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前副總統呂秀蓮談「中華邦聯體制」,進一步組成「中華聯邦」可能嗎?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呂前副總統認為「中華」二字是經仔細推敲的,因為「一個中國」是共產政權,臺灣百姓無法接受,然而「一個中華」是事實,我們接受的是中華文化,是血緣、是文化的聯繫,而「一族兩國」的概念也不會被一個中國的原則綑綁——兩岸應「統合」,而非「統一」。
文:邱泰達(政治大學學生、《新政評論》創刊人)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是三國演義第一回的開頭,這一語道盡了中國古今王朝的興衰,分久必合也顯現出中國自古追求統一的決心。
台灣政治至第一次開放總統直選以來,便深陷在統獨議題的泥沼當中,這也造就了台灣的政治格局。台灣兩大政黨各統獨立場進行論爭,再加上中共當局在旁推波助瀾,使得台灣民眾無法在統獨間做出抉擇。
在筆者看來,統獨議題在政治光譜上屬於兩種極端。「一國兩制」是促統、「一中一台」則是急獨,在關乎國家前途的務實抉擇中,兩者糾纏錯綜,不易清楚釐清;故此不如尋求新的可能,打破現有的格局,而呂秀蓮前副總統所推廣的「中華邦聯體制」或許提供出了解決之道。
「聯邦制」與「邦聯制」
多數人常將聯邦制(federation)及邦聯制(confederation)搞混。簡單來說,聯邦制(federation)為統一國家聯邦,是由若干具有國家性質的行政區域組成,如美國就是典型的聯邦制國家。而邦聯制(confederation)則為獨立成員的聯盟,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為了某些目的而組成的聯合體。
邦聯各國本身在外交、法律和軍事上具備完全獨立的主權,也就是主權仍在各自國家,並有各自的政治,彼此間的契約關係屬於國際條約,只在軍事、外交等方面聯合行動,如歐盟就是典型的邦聯制。
兩者被歸類於複合制國家一類。在政治上的設計與精神比較像是「結合共治與自治」(combination of shared rule and self-rule),法國思想家蒲魯東(P.J. Proudhon)主張聯邦秩序乃是自由與個體的保障,各邦本身保持一部分的獨立性。
為了更理解中華邦聯體制的構想,筆者帶著《新政評論》團隊訪談呂秀蓮前副總統,就「中華邦聯體制」,呂前副總統提出「一個中華」的概念。
兩岸應「統合」,而非「統一」
呂前副總統認為「中華」二字是經仔細推敲的,因為「一個中國」是共產政權,台灣百姓無法接受,然而「一個中華」是事實,我們接受的是中華文化,是血緣、是文化的聯繫,台灣和中國是遠親、近鄰,不該有仇恨。亦即「一族兩國」:一個中華民族,兩個國家,如此概念,不會被一個中國的原則綑綁。兩岸應「統合」(integration),而非「統一」(unification)。
這裡要強調統合並非統一,統一是大吃小、上對下,而「統合」(integration)則是以「邦聯」方式,形成Chinese Union,如同歐盟一樣,台灣不會接受「聯邦」,因為聯邦會變成中國一省或特別行政區。另外呂前副總統也提及「雙兩岸關係」:分別為「大兩岸關係」與「小兩岸關係」。雙兩岸關係,並非討好中國,而是鞏固台日韓金三角。
依此,可分為大兩岸與小兩岸。所謂大兩岸,是指經營與太平洋那一方的關係,首先結合(integrate)台、日、韓成為「東亞民主聯盟」。三國共通點在於皆為儒家思想、民主國家、高科技之國(且應以軟實力結合,而不要推動北約亞洲化,因為後者是軍事聯盟,人民並不喜歡戰爭),並從民間做起。此外,也一邊經營和美國與加拿大的關係。
而小兩岸則是:改善與大陸關係,兩岸沒有血海深仇,台灣這邊要投資與推動和平,釋放善意,因為本於人性,人們不要戰爭;且基於地理位置,台灣易捲入龍與鷹的爭鬥中(中國龍與美國鷹),應從烏克蘭學到教訓,不要做第二個烏克蘭。在左右兩邊經營之下,台灣可以「和平中立」,但羅馬不是一天造成,需要人民的智慧,需要時間。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是武統爭霸,而是民主、自由、法治的政體改革
總結來說,在筆者看來「大兩岸、小兩岸關係」,目前似是務實且可行的;而中華邦聯體制,則是具理想性但需要花很多時間才能完成的。
邦聯比較像是聯邦制度的另一變體,在現實的運作與發展上兩者趨近,從歷史發展來看,邦聯往往發展成為兼具邦聯與聯邦型態,如德意志邦聯(1815-1866)、美國(1776-1788)、瑞士(1815-1848)等,所以最關鍵的問題在於邦聯的定位問題,畢竟兩岸的政治體制有很大不同,邦聯體制的分權性會稀釋傳統中國中央集權制,從政治方面來看這是中共當局無法認同的。
筆者認為,中華邦聯體制精神與現實意義在於「多元民主」的基礎上,因為不管是聯邦還是邦聯其精神就是「多元民主」,也唯有「多元民主」,才能使聯邦制的權力更具平衡精神。換句話說,若中共當局不改變其專制一黨獨大的政治模式,不管是中華邦聯還是中華聯邦,都很難有實行的可能,因為台灣人民是堅決反對集權主義的,這是中國與台灣實施邦聯的前提。
