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在晋朝太原王氏也曾考虑过与底层兵户结亲，而到南朝高门嫁女给寒门富户却会被朝廷弹劾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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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所说的太原王氏与兵户子弟结亲，应该是指太原王氏王浑之子、武帝司马炎女婿王济为其妹择婿，其母曹魏太傅钟繇曾孙女钟琰给兵家子看相后以寿短福薄为由否决了这一提议。
《晋书 钟琰传》 ：琰女亦有才淑，为求贤夫。时有兵家子甚俊，济欲妻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见之。」济令此兵与群小杂处，琰自帏中察之，既而谓济曰：「绯衣者非汝所拔乎？」济曰：「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寿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与婚。」遂止。其人数年果亡。琰明鉴远识，皆此类也。
《太平御览 知人下》：王浑妻钟，生女甚贤明，令武子为妹择嘉婿，而未有其人。兵家子有才，欲以妻之，独与母议。初不告，事定乃白母曰：“诚是地也，自可贵。要当令我见之。”于是，武子令此兵与群小杂处，使母帷察之。母曰：“刑衣者，汝可拔乎？”武子曰：“是。”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非长年不足展其才用，观其形骨，恐不可与婚。”数年果死。
其实记载中说得很清楚，兵家子“有才”、“甚俊”，是王济看中他做妹夫的主要原因。而钟夫人拒绝嫁女理由则是“地寒”、“寿促”。虽然她肯定了兵家子的才干（才足以拔萃），但在西晋已经比较看重出身的前提下，他的仕宦必须要比名门士族子弟花费更多时间，其寿命不足以支撑这个过程。仔细品味二人的对话，也间接暗示着：如果有出色的才干，寒门子弟经过时间的检验和沉淀，事功名望的积累，也并非无法发达，张华是当时最著名的例子，陶侃则是后来典型代表。当时，并非不重视门第，但重视门第的原因是此类人物仕宦更为轻松顺遂，倘若人物有才，年寿长，功绩足够，有仕宦发达的可能，即使门寒，太原王氏嫁女也未必不可。故而，在门第、才华、仕宦三种因素中，太原王氏最重视的应该是仕宦和才华，而仕宦在此时还和才华有一定关系，因而人物才华就成为重要的考量因素了。
太原王氏历史上也与寒门联姻，王昶之子、王浑之弟、王济之叔，太原王氏过江一枝之祖王湛娶的妻子就是门第并不算高贵的同郡郝氏。
《世说新语 贤媛》：王汝南少无婚，自求郝普女。司空以其痴，会无婚处，任其意，便许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东海，遂为王氏母仪。或问汝南何以知之，曰：“尝见井上取水，举动容止不失常，未尝忤观，以此知之。”
此材料事迹虽为虚构（王昶去世时，王湛才十一岁，基本上不可能弱龄自主择婚），材料反映的内容也是郝氏因“令资淑德”、“举动容止不失常”，而受到王湛重视，并没有提及郝氏家族门第，即联姻对象若有才德，太原王氏也愿意联姻，这是家族联姻更看重单个人物作为择婚标准的表现。
而同在《世说新语 贤媛篇》记载王浑之妻钟琰、王湛之妻郝氏在相处时，彼此关系合睦，闺门有礼，二人不因门第差异而有矛盾。
王司徒妇，钟氏女，太傅曾孙，亦有俊才女德。钟、郝为娣姒，雅相亲重。钟不以贵陵郝，郝亦不以贱下钟。东海家内，则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内，范钟夫人之礼。
