後，隨後被倉促帶到車內，押赴當地的法院。
梅菲德抗辯說，他對那場攻擊事件一無所知。他說，他第一次聽到新聞的時候，被一種「無謂的暴力」嚇到了。然而，FBI 探員聲稱，在裝有雷管的藍色購物袋上面發現他的指紋，而袋子就放在馬德里的廂型車裡。FBI 表示，指紋「100% 相符」，鐵定錯不了。
梅菲德在其著作《荒謬的根據》（Improbable Cause）中表示，他被拘留在牢房裡，全案任 FBI 恣意拼凑，交付大陪審團。他上了手銬、腳鐐、腰鏈，經常還得被脫衣搜身。
梅菲德的律師認為案情不樂觀，假如大陪審團判定他涉及攻擊事件，他就會被送到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 Bay）──專門關押恐怖分子的監獄。如同法官在首次聽審會上的聲明，指紋是鑑識證據的黃金標準。而且先前有一些人只因一枚指紋就被判謀殺罪，兩個人有同樣指紋的機率是數十億分之一。
梅菲德設法想像自己的指紋是怎麼跨越美洲大陸和大西洋，出現在 8600 多公里外的塑膠提袋上。可是，根本不可能啊。律師提醒他，否認這麼有力的證據，可能會被控偽證罪。梅菲德對我說：「我覺得有官員匿名陷害我，那是我第一個念頭。」
律師終於說服法院雇用獨立鑑識員肯尼斯．摩西（Kenneth Moses）重新分析指紋。但摩西提供的證明跟 FBI 局內專家提供的證明一樣，也毫無可挑剔之處。摩西在舊金山警察局服務 27 年，服務期間獲得許多獎項與榮譽。那是梅菲德的最後機會，5 月 19 日，在牢裡待了將近兩週以後，他回到法院聆聽摩西透過視訊會議提供的新證詞。
隨著摩西說出證詞，梅菲德最深的恐懼化為現實。摩西向法院表示：「我把這枚模糊的指紋跟梅菲德提交的已知指紋進行比對，結論是這枚模糊的指紋的確來自梅菲德先生的左手食指。」
當時他並不曉得，大西洋對岸的事件急遽逆轉，很快能救他一命。就在那天早上，西班牙國家警察發現阿爾及利亞男子烏拿內．達悟（Ouhnane Daoud）涉及爆炸案。西班牙警方證明達悟的指紋「更符合」提袋上的指紋，指紋有些模糊不清的部分，FBI 並未列入考量，但達悟的指紋符合這些部分。此外，達悟的拇指也符合提袋上的另一枚指紋，所以達悟肯定就是警方要找的人。
梅菲德隔天獲釋，當月底 FBI 不得不公開道歉。
這當中究竟出了什麼差錯？在所有可能的原因當中，不可能是缺乏技能所致，畢竟 FBI 鑑識團隊公認是全球最厲害的團隊。的確，仔細調查 FBI 的過錯後會發現，不是因為鑑識員「儘管知識淵博還是會出錯」，正是因為知識淵博「才會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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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克效應：自負的人往往最無知
在審視這類研究前，必須考量一些核心的設想。專家之所以出錯，其中一項原因可能是過度自信。或許專家超乎自己能力所及，以為自己永不犯錯，這種想法似乎符合前一章探討的偏見盲點。
然而，直到最近才有研究證明「反過來的情況才是正解」，也就是說，無能者通常把自身的能力看得很強。想想密西根大學的大衛．達寧（David Dunning）和紐約大學的賈斯汀．克魯格（Justin Kruger）進行的經典研究，該項研究的發想來是麥克阿瑟．惠勒（McArthur Wheeler）的愚蠢案例。
1995 年，惠勒試圖搶劫匹茲堡的兩家銀行。他在光天化日下犯罪，幾小時後就遭警方逮捕。他茫然不知所措，大聲叫喊：「我明明塗了果汁啊！」原來他相信塗上一層檸檬汁（隱形墨水的主要成分），監視器就拍不到他了。
聽了這則故事後，達寧和克魯格不由得思考，「無知是不是往往伴隨了過度自信感？」於是兩人著手進行一連串的實驗，測試這個概念。兩人請學生接受文法與邏輯推理測驗，再請學生評價自己在測驗上的表現。多數人都誤判了自己的能力，但表現最差者對自己的表現誤判得格外嚴重。用術語來描述的話，就是他們的自信感調校得不好，渾然不知自己表現得有多差。兩人發現有一點很關鍵，只要經過相關技能訓練，過度自信感就會降低，受試者不僅表現得更好，日益增加的知識也有助於理解自身的局限。
1999 年，達寧和克魯格率先發表研究結果。兩人在不同文化的地方多次實驗，也獲得同樣的研究結果。 有項調查涵蓋澳洲、德國、巴西、南韓等 34 國，檢視 15 歲學生的數學技能，結果再次證明能力最差者往往過度自信感最高。
