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邵氏電影在星馬，看香港電影曾在南洋的光輝歲月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南洋」在華語電影發展歷程中，重要到我們回望過去研讀電影歷史的紀錄，都忍不住要驚嘆，原來這幅圖像必須是由香港、星馬、台灣，好幾個地域、好幾塊版圖拼組、整合在一起，才能看到全貌。

幾年前開始，每年聖誕節假期，三五同好便相約走訪南洋，包括新加坡，馬來半島的吉隆坡、檳城、馬六甲、怡保、太平、亞羅士打等城鎮，還有東馬的古晉、山打根等地，除了休假、散心，最重要的目的，其實是探訪隱藏在大街小巷，曾經見證過全民看電影那個風華年代，如今一一凋零的電影院，它們或改裝成商場，或空坐在原地，有的成為教會，有的成為酒樓，還有的成為商人豢養群燕以便收成燕窩的水泥農場。行旅之間，那一幢幢「曾為歌舞場」，如今「蛛絲兒結滿雕樑」的豪華大院，帶給我們的心靈衝擊，筆墨難以形容。

記得是2019年的年底那一次，在晴空萬里的12月底，在芙蓉市的街頭巧遇國泰機構旗下的寶石戲院，院體保存仍然十分完整，只不過臨街所有空間已改設店面，看不到原有戲院的進出口或者候場空間，樓宇上「寶石」幾個大字兀自矗立著，一旁巷內有家歇業已久的小食肆，鐵拉的花門直透內裡的蒙塵桌椅，斑駁的牆上，仍然懸著巨幅照片，那是寶石戲院開業之後沒兩年的盛況，李翰祥導演在台灣拍攝的《狀元及第》隆重上映，而且國聯五鳳之首、當家花旦江青，親自南巡各地，隨片登台。

大大的江青名字，漂亮的女主角看板，光影夢境永遠凝結在那個熱鬧風光的瞬間，食肆早殘，戲院已空，半世紀的歲月悄然流逝。

又有一次，在怡保，同樣也是聖誕假期，逛這些舊戲院逛得樂不思蜀，它們的密度與精采程度簡直是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左邊看過來是麗都戲院，右邊望過去是麗士戲院，當年的影迷少女，會利用週末休假時盛裝打扮，約齊閨密，乘著三輪車，打起小花扇，搖著香風，早場看這家，午場看那家，用個點心晚場還再看。

行著，走著，想念著前輩說起的這些憶當年，眼前出現一排蘋果綠的長樓，上面寫著幾個大字：邵氏兄弟（怡保）有限公司。原來在不知不覺間，我們竟然摸到了邵氏馬來「十大遊藝場」之一的「銀禧園」：Jubilee Park。昔日上映首輪西片的大光戲院（The Grand）已經改為夜店，門可羅雀，當年的國語片首輪東方戲院（Oriental），則設成按摩會館，園中的歌台舞榭，地步依稀，只是人去樓空，徒留艷陽樹影，停車場樓上的空間，原本是銀禧舞廳，1950、1960年代的紅男綠女，在此地翩翩起舞，現在是健身房，臨玻璃窗是一整排的跑步機，左顧右盼，已經找不到當年大歌星顧媚獻唱的小舞台。

閒話隨筆，為的是不讓歷史的沉重塵埃，壓住這些將被遺忘的歲月痕跡。然而，「南洋」在華語電影發展歷程中，實在太重要，重要到我們回望過去研讀電影歷史的紀錄，都忍不住要驚嘆，原來這幅圖像必須是由香港、星馬、台灣，好幾個地域、好幾塊版圖拼組、整合在一起，才能看到全貌。它絕對不僅只是香港的哪一家製片廠、哪一位女明星、台灣哪一檔賣座數字驚人、哪一首電影插曲傳唱大街小巷，又哪一部片子拿了幾項大獎。