材料表明门第并非不重要，在一般家庭若妯娌门第差距悬殊，很容易家宅不宁，但郝、钟二人反而是因其品德才华，遵守家族礼法，闺门和睦而备受赞誉。“钟氏不以贵陵郝，郝氏不以贱下钟”，二人出身门第贵贱差异虽然存在，但如何善处贵贱之中也是重要问题，若徒以门第自傲凌人而无才华德行，失去当时士族内部重视的儒学礼法之风，则会被舆论耻笑。太原王氏魏晋之际最重要之人物曹魏司空王昶在其著名的《家诫》中曾有言：
“若结婚姻，如暴贵无识，猥富不仁，慎勿为也……勿三代不仕不学，不看客失婚无谱，不葬无坟墓，不修仁。若是恶事，三代皆沦小人也。戒之慎之。”
《家诫》中流露出这种重品德、重人物、重礼法的理念，谨慎的家风无疑会影响其子孙王浑、王湛、王济的择偶选择。故而，太原王氏的择偶标准也是有家族渊源。
西晋常因士族问题饱受诟病，但细而言之，其政坛之人物“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当时亦有“上品无势族，下品无寒门”的说法。这种舆论和现象所呈现的问题是：时人最为追捧的是“势族”，而非“世族”，其实就是类似于今天常见的捧高踩低现象。所谓中正定品，中正更看重的是当时家族代表人物在政坛上的影响，而非以前冢中之枯骨，家族若想要在西晋获得较高地位，其宗族内必须有人参与到魏晋之际分蛋糕的程序，这是一个基本前提条件。此时士族制度虽已趋向形成，但士族门第高低会因政坛家族代表人物的去世有所变化，所谓“人走茶凉”是也。例如，西晋太傅何曾之孙、太宰何邵之子何岐等人因为对袁粲不为礼，被后者威胁要降其品。
《西晋 何邵传》：劭初亡，袁粲吊岐，岐辞以疾。粲独哭而出曰："今年决下婢子品。"王诠谓之曰："知死吊死，何必见生!岐前多罪，尔时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谓中正畏强易弱。"粲乃止。
即使是何氏这种祖孙三代在魏晋仕宦已经极为显贵的家族，在显赫人物去世后，都可能因行事不慎面临报复，那么其他士族的情况也可而知，这预示着在整个士族阶级内部，门第变化是比较迅速的，否则颍川庾氏、陈郡谢氏、阳翟褚氏、兰陵萧氏等这种在魏晋之际并不算顶流的士族根本毫无出头可能。既然显贵的士族能因各种际遇被打压、衰落，反而言之，出身寒门的子弟只要才华足够、把握机遇，出人头地也未尝不可。
西晋处在士族政治刚刚形成的前期，其制度和社会风气在选官一途并没有那么封闭，当时不少人物尚还秉承汉末清议、曹魏重刑名事功的精神，即使整个统治集团因腐朽落后的政治作风而被后代诟病，毕竟还是有些许生气，卫瓘、司马亮、刘毅、傅咸等出身大族之人都还敢于上书皇帝抨击当时制度问题，与南朝终究还是不同。陈寅恪先生曾经有言：
“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然此种变迁乃逐渐形成者，在六朝初期所谓高门，不必以高官为惟一之标准，即寒士有才，亦可目为胜流，寒女有德亦得偶配名族，非若六朝后期魏孝文之品目门第专以官爵之高下为标准也。”
这段话就点明了高门是逐渐形成的，在六朝初期高官并非唯一标准，才华品德也是关键因素。
南朝处在士族政治完全成熟期乃至后期，东晋门阀政治局面已经结束，掌握军政大权的主要是皇室和围绕在皇室周围的功勋武臣阶层。高门大族影响力体现在文化、社会声望、习俗风气、思想潮流、经济等领域，而高门较为出色的人物虽然被皇帝任用，但始终大多居高位而不掌决策大权。在实际的行政和政治决策领域，名门士族的地位都已经受到寒门子弟的冲击，高门士族自身也因腐朽难出能耐烦剧之人物，皇帝不得不或者有意更多用寒门掌机要，宗王掌兵权和地方行政权，名门望族在这种形势下，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让集团更为封闭，在无形的领域保持其高傲，着力贬低寒门，突出其华贵的家世，才能显示其家族和人物的价值。
唐长孺先生在考察南朝士庶区别强化时，曾指出
“那只能表示士族集团业已感受到自己所受到l的威胁日益严重，才以深沟高垒的办法保护自己。”
其实，士族越是强调他们与寒门庶族的区别，则说明其已处在集团衰微之时。他们饱受寒人的冲击，皇室的打压戒备，不得不以此种手段来维持其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