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清寺 聽楊益言講11·27

□任正銘

“同誌們，聽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軍的炮聲／人民解放了／人民勝利了／我們沒有玷汙黨的榮譽／我們死而無憾！”

這首詩，我在少年時代就已耳熟能詳。它的作者是重慶“11·27”大屠殺慘案中壯烈犧牲的共產黨員劉國誌，也是長篇小說《紅岩》中劉思楊的原型。可以說我是讀著《紅岩》長大的，對書中很多革命先烈英勇鬥爭的故事爛熟於心。早在合川七中讀初中時，我就是當地文化館培養的少年故事員，去一些學校講過多次紅岩故事。

小說《紅岩》描述了74年前發生的那場震驚中外的重慶“11·27”大屠殺慘案，充分體現了共產黨人和各界愛國誌士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複興，敢於赴湯蹈火的大義，是他們用鮮血譜寫了一曲生命的壯歌。

讓我感動的是，自己第一次生動而逼真地瞭解“11·27”大屠殺慘案，是在已故革命老前輩、長篇小說《紅岩》作者之一楊益言先生的重慶上清寺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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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冒昧給楊益言寫了封信

我認識楊益言先生，實屬偶然。

1993年，我還是地處江津的一家軍工企業的青年職工，經重慶知名作家盧延輝聯繫，成都一家出版社要出版我的短篇小說集《桔紅色的黃昏》。出版社建議我請人畫一幅漫畫肖像作為書籍的作者介紹，並請人寫一篇序言，以示慎重。漫畫肖像我請重慶著名漫畫家馬丁先生畫了，可序言請誰寫呢？

我首先想到在青少年時期最愛看的長篇小說《紅岩》作者之一的楊益言先生。當時不知從哪兒來的勇氣，我竟冒昧給楊老寫了一封信。不瞭解他的家庭住址，只聽說楊老住在重慶上清寺，於是我就在信封上寫下“重慶上清寺楊益言先生收”後寄了出去。

沒想到，楊老還真的收到了這封信。得知我的意圖，他很快回了信。他在信里說：“我給別人寫序言有個特點，就是要自己讀完全書有感覺才寫，不然是不會寫的，我更不會做那種讓作者自己寫好了序言，讓我掛一個名的事情。”這當然是我求之不得的，隨後我把書稿寄給了楊老。大約一週後，他就寫好了序言並寄了回來。小說集出版後，楊老寫的這篇序言，全文發表在當時《重慶晚報》的“夜雨”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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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讓我寫紅岩英烈後代之書

我曾在合川渭溪中學當過高中語文老師，不時在《中國教育報》文藝副刊發表文章。1996年10月上旬，《中國教育報》副刊編輯兼記者劉媛，受報社委託要到重慶採訪楊益言。劉媛老師聽說我和楊老熟悉，就希望我替她溝通一下。

10月17日上午，我在渝中區上清寺的一街邊，敲響了楊益言先生的家門。迎接我的是楊老和他的夫人何明女士，以及他們的小女兒楊小誼。當時年屆71歲的楊老精神矍鑠，一把握住我的手連聲說：“歡迎、歡迎！”那天，楊老戴一頂灰色鴨舌帽，和藹可親。沒想到我把劉媛委託的事情和他商量好後，他卻對我提出了一個希望：讓我寫一本紅岩英烈的後代們的書。

為讓我瞭解過去的曆史，他花了近兩個小時，回憶了他在革命鬥爭年代的一些生活片段。當講到發生在1949年11月27日中美合作所白公館、渣滓洞監獄發生的那場慘烈大屠殺時，他神色凝重而悲憤。儘管大屠殺已過去了47年，但楊老仍記憶猶新，彷彿曆曆在目。

說起“11·27”慘案的話題，是從楊老與羅廣斌合寫的長篇小說《紅岩》開始的。他介紹，他其實是學理工科的，對文學並沒有多少研究。當年他從渣滓洞監獄脫險後，幾年里在組織安排下，到各單位和學校去作革命傳統報告，在查閱史料的過程中，他對“11·27”大屠殺有了更全面地瞭解，從而激發了想把這一切告訴更多人的寫作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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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押他的牢房

隔江姐僅20多米

楊益言祖籍在四川廣安武勝縣。1925年他出生在重慶，先後在武勝讀初中、在北碚兼善中學讀高中。1944年考入上海同濟大學工學院電機系。1948年初，他作為上海地下學聯機關報負責人之一，參加反美反蔣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並遭逮捕。獲釋後，他繞道香港回到四川，在重慶中國鉛筆廠職工夜校教書。由於他在重慶進步刊物上發表了《一二·九真相》等文章，被國民黨當局認定為是中共從香港派回重慶恢復《挺進報》的人員而被捕。楊老還清楚記得他被捕的那天下午，當時他正在菜園壩一工廠的三樓宿舍看書，被4個帶手槍的便衣特務綁架，押上了一輛美製吉普車。

