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價值個人權利 疫下矛盾更顯化

新冠病毒肺炎肆虐全球，疫情持續逾半年。香港最近爆發第三波，疫情十分險惡。筆者並非醫學家，但作為一研究資訊科技的學者，多月來的觀察，發覺資訊科技對一些大眾一直視為「理所當然」、甚至是不容侵犯的「權利」，個體性與社會性兩者之間的「內在矛盾」，在嚴峻疫情下，逐漸露骨地顯現出來，很值得一談。

健康碼資訊透明 大數據追蹤

首先看健康碼。香港爆發「第三波」前，內地、澳門和香港三地都各自對入境者實行強制檢疫措施。但因為需要經常往來粵港澳的港人反映，檢疫措施嚴重影響其工作和家庭生活，於是，粵港澳當局便計劃推展健康碼互認制度，以便利三地人員在疫情下跨境往來。

根據互認制度，持有由指定醫療機構於七天內發出「2019冠狀病毒病」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健康碼的人士，入境時可獲豁免接受強制檢疫。

表面看，這是方便之舉，讓入境人士獲豁免接受強制檢疫隔離。不過，看深一層，支撑健康碼背後的理念，其實就是「資訊透明」。可以說，將個人的健康狀況公開，也是對個人私隱權的侵犯。

然而，公眾也許覺得，疫情如此險惡，生死攸關，個人的私隱權需要「站到一旁」。因此，個人若然染病，便要向外公開，以免疫情進一步擴散，走向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

很顯然，今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下，個體性與社會性價值之間的「內在矛盾」不斷「顯化」。

香港在「第三波」疫情蹂躪下，感染病毒個案連日處於高水平，甚至有多天單日超過一百例的情況。病毒傳播速度急遽，範圍也不斷擴延，執筆時，疫情未見緩和，責難特區政府抗疫措施反應「不夠果斷」之聲響起。比對6月中，在北京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出現群聚感染，由此引起北京市的「第二波」爆發，內地政府迅速反應，很快實施「小區管理」，不久後便把疫情控制下來。於是，有輿論甚至公眾覺得，為甚麼內地抗疫工作如此有效？而且經濟如今亦能夠走上復甦之路，香港為何如此「不濟」？

無可否認，內地抗疫措施得以有效推行，關鍵之處，在於當中有一個非常有效的信息系統，可以令為數眾多的人，其個人信息能夠進行快速有效的追蹤，從而有效地在行政上管理眾人的行為。

武漢封城捱批 惟西方漸仿效

過往，個人的信息遭如此大規模地翻開和追蹤，情況難以想像，遑論一些崇尚自由和個人權利不容侵犯的西方國家所慣見。但在今次新冠病毒疫情下，我們看到，內地的管理體制和價值取捨決策，取得良好的成效。

記得疫情開始在武漢爆發時，中央政府鐵腕「封城」，一度遭西方媒體批評，此舉嚴重侵犯個人權利，但最終，西方多個國家政府也都實施「封閉」政策，去阻擋病毒擴散。結果顯示，大眾權利和個人權利之間的取捨並非鐵板一塊，一些在「常態」日子視為「理所當然」、「不容侵犯」的個人權利和私隱，在「非常態」日子卻可能遭到無情拋棄。

值得我們反思的問題是：一直被視為理所當然和不容侵犯的權利，這種價值是否真的「高不可攀」？這個問題的答案，值得思考。目前，一些西方國家的社會精英其實也開始對此問題進行反思。對於這個問題，筆者迄今沒有答案，然而，今次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爆發，無疑給我們一個「發現問題」和「反思問題」的契機。可以說，多個世紀以來，人類一直推崇的一些「普世價值」，在今日信息膨脹、技術進步，世界正在顯著改變之下，可能也需要作出跟隨時代的轉變而改變。究竟如何改變，便需要社會進行檢視和反思。

回頭說內地的健康碼，其結構和操作，很顯然同國內的大數據系統息息相關。因為要追蹤病人及其密切接觸者，背後必須要有一個龐大的數據庫作出支撑。若然國家或地區缺乏一個規模龐大和信息高度透明的數據庫，要推行健康碼制度，無疑事倍而功半。至於香港有關部門擬推出健康碼認證制度，推行當然有一定好處，不過，若然我們缺乏像內地那樣，有一個把大量數據儲存下來進行分析的資料庫，即使實施健康碼制度，未必可以產生很好的效果。

上文對健康碼和大數據的討論，顯示了個人私隱和公眾利益的內在衝突，同時也帶出了一個權利和價值的取捨問題。不過，問題迄今沒有答案，卻給我們反思的空間。

銀行保護數據 在家工作不便

第二個筆者觀察到的現象是，目前疫情嚴峻，各公私機構實行「在家工作」。筆者最近和一些金融業界人士接觸，並且跟個別機構有所交易，發覺香港不少公司或機構，並未對實行「在家工作」措施有足夠準備。筆者同個別銀行從業員接觸，當中關乎一些較為複雜的銀行業務，該些銀行從業員告訴筆者，在家無法處理這項工作，甚至在家工作時，連公司的電郵系統也無法進入，去檢視自己的電郵信件。

很顯然，銀行員工在家工作無法進入公司的電郵系統，背後的原因，無疑是公司考慮到信息保安和個人資料保護的問題，既擔心公司的某一個電子系統遭外部惡意入侵，同時憂慮到在家工作的人可能會盜取客戶的個人資料，或不小心把數據洩露出去。

這個情況也帶出了上文所討論同類性質的「內在衝突」問題——當我們無法「面對面」接觸，社會出現災難性的情境下，如果繼續「死守」一些過往所形成的固有價值，包括數據安全和私隱的絕對安全保障，但同一時間其實也在犧牲經濟上的價值和員工的工作價值。這些代價，在平常風平浪靜的日子，當然沒有顯示出來，公司可以貫徹信息安全和私隱信息的百分之百、不容損失分毫的保障，而把經濟上和員工工作價值的損失「置於不顧」，但這個要求和期望是否合理？

平衡公私利益 勿死守舊價值

換言之，價值的權衡取捨，公與私之間的利益如何取得合理平衡，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再者，如果我們認同網絡保安和私隱保障應得到保護，如何解決當中安全與保障的憂慮，從而重獲或提升員工的工作價值，無疑也有實務上的需要。因為若然類似今次新冠病毒的災難頻現，能夠在經濟價值和信息及私隱保障價值之間取得平衡，經濟的價值和員工工作的價值沒有犧牲殆盡，非一面倒「死守」後者價值，解決了當中的「內在矛盾」，則這個國家或地區便可以比其他國家或地區取得更大的競爭優勢，社會可以取得更大的經濟發展和進步，反之，其後果不言而喻。

今次新冠病毒災疫，病毒對全球各地造成的巨大破壞，各地的防疫和抗疫措施，有些迅速見效，有些無效，甚至有些一籌莫展，失去抗擊之力，無疑是一次社會制度和社會價值的實驗，為我們開啟一個公私利益、全局發展和個人發展，社會公益和個人權利之間的衡量、取捨和重新檢視的契機和空間。

▲ 疫情之下，個體性與社會性價值之間的內在矛盾不斷「顯化」。個人信息遭如此大規模追蹤，過往難以想像。（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