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中都的女性更平等？

“倦游踪迹查无凭，寥落过山城。客馆潇潇夜雨，披襟凤烛青荧。追思往事，十年一梦，堪笑堪惊。冉冉隙驹光景，依依嚼蜡心情。”这是冀国公主写下的《朝中措·游灵源山》，被视为金朝女性文学代表作之一。

冀国公主是完颜宗辅（死后更名完颜宗尧）的大女儿，完颜宗辅是完颜阿骨打的五儿子，史书称他“魁伟尊严，人望而畏之。性宽恕，好施惠，尚诚实”，他没当过皇帝，但他的儿子完颜雍是金世宗，遂被追谥为金睿宗。冀国公主也因此成了公主（宗室女也可称公主，但一般指皇帝的女儿）。

冀国公主的丈夫是乌古论粘没曷，武将，乌古论是金朝九大后族之一。

冀国公主可能是金世宗的亲姐姐，这首词或写于完颜亮执政时期，环境险恶，故通篇“倦游”“寥落”，十年皆“堪笑堪惊”（完颜亮在位12年）。词风老道，不输宋人。

其实，冀国公主还写过另一首《骞山溪·游灵源山》，“中元吟赏好，预作中秋归兴逸，欲乘莺，竟得神仙趣”，可能此时完颜亮已被杀，金世宗当了皇帝，令冀国公主心情愉悦。

想忧伤便忧伤，想快活便快活，冀国公主可谓至情至性，或金朝源自游牧文明，虽女子亦能直抒胸臆，则金中都该是古代少有的男女平等的乐园？

细翻史料，才知不然。女真建国前，乃至初期，男女平等确胜中原，到金中都时，已大幅倒退，甚至不如辽朝——辽朝女诗人辈出，金朝女诗人则少得可怜。此中幽暗，值得钩沉。

“男下女”曾是女真风俗

女真社会早期男女关系，深受中原文化诟病。

据南宋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女真富家子常夜骑马携酒食至兀惹部（今黑龙江省通河县附近），与兀惹女子共饮，并围火讴歌起舞，如有意，女子随去，“父母皆不问”。女子留男家数年回娘家，男方“执子婿之礼”。

洪皓被金人拘押15年，流放至冷山（今属黑龙江省五常市冲河镇），了解女真风俗。

直到金朝初期，男女自由婚配之风仍存，《三朝北盟会编》记：“（女真）富者则以牛马为币，贫者则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申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而归之，后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

女真另有“放偷”习俗，每年正月十六日，可随意盗取他人之物，甚至妻女。有人“先与室女（有夫之妇）私约，至期而窃去”，“女愿留则听之”。

洪皓发现，女真男人不以屈尊女性为耻。

比如，与女性订婚后，男方去女家行“拜门之礼”，携美酒和食物在女家开宴，宴罢饮茶，女方亲戚皆坐炕上，男方在炕下行跪拜礼，表示感恩女家，即“男下女”。婚后男方要在女方家中打工三年，以补女家经济损失，即“既成婚，留妇氏（家），执仆隶役，虽行进酒食，皆躬亲之。三年，然后以妇归”。

中原文化常凭空想象，予以污名化，《隋书·靺鞨传》便称：“其俗淫而妬（妒），其妻有外淫，人有告其夫，夫辄杀妻，杀而后悔，必杀告者，由是奸淫之事终不发扬。”

靺鞨，即挹娄、勿吉、肃慎等，后通译为女真。

法律赋予更多权利

婚后，金朝男女较平等。

洪皓发现：“（渤海国）妇人皆悍妒。大氏与他姓相结为十姊妹，迭几查其夫，不容侧室。及他游，闻则必谋置毒，死其所爱。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觉者，九人则群聚而诟之，争以忌嫉相夸。故契丹、女真诸国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妇、侍婢，唯渤海无之。”

渤海国也是女真人建立的国家，曾被尊为“海东盛国”。

在法律上，金朝女性所享权利多于宋朝女性。

据学者王宁《金代婚姻法律制度研究》，宋朝女性想离婚，只能触犯“七出之条”（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窃盗），被动等男方写休书；或“义绝”，即“夫对妻族、妻对夫族有殴杀罪、奸非罪，或妻子对丈夫有谋害罪”，强制判离。

