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寶龍訪港六日全方位「考察」力圖傳遞的政治信號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港澳辦主任夏寶龍4月13日到18日「考察」香港六天，出席了36場調研活動，無論長度和規模都與之前不同，也出現不少「歷史性」場面。

這是中國官方宣佈改組港澳辦之後，北京官員以「黨組織」姿態首度考察香港。

BBC中文訪問專家學者，整理出五個政治含義。

1. 「黨中央」領導地位具象化

夏寶龍訪港六天，香港特首李家超幾乎全程陪伴在側，連原定逢周二舉行的行政會議例會也要「讓路」。

「對比以前的北京官員訪港，這次頗有君臨天下的態勢，顯示了中央牢牢掌握，香港官員不要想打擦邊球或陽奉陰違，也是代表了中央垂直領導、中央全面管治權的一個具體體現。」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對BBC中文說。

他指夏寶龍這次訪港用「考察」之名，反映了行政隸屬安排，「以中國政治文化來說，『考察』有由上而下的意涵，更高一級就是『視察』，習近平才會用。」

就在夏寶龍訪問香港的一個月前，中共中央及國務院公布《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把原屬國務院辦事機構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改組為直屬中共中央辦事機構的「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

換言之，以往特區政府的行政對口單位是「中央人民政府」，改組後港澳事務將轉移到由「黨中央」領導，不再避諱「黨」的色彩。

「名實問題，現在不介意給你看，是黨來管。」劉銳紹解釋，自從2014年國務院發佈《「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指中央政府對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並在2019年四中全會寫進黨的文件，到2020年頒布《港版國安法》，「黨牢牢掌握香港，一直都在做，現在只是逐步表面化。」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國際事務學系政治學教授李芝蘭也對BBC中文指出，在中國「黨政合一」的政治系統，黨組織本來就有至高權力，港澳辦改組後「更接近權力中央，凸顯中央看香港看得更緊」。

她認為，改組後應有一些人事變更，夏寶龍此行「也是跟進理順內部事務」。

2. 重新定義立法會

夏寶龍站在香港立法會議事廳正中央，與全體香港立法會議員拍下大合照，相片中主席台上象徵立法會的「立」字標誌消失不見——這一幕充滿了象徵意味。

他是首位進入立法會議事廳會見議員的黨中央官員。

京官以往很避忌到訪立法會，以免予人干預之感，例如2016年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破天荒與泛民主派四名立法會議員直接交流，是以酒會的形式進行，2014年時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王光亞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會面，則選擇在上海進行。

據報道，夏寶龍這次在香港立法會逗留約4小時，與80多名議員閉門交流並共進午宴，特首李家超、中聯辦主任鄭雁雄、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劉光源同行。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事後對傳媒表示，如果沒有《港區國安法》和「愛國者治港」，任何人都不敢作此「歷史性」安排。身兼行政會議召集人的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形容，過往立法會安排與中央官員交流「寸步唯艱」，這次會面是「撥亂反正的里程碑」。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勇引述夏寶龍在會面中多次提及「良性民主」，指全國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而全國政協是民主協商，強調香港立法會要兼具人大政協的雙重功能，議員應與政府更多協商，行使監督權時不能「為博眼球而學反對派」。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分析指，夏寶龍重新定義了立法會的角色，要向中國大陸的立法機關看齊，此外北京官員也罕有地形容立法會議員為「愛國者」，是管治團隊的一員。「北京官員很少這樣說的，以前立法會有反對派，不會分權給立法會，現在立法會的職能除了配合政府工作外，執行中央的任務也增加。」

夏寶龍一席話「改變」了立法會性質，但似乎並未激起香港民間太大反應。事實上，市民對現屆立法會關注度甚低，香港民意研究所最新調查發現，一半受訪者無法說出任何立法會議員的名字，認知率跌破1997年主權移交後最低。

現居英國的香港社會學者鍾劍華對BBC中文指，立法會在北京「完善選舉制度」後認受性低，已經失去制衡政府的角色，「現在夏寶龍只是用長官意志去提高正當性。」

除了立法會，夏寶龍也接觸司法界人士，到終審法院與首席法官張舉能會面，其後又到律政中心與律師會及大律師公會代表閉門會晤。

政治學教授李芝蘭指出，以往中央與香港的對口單位是行政機關，北京強調行政主導，依賴行政長官去領導一切，現在則「不只對行政長官講話，也對立法、司法機關直接講話」，這也符合北京反對「三權分立」丶提倡「三權配合」的論述。

3. 23條立法與台灣大選

夏寶龍在香港六天唯一公開講話，是4月15日在灣仔會展中心「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

他致辭時表示，「修例風波這場港版『顏色革命』雖然沒有得逞，但這是香港歷史上永遠抹不去的傷疤，是我們永久的痛。它是懸在我們頭上時時敲響的一口警鐘」，要時刻警惕街頭暴力捲土重來、軟對抗暗中作亂、海外亂港活動倒灌香港。

他提到，中央支持完善特區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包括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

行政長官李家超事後向傳媒表示，特區政府會盡早就23條立法，期望最快今年內、最遲明年完成。

這個時間表與此前建制派部分聲音不同，被視為親北京權威人士的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2月曾在《明報》撰文指，今年下半年台灣將進入總統大選敏感時刻，香港若此時展開23條立法引發爭議，極有可能讓民進黨又「撿到槍」，藉機抹黑「一國兩制」騙取選票繼續執政搞「台獨」。

