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澳大利亚多元化委员会和社区领袖们表示，澳大利亚在种族问题上仍然存在顽疾，人们报告说，他们在学校或工作场所受到的区别对待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肤色。
例如种族正义中心（Racial Justice Centre）的萨拉·易卜拉欣（Sarah Ibrahim）坦言在之前工作中因为有色人种的缘故会被另眼看待。该中心是一家非营利性法律服务机构，代表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这只是这位埃及裔律师在前雇主那里经历的几起广泛的工作场所歧视事件之一，她说这促使她成立了种族正义中心，以帮助那些处于类似境地的人。
按照易卜拉辛的说法，作为一名律师尚且都觉得都觉得得不到支持。那么可以想象其他没有想他这样的特权或资源的种族主义受害者将会有怎样的感受。
48 年前的 1975 年，即1975 年 10 月 31 日，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领导的工党政府通过了《种族歧视法》，以解决此类基于种族的偏见。
该法案旨在为澳大利亚人提供平等的机会，无论其背景如何。但是，这项立法的效果如何，为什么种族歧视依然存在？
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主席兼种族歧视问题代理专员、名誉教授罗莎琳德·克劳彻（Rosalind Croucher）说，该法案是解决结构性种族主义的重要第一步。
《种族歧视法》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第一部联邦反歧视法。它也是后来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建立的框架。第一阶段是将因种族、肤色、血统、民族或族裔出身或移民身份而不公正对待任何人的行为定为非法。
《种族歧视法》于 1995 年更新，增加了一项条款，规定基于一个人的文化背景或肤色对其进行冒犯、侮辱或羞辱为非法行为。
该法为种族主义受害者提供了一个向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投诉的渠道，该委员会试图在法庭诉讼之前解决问题。
尽管《种族歧视法》等法律禁止工作场所和机构明令禁止歧视行为，但有关工作场所和招聘过程中歧视行为的报告数量一直很大，在某些情况下还在不断增加。
蒙纳士大学（Monash University）今年 7 月发布的一项历时两年的研究显示，在招聘领导职位时，少数族裔获得的回电比英文名申请人少 57%。
对于非领导职务，少数族裔收到的回电则少 45%。
澳大利亚多元化委员会（Diversity Council Australia）发布的《2023 年工作场所包容性指数》（2023 Inclusion at Work Index）显示，从 2021 年到 2023 年，澳大利亚原住民在工作场所受到的歧视或骚扰增加了 9%。
丽莎·安妮丝（Lisa Annese ）是澳大利亚多元化委员会的首席行政官。她说，他们的研究表明，这种反原住民的种族主义往往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研究显示，60% 的原住民描述了他们在工作中遭受种族主义的经历，其中既有明确的种族辱骂也有更微妙形式的种族主义。例如，对原住民说“哦，你看起来不像原住民”或“祝贺你考上大学”。伤害是全方位的。
上个月，一个联合国工作组发布了一份报告，对澳大利亚非洲裔人的经历进行了评估，该工作组声称，许多非洲裔人生活在“种族主义的包围之中”。
诺埃尔·齐哈巴姆韦（Noël Zihabamwe）是非裔澳大利亚人宣传中心（African Australian Advocacy Centre）的创始人。
他说，对非洲裔澳大利亚人的歧视往往与对其他族群的种族主义有些不同。
例如，非洲人经常面临执法部门的种族定性。另一种形式的歧视是就业歧视，例如，许多有非洲背景的人在获得就业机会时可能会遇到困难，或者在工作场所受到歧视。
其他形式的歧视还包括媒体报道。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媒体对非洲人后裔的负面或带有偏见的描述，这可能会使陈规定型观念长期存在，并助长对非洲人后裔的歧视。
联合国的报告还发现，对非洲裔人的污名化导致了负面的心理健康影响和更高的年轻人自杀率。
Orygen 心理健康研究人员在 2020 年发现，从非洲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年轻人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几率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年轻人的 10 倍。
种族正义中心（Racial Justice Centre）的易卜拉欣（Ibrahim）女士同意加强教育以提高公众对种族歧视的认识的呼吁。
她认为我们确实需要集体行动。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也不仅仅是一个组织的事，我们需要整个运动来支持我们，我们想要一个种族公正的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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