在國際冷戰的大時代、大背景之下，「離亂」的文化景致，形成「海外華人社群」的重要市場結構，透過娛樂產業，透過大眾流行文化的凝聚，1950年代開始，方言電影、國語電影、彩色電影、闊銀幕電影，種籽灑落，百花齊放。

怡保_銀禧園_(1) — 位於怡保市的銀禧園，仍能清楚地看到邵氏兄弟公司的名字。

閒話邵氏在南洋

走筆至此，我們便可將目光由全景圖像逐漸聚焦到「邵氏」的金字招牌上。

邵氏集團之所以重要，不單因為它的規模大、產量高，更重要的是它整個家族企業的核心，就是娛樂產業。與邵氏時時分庭抗禮，得以相提並論的國泰機構，家大業大，娛樂產業在國泰旗下只是星海一屑，曾經，因為主事者特別關注，所以它星輝熠熠，光彩奪目，當行政團隊改朝換代，人走茶涼，它也就只是整個龐大機構當中一枚小棋子而已。

邵氏則不然。自從邵家長公子、以別號行走江湖的邵醉翁，在1920年代後期於上海創辦天一影業，「邵氏」的招牌就永遠和娛樂產業牢牢相連。二公子邵邨人在香港掌管製片廠，三公子邵仁枚與小弟邵逸夫在南洋打天下，這個龐大的娛樂王國，由邵氏兄弟組建而成，並非兄終弟及，而是棣萼齊芳，特別到了1950年代初期，香港的製片廠生產影片，銷往星馬地區由整個邵氏發行網深入各處，每鄉每城，每鎮每井，都有邵氏影院，結成院線，拉出網絡，在「邵氏出品，必屬佳片」的宣傳語之下，從1950年代初的李麗華、王引，到1950年代中的尤敏、張揚，1950年代尾的林黛、趙雷、樂蒂、金銓，從黃梅調，到古典史詩，從青春歌舞，到功夫武打、刀劍武俠。

這個娛樂王國，始終是「邵氏兄弟」；而且愈到後期，「三老闆」和「六老闆」的地位愈形重要。1957年底邵逸夫北進香港，次年接掌製片業務，之後邵仁枚坐鎮新加坡，維護邵氏娛樂王國的核心命脈——它的發行網絡與決策中樞，邵逸夫則負責開疆拓土，與名編名導明星等等，打造一部部傑出作品，有的要展現藝術深度與製片格局，屬於A級強棒，有的是例牌菜色或者奇想巧作，屬於B級製作，彼此搭配，供應邵氏院線一整年的需要。

換言之，我們在台灣也好，香港也好，看到的邵氏出品華語片，其實是在這樣的產業結構中打造出來的，1950年代後期到1960年代前期，邵氏還一度分為國粵語組，它所面對的絕不僅僅只是香港一城一地，或者台灣一境一域的電影市場，整個東南亞多元文化、多種語境的大環境，是它真正的腹地，是它真正的市場，也是它決策中樞的所在位置。

在政策面上，它不僅要能配合星馬當地的法令規範，在政治傾向與政體依歸上，它也盡可能與台灣當局保持親密互動，甚至幾度爭取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參加國際影展，李翰祥導演的《倩女幽魂》、《楊貴妃》、《武則天》便三度擠身坎城主競賽，《倩》片獲好評，《楊》片奪下技術大獎（與日後胡金銓導演《俠女》所獲的獎項相同），1963年5月，邵逸夫更被任命為中華民國的正代表，我方外交官員則是副代表，偕同天皇巨星李麗華及邵氏基本演員丁寧，在《武則天》坎城首映禮上攜手步上星光紅毯。

與此同時，談及邵氏的「生意眼」，它與香港的左派影業，卻也依舊保持極良好的互動。特別左派影業在南洋地區沒有發行管道，必須仰仗邵氏、國泰、光藝等幾家經營多年的影業集團，在1962、1963年邵氏和國泰商業競爭最白熱化的時候，《梁山伯與祝英台》、《啼笑姻緣》、《寶蓮燈》等接連鬧出雙胞，國泰旗下電懋公司當年特為當家女星尤敏量身打造的歷史鉅片《董小宛》，也慘遭邵氏進攻，彼時邵氏製片業務繁忙，廠棚、明星、編導等調度不及，索性投資左派公司，由夏夢領銜主演，朱石麟導演，拍成《董小宛》，迫使電懋將影片更名為《深宮怨》；夏夢《董小宛》於香港上映時，更毫不避諱台灣方面「漢賊不兩立」的禁忌，直接讓它在邵氏自家的戲院聯映。

