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寡头经济转型成为寡头政治

第七章
寡头经济转型成为寡头政治

反腐败运动不能仅仅停留在抓「苍蝇」和「老虎」的层面。「苍蝇」和「老虎」抓多少，数量并不是那么重要，也不能衡量反腐败运动是否成功。要使反腐败运动更具有政治意义，必须深入到反经济寡头，切断经济寡头向政治延伸的途径，营造一个健全的政治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已经揭示出中国政治环境的深刻变化，那就是寡头政治开始形成。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等都具有这种背景。寡头政治的主要特点是权力网络的形成，往往以一个或者数个党内领导为核心，横向地延伸到自己的家族和各种社会圈子，向下延伸到各级地方政府和官员，向上和党内的高层（甚至是政治局常委如周永康等）形成党内的「非党组织」。「非党组织」往往是政治经济权力的结合体，而这种权钱的结合往往又产生出巨大的政治野心，干预国家政治，从而对执政党体制构成严峻的挑战。这种政治寡头往往从经济寡头转化而来。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经济寡头的存在已经成为现实。如果不能通过反腐败和有效的改革首先切断经济寡头向政治寡头的转型，再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削弱寡头的经济基础，那么执政党领导层就不可避免地会犯颠覆性错误，而执政党本身也必然面临分裂甚至解体的可能性。

中国经济寡头的形成是有其体制原因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整个国民经济可以说是官僚经济，各级政府管理所有经济活动。在这个体制下，国民经济被部门化，分成诸如石油、电子、钢铁、能源、电信、金融等等领域，并且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治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变相的「封建制度」。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经济管理的部门化制度特征并没有改变。在 90 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抓大」的改革，就是组建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试图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个改革的本意并没有错，并且从企业赢利的角度来看，这个改革也是很成功的。不过，因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到位，国有企业的不同领域形成高度垄断的局面。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国有企业的高利润来自垄断，而非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而部门经济的高度垄断便是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

除了经济制度基础，经济寡头的形成背后还有诸多政治因素。首先是高层领导人的背景。中国的领导层来自「五湖四海」，就是说领导层的背景必须是多元的，这是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所必需的，但来自不同背景的领导人必然对政治运作产生不同的影响。很多年来，很多高层领导人都是来自国有企业，这些来自国企的领导就和原来的「领地」仍然保持紧密的关系。并且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保留行政级别，主要国有企业（央企）老总也是政府官员，这就使得这种关系更加有机。

另外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是中国的政治权力运作方式。为了便于管理，中国把治理分成不同的领域，即「口」，例如党务口、政法口、宣传口等等。在高层（政治局和常委）实行的是权力分工原则，不同的「口」由不同的领导人负责，并且往往是一个领导人在他所管辖的「口」拥有绝对的权力。各个「口」之间只有分工，而缺少协调机制，往往形成「山头主义」。一旦经济寡头的情形和这种高层领导权力分工结合起来，经济寡头就拥有了无比强大的力量。

经济寡头也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西方社会也是存在的。经济寡头或者经济既得利益也并非完全是负面的东西，没有社会不存在既得利益。但如果既得利益深刻干预一个国家的政治，那么问题就会变得严峻起来。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寡头或者利益集团已经深刻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环境。

首先，利益集团对法制和法治的执行实施构成巨大的风险。举例来说，为什么与国有企业有关的一些法律和政策不能执行下去？这里主要还是经济结构的原因。没有一个平衡的经济结构，就不会有良好的法治和政策环境。这里马克思还是对的。马克思认为，法律是经济政治力量的反映。因此，经济改革从长远看也必须为法治造就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那就是平衡的经济结构。只要国有企业继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并且和政治结合在一起，那么法治就很难成为可能。法治，也就是法制的正常运作，取决于各方面力量的旗鼓相当。在力量较为平衡的情况下，作为法治的核心的契约就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