「香港立23條可能會影響台灣大選，但台灣大選也可能構成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風險因素，到底哪一個是決策者認為更重要的？」政治學教授李芝蘭說，「現在看來，23條今年內勢在必行，反映了（北京認為）香港的國家安全比起台灣選情更重要。」

劉銳紹也說，對中國共產黨而言，無論何時立23條，民進黨都會反對，國民黨也一樣會反對，「既然都一樣，那不如趕快了結這件心事。」

鍾劍華認為，這折射出兩岸關係現況，「北京也知道一國兩制對台灣已經沒有任何吸引力，現在（對台灣）是要展示肌肉。」

香港《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政府應自行立法禁止七類行為，包括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竊取國家機密、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港進行政治活動、香港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2003年香港政府曾就23條進行本地立法，引發民眾擔心公民自由受損，50萬人上街抗議，港府被迫撤回立法程序。2019年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2020年北京頒布《港區國安法》，涵蓋了23條的其中兩類罪名，即分裂國家和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其餘留待港府自行立法。

「沒有23條是北京的心魔，覺得一天還沒立法，一天都有可能出亂子，」劉銳紹說。「夏寶龍這次訪港不斷強調國家安全、有外部勢力，就是在為23條立法製造氣氛。」

4. 遊行權利再限縮

夏寶龍公開表示「遊行不是表達利益訴求的唯一方式」，指遊行「很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和操縱，甚至民生利益訴求被歪曲成為政治問題，進而誘發社會對抗」。

此言一出，親北京的勞工團體「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隨即宣佈，撤回舉行五一勞動節遊行的申請，稱擔心遊行被騎劫。

政治學教授李芝蘭認為，夏寶龍只是重申北京對遊行的態度，「確認會繼續緊，但他沒有說需要進一步收緊」，不過從部分團體取消遊行申請的反應看來，「客觀上已經構成（收緊的）效果」。

中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譚耀宗接受電視台訪問時解讀，夏寶龍的講話或顯示日後遊行「可免則免」。而特首李家超也對傳媒說，認同夏寶龍言論，指公眾活動組織者須考慮會否影響他人，若擔心被騎劫而取消遊行「是負責任做法」。

過去一個月，香港警方時隔近三年後重新批准遊行集會活動，但加入多項新規則和「國安條款」，包括要求參加者配戴掛頸編號卡牌丶手持指定物品等以作識別，並要求大會糾察沿路拉起封鎖線。

社會學者鍾劍華指出，相關做法毫無法理依據，剝奪市民的集會權利，但新常態已形成，「北京就是不斷重新定義，扭曲民主丶遊行的概念，為香港人畫了新的圈圈。」

劉銳紹也說，《基本法》保障集會自由，料日後仍可遊行，「但是執行時會因人、個案、政治氣候而異，權力完全在官方。」

5. 經濟軟、政治硬

4月15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典禮上，夏寶龍除了強調國家安全和23條立法，還說了這一句：「希望香港天天辦會展、搞創科、拼經濟、跑馬、跳舞、炒股搵（賺）大錢。」

兩天後，香港中聯辦主任鄭雁雄在一個論壇上致辭時說，香港可能是全國最具引領作用的區域，是世界各國和各地共享中國式現代化機遇的「超級聯繫人」、「超級導入口」，文化方面「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外語照講、洋名照叫、走好國際化道路」。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說，北京認定香港從「由亂入治」步入「由治及興」的階段，目前定位是制度、理念、行動上要「大陸化」，經濟、民生和生活模式可保留某程度的自由與活躍度，「引導香港人去正軌，鼓勵大家專心賺錢，但實際上沒意思，只是例行公事地講，不是由治及興就可以政治上放鬆。」

目前政治氣氛有多緊張，從夏寶龍訪港細節可見一斑，其行程絕多數都非常保密，沒有安排傳媒拍攝。在唯一一場在灣仔會展的公開活動中，擬到場採訪的傳媒須事先填妥由政府新聞處派發的申請表，由處方篩選，記者協會指多家傳媒機構在活動當天才接獲政府通知申請被拒，不准到場採訪。

夏寶龍到訪立法會當天，記者也只能在大樓外採訪，即使是立法會議員進入會議廳參加交流會，也被禁止攜帶手機，要暫存在門外的儲物櫃。

「非常不透明，北京以前還會做戲演一下，現在根本不在乎，也不介意香港人怎麼想，這放映了當下的政治氣氛。」劉銳紹說。

他續指，夏寶龍沒有像過去的領導人展現親民一面，例如主權移交前港澳辦時任主任魯平訪港時廣發英雄帖舉行公開聽證會，1998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訪港時突擊到馬鞍山商場與市民接觸，2003年溫家寶到淘大花園探訪「沙士（SARS）家庭」，2011年李克強到藍田麗港城探訪中產家庭，多名京官也曾會見民主派議員等。「夏寶龍接觸面雖廣，但深度足夠嗎？」

夏寶龍歷史性訪港期間，香港主流媒體都廣泛報道，但民間幾乎沒有討論。社會學者鍾劍華說：「香港人對這次訪問沒有感覺，大家都已經習慣了冷處理，用冷漠來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