宋朝女性不能擅自离婚，否则会被判刑二年，离后改嫁，罪加二等，除非满足“夫外出三年不归、夫取其财而亡、夫离乡编管者”三种特殊情况。据《才女之累》，李清照为结束第二次婚姻，不敢主动提离婚，而是告发张汝舟贪污，以避法律处罚。

据学者王宁钩沉，名臣完颜思敬的儿子娶平民女为妾，二人婚后不睦，男方是贵族，女方不敢擅去，遂请家兄出面，向男家提出离婚，于大定七年（1161年）正式解除婚姻关系。可见，金朝不禁良贱通婚，且女性有提出离婚的权利，但最终决定权在双方家长手中。

金朝法律规定，男子在三种情况下不可与妻子离婚，即“三不去”：一是妻子娘家无人；二是妻子侍奉夫家父母送终，并服三年大丧；三是丈夫以前贫穷现在富贵。

金朝女官收入高

金朝女性地位高，还体现在女官待遇上。

据学者张宏的《金代后宫制度研究》，女官始于汉代，当时已有女御长、宫长、中宫学事史等，北魏孝文帝正式建立女官制度，在后宫置“女职，以典内事”，高者二品，低者五品。金朝女官分两种，一是后宫妃嫔，从一品到四品，称为内官；职业女官称宫官，五品至九品。

宫官分6尚（尚宫、尚仪、尚食、尚服、尚功、尚寝），每尚又分四司、四典、四掌。女官主要工作是服务内廷起居，但据《金史·后妃传》：“凡宫人在外有夫者，皆分番出入。海陵欲率意幸之，尽遣其夫往上京，妇人皆不听出外。”在金朝，金章宗时的李师儿就是从女官变成宠妃的，后来“势位熏赫，与皇后侔”。

金朝女官收入高得离谱。

据学者张宏钩沉，正一品女官年收入8000贯，另有帛百段、绢五百匹、绵五千两，比外朝男性一品官的收入高近26倍。即使不是妃嫔的宫官，正九品的年收入也达250贯，另有帛十段、绢二十六匹、绵百两，虽然钱的收入只有正一品的1/32，却是女工（绣女）的50倍。这还不包括平时得到的赏赐，可能比工资还高。

成为女官，须十三四岁时入宫，在内廷教育机构接受培训，成绩佳者才能当女官。女官靠近皇帝、皇后、皇太后，是官员们争相巴结的对象。如果只是普通宫女，收入低，且金朝为减少“后宫女怨”，常放宫女出宫。

金哀宗曾爱上一美貌宫女，引母后大怒，金哀宗不得不下令，出东华门见任何男人，就赐给他，结果把她嫁给了一个卖丝绸的小贩。

形式平等不是真平等

女真文化更尊重女性，原因复杂。据《作茧自缚》一书研究，根本原因可能是：在狩猎—采集的生产方式下，女性贡献相当于男性的79%，差距不明显，男性需要女性的帮助；而在农耕生产方式下，双方相差近一倍。女真早期的生产方式有利于培育两性平等文化。

然而，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只是生活经验的被动沉淀，不是主动选择，更不是现代性别平等观，不宜拔高。在尊重女性同时，也存在大量不尊重女性的做法。

比如，婚姻自由无保障，据《大金国志》：“金人旧俗多指腹为婚姻。既长，虽贫贱殊隔，亦不可渝。”

金朝长期保留收继婚陋俗，即丈夫去世后，女性不能再嫁他族的人，只能在丈夫家族内“转房”，即“虏人风俗，娶妇于家，而其夫身死，不令妇归宗，则兄弟侄皆得以聘之，有妻其继母者”，“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无论贵贱，人有数妻”。