這些時不時踩上紅線的商業機巧與手段，在1967年香港暴動時，產生極大變化，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牽動整個左派影壇命脈，也直接令邵氏轉向與台灣當局交好，重設分公司，於1968年取得大世界院線以及其他幾條院線的排片主導權，正式在台灣成立自己的邵氏院線，而非透過代理商；並在台灣置產、推動發行業務，風風火火，到1985年底方才結束，前後差不多有17個年頭。

1985年對邵氏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轉型年份，就像在千禧年前後的另外一個重要關鍵；後者是邵氏出售片庫800餘部作品，正式邁向數位時代，前者則是邵逸夫宣布邵氏製片業務正式將重心由電影轉向電視，台港星馬美加等地的發行業務逐一縮編，戲院經營權漸次釋出，這幾乎等於邵氏宣告從電影世界退場，進入一個新的娛樂宇宙。

大環境的各種轉變，固然是邵氏做出如此決定的主因，但筆者相信，還有另外一個屬於邵氏家族、邵氏兄弟這個娛樂集團核心中核心之原因。說起「邵氏」，今人或許只知邵逸夫爵士，在國際影壇，Sir Run Run Shaw的名聲更是響徹雲宵。實際上維持整個邵氏娛樂帝國穩固基礎的重心人物，是長年鎮守星馬總部、曾獲馬來西亞政府最高元首授丹斯里爵位的邵仁枚。

邵仁枚在1982年9月初於新加坡自宅中風，病情危急，經搶救後雖然維持生跡象，但長年臥床，昏迷不醒，兩年半後與世長辭，時為1985年3月3日。同年稍早，邵氏在香港的製片中心已經傳出電影減產的消息，5月起更確定即將出租香港的院線，甚至還有謠言指出邵氏與嘉禾公司即將合併。這個時間上的巧合，相信與邵仁枚辭世有一定程度的關係。

1955、1956年，國泰機構在香港的製片勢力崛起，藉由原本香港國語影壇第一把交椅——永華影業的基底，迅速壯大，先以「國際」、後以「國際電影懋業」的品牌，打響知名度。在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香港非左派的電影產業原本是永華稱霸、邵氏居次的局面，永華落而國泰／電懋起，邵氏失卻競爭先機，原本在南洋與邵仁枚一同深耕勤耘的邵逸夫轉進香港，由二哥邵邨人手中接掌製片業務，勵精圖治，銳意革新原有的製片格局。兄弟間的種種磨擦，根據當年的文獻記載，很多時候都是靠邵仁枚居中調停，維繫感情。

當年富可敵國的邵氏兄弟，在馬來西亞、新加坡醞釀獨立的過渡時期，連續幾年都有「環遊世界」的大篇幅新聞。是轉移資產？多角投資？我們外人自然不得而知。不過在邵仁枚、邵逸夫，甚至退出製片業務、轉營香港戲院及房地產生意的邵邨人等，相繼「環遊世界」之後，邵氏制定出來的製片方針和發行策略，的確影響整個1960年代的華語電影產業。尤其他們決定以彩色、綜藝體闊銀幕為基本攝製規格，大量開拍古裝民間故事電影，更直接奠定邵氏的黃梅調、武俠類型之商業基礎。

與此同時（以及稍早幾年），邵氏集團業已展開全面布局，大手筆在星馬各地收購遊藝場及戲院，同時也自行投資興建新院，以飛快的速度建構起支撐自家帝國的重要支柱。也正因此，當位於香港的製片業務在1950年代尾迅速起飛、香港清水灣的片場於1960年底正式啟用後的全面增產，邵氏才真的有足夠的資金，令位處生產前線的大製片、大導演等衝鋒陷陣。