在渣滓洞集中營，他被關在二號牢房，與江姐的牢房僅隔20多米，江姐和難友們與反動派的英勇鬥爭，給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300多天的獄中生活，他坐過老虎凳，耳聞目睹了幾百名革命誌士為民族的解放事業而壯烈犧牲的情景。尤其是那場震驚中外的“11·27”大屠殺，罄竹難書，令人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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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羅文斌在長壽湖創作《紅岩》

作為這段曆史的見證人，重慶解放的第四天，楊益言便在《國民公報》上悲憤地發表了《我從集中營出來》一文，用鐵的事實揭露了反動派的滔天罪行。這篇文章同羅廣斌等一批大屠殺倖存者的回憶錄面世，立即在社會上激起強烈反響。當時的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批示，要求大寫特寫這一重大曆史題材。

1958年10月，中國青年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朱語今看到楊益言和羅廣斌的回憶錄後，帶著文學編輯王維玲來到重慶文聯，希望他們以當年的革命鬥爭經曆寫一部長篇小說。時任共青團重慶市委統戰部部長的羅廣斌和團市委辦公室主任的楊益言，最初都未敢答應。後來在重慶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書記李唐彬的鼓勵和支持下，兩人才勇敢接受了任務。

《紅岩》的寫作由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肖澤寬負責組織領導。小說的寫作地點多在長壽縣長壽湖農場。時間從1959年到1961年，其間大的修改就有三次。楊益言認為，這部小說的高潮部分，就在於對“11·27”大屠殺的具體描寫。

從他們收集到的史料中，楊益言發現那場有預謀的大屠殺其實是從1949年9月6日上午開始，到11月29日上午才結束的。那些日子，當人民解放軍的隆隆炮聲強烈震撼著歌樂山時，喪心病狂的劊子手們就開始了有計劃的屠殺。9月6日，楊虎城、宋綺雲等六人在鬆林坡被殺害；10月28日，陳然、王仆等十人在大坪劇場遇害；11月4日，江竹筠、李青林等三十人被槍殺。11月27日，瘋狂的屠殺達到高峰。在渣滓洞監獄，他們將男牢的革命者全部集中在一至七號牢房，把女牢的革命者全部集中在八號牢房，然後用機槍進行掃射。最後還用木柴堆在樓下，潑上汽油，放火焚燒牢房。

在那場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中，先烈們表現出了大無畏的革命精神：關在七牢房的共產黨員張學雲用雙手吊住敵人的槍筒，企圖保護戰友：詩人何雪鬆強撐受傷的身體，死死擋在牢門，用胸膛堵住敵人的機槍子彈；共產黨員劉國誌帶頭高呼“革命一定成功”“中國共產黨萬歲”……

其間，一些難友抓住機會衝出了牢房，但許曉軒和劉國誌等180多人壯烈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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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老贈我《紅岩》並親筆題詞

長篇小說《紅岩》1961年12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後，重印了113次，印數達1000多萬冊，被稱為“共產主義的奇書”。《紅岩》形象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品質，紅岩精神是革命先烈堅持真理、改造社會的偉大實踐，是革命先輩為國家、為人民無私奉獻的真實縮影。

劉媛當年採訪楊益言後，在《中國教育報》用兩個整版發表了長篇通訊《歌樂山作證》，楊老看了後很滿意。從此以後，楊老間或用家裡的座機和我保持電話聯繫。我也曾幾次邀請他到江津做客，他答應了，最終卻沒能成行。

2002年底，我根據自己在企業子弟校當過幾年校長的生活體驗，寫作並出版了一部反映下崗職工子女艱苦奮鬥的長篇小說《偏岩》，希望能親手把這本獲得四川省“五個一工程”獎的小說贈送給楊老。

2003年2月21日，我來到了重慶沙坪壩楊益言先生的新家，向他敬贈了我的新書。楊老非常高興，他說：“就是應該這樣，用積極向上的書籍去幫助青少年的成長。”他還熱情地叫我和他一起合影，並向我回贈了2002年第72次印刷的長篇小說《紅岩》。在小說的扉頁上，楊老還親筆寫下了“自信自尊，勇於創新！正銘同誌共勉”的題詞。

（作者係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