据学者武玉环的《辽金社会与文化研究》一书钩沉，完颜阿骨打的儿子完颜宗干和完颜宗雄本是堂兄弟，可完颜宗雄去世后，完颜宗干却娶了他的妻子。同样，海陵王完颜亮的妃子阿懒，本是他叔叔完颜宗敏的妻子，海陵王杀了完颜宗敏后，又娶了婶婶。收继婚可防止家族财产外流。

女真习俗本是一夫一妻，但到金海陵时，规定：“命庶官许置次室二人，百姓亦许置妾。 ”但据范成大的《揽辔录》：“（金朝）臣下亦娶数妻，多少视官品，以先后聘为序。民惟得一妻。”在金朝，男性多妻很普遍，男女并不真正平等。

金朝文化大逆转

两性相对平等，女性才华得以施展。

据学者王姝钩沉，完颜阿骨打的爷爷完颜乌古迺（通乃）性粗豪，夫人唐括·多保真善调和人际关系，乌古迺责罚谁，她便以酒食安慰谁，“景祖（完颜乌古迺后被追谥为金景祖）行部，辄与偕行，政事狱讼皆与决焉。景祖没后，世祖兄弟凡用兵，皆禀于后而后行，胜负皆有惩劝”。

一次，唐括·多保真的儿子与两名部下酒后口角，举刃相对，唐括·多保真抓住二人手，说：“你们是我丈夫的旧人。为什么忘了我丈夫曾经的恩情，和小孩子争？”然后唱起自己作的歌，二人开解。

完颜阿骨打有四位皇后，第二位是光懿皇后裴满氏，《大金集札》称她：“间豫兵机，谋无不中，历览千古实惟一人，志存社稷之深，泽益子孙之远。”天辅四年（1120年），北宋使者与完颜阿骨打协商夹击辽国，裴满氏参与接见。据《三朝北盟会编》：“阿骨打与其妻大夫人者，于炕上设金装交椅二副，并坐。”

金朝建立后，原有的粗放管理模式无法适应新局面，统治者主动学习中原文化，却将男尊女卑等糟粕也学会了。金熙宗执政时，悼平皇后喜干政，“无所忌惮，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金熙宗大怒，竟杀了她。

金人原无贞操意识，女性可离婚、再嫁，海陵王时，觊觎乌林答氏（完颜雍的夫人，完颜雍后成金世宗）美貌，召她入宫。不去拖累丈夫，去则贞洁有亏，乌林答氏毅然前往，自杀于半途。在给丈夫的信中，她写道：“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良以此也。”令人无语。

女诗人比不过辽朝

为什么金朝的两性文化逆转得这么快？因皇权出于私利，刻意扭曲。学者王对萍在《金朝女性政治生活研究》指出，主要方法是：

首先，旌表贞洁烈女。《金史》中记5人，都是不要生命要贞洁的极端案例。

其二，单向度信息的海量流布，使人们的思想走向狭隘，如郭黼在《师节妇传》称：“自古妇人，见于旌表记录者，不必他才能，但孝节贞烈而已。有一于此，足以光华彤管，歆艳青史。”

其三，污名化女性，使她们退出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比如称悼平皇后死有余辜，因她“颇掣制熙宗”，才使“熙宗内不能平，因无聊，纵酒酗怒，手刃杀人”。

此外，据学者王宁钩沉，金建国前，女子享更多财产继承权，可到金章宗时，法律规定，父母去世后，女子只有30%的财产分配权。在实际操作中，其实更少。

在汉文化的压力下，金人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金人传统服装中，有“锦裙”，用铁圈撑起，如西式撑裙，非常好看，却主动放弃，直到300多年后的明代，才以“马尾裙”的名义，再度流行。

受两性文化逆转影响，金代女性文学创作反不如辽朝灿烂。辽朝女诗人多是皇族，金朝则以汉人为主，且宗教诗偏多。一方面，金朝诗歌靠“雅集”传播，女性无法参与社会活动，作品无人知道。另一方面，金朝写诗不易，动辄得咎，诗人只能写自然风光，表达一下闲适的心理，这种无病呻吟诗不太适合女诗人。

从相对平等，到重回不平等，说明无文化外的力量加持，文化积累易遭逆转，其中教训，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