想當然爾，新聞媒體立刻接受「達克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聲稱達克效應造成「輸家誤以為自己很偉大」、「無能者以為自己很厲害」，還說達克效應導致川普總統的發言愈來愈自負。
不過，達克效應也有好的一面。若是樣樣無能卻自信十足的人擁有權力、地位，達克效應才會引起擔憂，至少現在有一點能讓人放心，教育和訓練會如我們的期望，不僅能拓展知識，也能增進後設認知與自我覺知。這恰巧是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愚蠢的勝利〉（The Triumph of Stupidity）一文中透露的思維。他在文中表示：「這樣的困境有個根本的原因，在現代世界，愚者自信過頭，智者滿腹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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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以為自己很專業，思維可能會變得更保守
2010 年，研究人員請一群數學家、歷史學家、運動員辨別某些姓名，那些姓名綜合了各學科頗具代表性的重要人物。例如，受試者必須分辨約翰內斯．德格魯（Johannes de Groot）或貝諾．賽隆（Benoit Theron）是不是知名的數學家，可回答「是」、「否」或「不知道」。你可能會覺得專家碰到自己的領域，會更懂得選出正確的人，例如德格魯真的是數學家。然而，專家更有可能說自己認得捏造的人物，在此例中就是賽隆。專家自我感知到的專業一旦受到質疑，會寧可用猜測的，寧可「誇大」自身的知識範疇，也不願回答「不知道」，承認自己的無知。
同時，耶魯大學的馬修．費雪（Matthew Fisher）請大學畢業生接受大學主修測驗，研究結果發表於 2016 年。他想確認大學畢業生在其學位的核心科目知識，於是請他們估計自己有多了解所屬學科的一些根本原則。若是物理學者，就請對方評估自己對熱力學的了解；若是生物學者，就請對方說明克氏循環（Kreb’s Cycle）。
在受試者不知情的情況下，費雪會突然抽考，請受試者現在針對他們自稱熟知的原理，寫下詳細的說明。儘管許多人都自稱知識水準高，卻還是難以寫出通順的解釋。重點是這種情況只有在他們學位的主題範疇內才會發生。畢業生還思考了自身專業以外的主題，或者更一般的日常課題，此時他們往往會「實際許多」。
其中一個可能的理由就是受試者完全沒意會到自己獲得學位後忘了多少知識，費雪把這種現象稱為「大頭健忘症」（meta-forgetfulness）。費雪向我表示：「人們會把自己目前的理解程度跟巔峰期的知識水準混為一談。」這就代表我們的教育可能出了嚴重的問題。費雪說：「若用最諷刺的角度看待這種情況，就是我們灌輸給學生的知識無法長存在學生的腦海裡。我們只是讓學生誤以為自己很懂，但他們其實什麼也不懂，結果似乎事與願違。」
誤以為自己很專業，思維也可能會變得更保守。芝加哥洛約拉大學（Loyola University in Chicago）的維多．歐塔提（Victor Ottati）已經證明，人覺得自己知識淵博，就較不可能尋求或聆聽反對者的看法。 歐塔提表示，只要想想社會對專家意見的態度，就會發現這種說法很有道理，因為大家會理所當然認為專家非常有資格堅持己見。歐塔提稱之為「習得的武斷」（earned dogmatism，也稱「教條主義」）。
當然了，在許多的案例，身為專家就真的更有理由代表其擅長的所屬領域。然而，若是像費雪的研究結果那樣，專家高估了自己的知識，固執己見、不願尋求或接納其他意見，那可能很快就會發現自己專業不足。
歐塔提由此推斷，從這件事實就能明白，有些政治人物何以更加堅持己見，無法吸收新知識，無法妥協折衷。他描述這種心態是「目光短淺又過度自信」。
（本文書摘內容出自《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由 商業周刊 授權轉載，並同意 Tech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Pxfuel CC Licens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