邵氏娛樂王國，產業轉型

經一波巨資、巨片、迎向國際的策略之後，1965年底，邵仁枚、邵逸夫昆仲詳細研究了邵氏娛樂王國在東南亞的營收景況，做出重大決定。當年各地的媒體均有詳細報導，比如台灣的《聯合報》即於1965年11月26日，以巨大篇幅刊出邵氏兄弟在香港的製片公司，股權結構、管理措施出現重大變化的消息。

文中指出，香港製片業務原以星馬及整個東南亞的影片發行與戲院、娛樂營收為資本，但鑑於當年印尼的接連侵擾（編按：當時印尼不滿馬來亞聯合新加坡、沙巴、砂拉越聯合組成馬來西亞），致使戲院生意大受影響，邵仁枚提議，邵氏公司在製片方面要以各地能收入多少來計算，規定製片費用，以發行收入來維持，使邵氏公司的製片與發行能平衡，不再虧本，這才是長遠之計。

因此，香港製片業務的兄弟股權也進行了調整，逸夫佔四分之三，仁枚佔四分之一，星馬發行業務的股權結構維持不變，各佔百分之五十。香港方面更採取幾項重大的舉措，包括逐漸放棄明星級導演、紅牌女星，轉以新人及簽有長期合約的基本演員為主，並加強邵氏影片在香港、台灣及北美地區的發行收入，同時嚴加控管製片費用乃至臨時演員的人數、規模等等。

誠如前述，邵氏娛樂王國以娛樂產業為核心，經營者是「邵氏兄弟」。三老闆邵仁枚於1985年3月離世，邵氏集團逐漸退出電影生產、發行和戲院經營，重心轉進電視產業，美加和台灣的院線漸次放手，香港亦然，只有星馬的邵氏院線仍然保留，不過也開始推動縮編與多角化經營，有的戲院出租，有的收掉，只因電影產業的「製作」、「發行」、「映演」，互為表裡，當「製作」環節的產量銳減，「發行」通路便需要尋找非本家公司投資、生產的其他產品，來餵養整個發行網絡中數以百計的戲院，每張銀幕每年、每月、每週、每日、每一場，要上映什麼電影。一環扣一環，一動連一動，整個邵氏娛樂王國的版圖，至少在電影這個項目上，的確在進入1980年代中期之後，開始萎縮。

然而，邵氏兄弟的最後一脈——邵逸夫成功轉進了電視，繼續風風火火十餘個年頭。邵氏娛樂王國在進入21世紀的關鍵時刻，將1958年後生產的800餘部重要作品轉售予天映娛樂公司，並透過天映頻道在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汶萊、印尼等地區播放，而集團於各地分設的其他支部，除了娛樂事業，也會以房地產生意為主，畢竟擁有的地皮多、物業多；至於位於香港、蔚為影史傳奇的邵氏片場呢？

它由原本的「片場」一躍進入數碼年代，將舊有的盾形商標重新調整，搖身變成「邵氏影城」，自原本的清水灣遷入新址，從當年拍電影、發行電影、放映電影、開設戲院的傳統型產業，轉為電腦後期製作、數碼多媒體等等新時代的娛樂、文化與科技產業風貌。

這些昔年的製片方針、管理策略，事至今日，早已成為過眼雲煙，就連邵氏出售片庫800餘部作品，數碼影音發行上市，一轉眼，也已經是將近20年前的事了。古語云，讀史可以知興替，讀電影史則除了滿足影迷朋友的好奇心之外，似乎也有一些「知興替」的作用在。至少，關於邵氏、南洋的閒話隨筆一路而下，往後在思考戰後華語電影黃金歲月的1950至1980年代，我們也該把視野由單純的台灣或香港立場，放寬至整個東南亞的交相互動，鉤沉以往忽略了的銀海遺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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