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是汉建安年间(196年—220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外的文学成就,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 中文名
- 建安七子
- 别 名
- 三曹七子
建安七子生活在东汉末年。在儒家经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两汉时代,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多是“依经立义”以教化为中心,重在对文学与政治、伦理及现实的关系等外部规律的研究,而相对忽视了对文学的艺术特质及内部创作规律的研究。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价:“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1]曹丕常常与建安七子“行则连舆,止则接席”,孔融被曹操斩杀后,曹丕仍以重金向天下广征孔融的文章。
“建安七子”与“三曹”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对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过贡献。王粲在诗赋上的成就高于其他六人。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提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王粲的作品最能表现哀思,其代表就是《七哀诗》与《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王粲《七哀诗》吟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把在乱世的经历见闻,融入于作品之中,留下最真实的记录。
七人当中,除被曹操处死的孔融外,其他六人都依附于曹操父子旗下。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发生疫病,当时为魏王世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给吴质的信中说:“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剩下的五人竟然全部死于这次传染病。
王粲(177年—217年),字仲宣。东汉末文学家。山阳高平(今微山县两城)人 [2],“建安七子”之一。少有才名。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劫持汉献帝迁长安,其父时任大将军何进长史,王粲随父西迁,在长安见当时著名学者蔡邕,深为蔡邕所赏识。
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晋爵魏公,魏国建,王粲官任侍中。二十二年(217年),从曹操南征孙权,北还途中病卒,终年四十一岁。王粲善属文,其诗赋为建安七子之冠。《魏志》本传记王粲著诗、赋、论、议近60篇。有明人辑录遗文《王侍中集》,今存诗23首。刘勰认为他是 “七子之冠冕”。
汉灵帝末,世族子弟结党权门,竞相追逐荣名,徐干闭门自守,穷处陋巷,不随流俗。建安初,曹操召授司空军师祭酒掾属,又转五官将文学。数年后,因病辞职,曹操特加旌命表彰。后又授以上艾长,也因病不就。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二月,瘟疫流行,亦染疾而亡。
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后徙为丞相仓曹掾属。诗歌语言朴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会问题。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阮瑀的音乐修养颇高,他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皆是当时名人,位列“竹林七贤”,妙于音律。明人辑有《阮元瑜集》。
汉献帝即位后任北军中候、虎贲中郎将、北海相,时称孔北海。在任六年,修城邑,立学校,举贤才,表儒术,经刘备表荐兼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年),袁谭攻北海,孔融与其激战数月,最终败逃山东。不久,被朝廷征为将作大匠,迁少府,又任太中大夫。性好宾客,喜抨议时政,言辞激烈,后因触怒曹操而为其所杀。
何进为诛宦官而召四方边将入京城洛阳,陈琳曾谏阻,但何进不纳,终于事败被杀。董卓肆恶洛阳,陈琳避难至冀州,入袁绍幕府。袁绍失败后,陈琳为曹军俘获。曹操爱其才而不咎,署为司空军师祭酒,使与阮瑀同管记室。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与刘桢、应玚、徐干等同染疫疾而亡。陈琳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载原有集10卷,已佚。明代张溥辑有《陈记室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后以不敬罪被刑,刑后署吏。所作五言诗,风格遒劲,语言质朴,重名于世,今有《刘公干集》。
建安二十二年 (217年),与陈琳、徐干、应玚等同染疾疫而亡。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于诗歌、特别是五言诗创作方面。存诗十五首,《赠从弟》三首为代表作,言简意明,平易通俗,长于比喻。 [3]
“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瑀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干集》、《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 [4]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瑀,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
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瑀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玚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