中共當局應有清楚的認知,所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武統收復台灣或是與美國進行全球爭霸,而是自身進行民主、自由、法治的政體改革。
在這裡,筆者對於邦聯的觀點與呂副總統不同,認為中共若能改變其政體實行民主政治,那麼可以直接跳過邦聯實施一族多國的中華聯邦體制,主要原因在於邦聯體制過於鬆散,其政治體制不穩,最終可能導致分裂。就如同今日歐盟其實很多權力都已經超出了邦聯的範圍,比如說歐盟的法律(如人權公約與法院)、統一的貨幣政策、且在外交農業等各個領域皆形成了統一政策。
所以最好的辦法,還是在中華民族的架構下組成一個中華聯邦,讓台灣、新疆、西藏、蒙古、香港澳門成為獨立的加盟國,各國都擁有各自相對獨立的活動空間,對內採取歐盟的「輔助性原則」(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輔助性原則是指聯邦雖然可以干預,但成員國仍保留相當決定權的原則。
此一模式,可以概括為聯邦體制內不同層級政府權力分配之準則,上級政府只在下級政府無法有效解決問題時才出面協助,如此可以保持聯邦制會員國與中央的均勢。對外則統一由中央政府負責如軍事、外交以及經濟,聯邦體制也比較符合中國傳統上由中央政府領導的政治模式。
如此一來,新生的中華聯邦就是一個完整團結的中華民族國家,擁有其地方自治傳統、共同的語言、由法律保障的聯邦體制以及共同的道德信仰,不是更勝於現今依靠武力、威脅所強迫連結起來的虛假統一嗎?且更符合國際自由民主的精神,也符合「一個中國」的意涵,中華聯邦也可以在民主、和平的基石上實現真正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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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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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怒狂徒的崛起-專題之前】或許臺灣行人最大的敵人不是車,而是人?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臺灣人本交通的發展到底碰到了什麼瓶頸?或許,成為真正的「人本城市」之前,我們不只需要硬體改造,還需要更多民眾的主動參與、凝聚共識,在生活中一步步養成重視「人」的城市文化。
2022年底,國際媒體報導臺灣交通有如行人地獄(living hell),引起社會一陣輿論風暴。回想當時,隨處可見以「人本交通」為題的社論文章,社群網站中也有不少人主動分享街道觀察與留學經驗,提出具體的改善建議,呼籲政府採取行動。
然而,其實各縣市政府一直陸陸續續有在推行道路品質提升、人行道增設等改善計畫,從劃設標線、好發事故路口改造,再到道路相關法規的修正都有所觸及。但是,當我們翻開道安資訊查詢網的統計數據,去年1月至10月的事故件數與前三年同期平均增長12.6%、死亡人數成長近2%;再點閱全國近五年交通事故趨勢分析圖,每月平均事故總件數仍高達三萬多件。
這些數字讓人不禁好奇,臺灣人本交通的發展到底碰到了什麼瓶頸?
臺灣交通糾結難解的結
曾主持多項道安改善研究計畫的陽明交大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教授吳昆峯坦言,「我們很多政策推到最後,會發現問題根源都是『停車』。」他直言,其實不是政府不願意動,而是民眾的反彈超乎想像。
「像是每個人都認同小朋友安全上下課很重要,但你仔細觀察,幾乎只有學校圍牆旁邊有人行道。為什麼?」他搖搖頭,「只要工程經過住家,就會有人抗議:我的門口要停車。然後找來里長、議員幾次周旋,很多計畫就這樣不了了之。」
但是,城市興建人行道怎麼會是由民意主導?更何況,現實中因少數居民反對而推動失敗的案例更是不勝枚舉。吳昆峯表示,雖然車輛停放是根本問題之一,但停車問題不只與道路規劃息息相關,它還涉及經濟成本、交通觀念、生活習慣等社會層面。他認為,政府必須提出短、中、長期的願景規劃與溝通策略,並運用小規模的示範建設,讓民眾看見改變,才有機會潛移默化的改變風氣,真正的解決問題。
過去幾年,他及系上的教授們共同帶領研究團隊,展開如車道寬度、行穿線退縮、行人庇護島、路口車道配置等多項交通研究,並致力推動國內道路交通工程設計規範的調整,如提出車道瘦身、擴大街角改善方案等,就是想藉由扎實的本土研究基礎,向上影響法令規範,推動臺灣往人本城市邁進的腳步。
除此之外,吳昆峯認為中央道路主管機關也扮演著相當關鍵的角色。「就像先有路,我才能規劃公車路線。中央要先有清楚的方向和明確的做法,地方才能跟上落實。」因此,他認為後續行政院對交通議題的重視與否,將是該組織能否發揮作用的關鍵。
狂徒崛起,是想讓更多人看見問題
其實,從停車問題就可以看出城市發展的公共性。城市沒有辦法、也不可能僅僅因為少數人制定的決策而改變。不論是人本還是車本,核心都是「一群」都市人形成的共同文化,若臺灣想要朝向人本城市更進一步,我們最需要的,還是養成重視「人」的生活文化。
這就是路怒狂徒崛起的初衷。喚起大家對議題的認知,認識自己、開啟對話,刺激人們主動關心議題的發展。所以,我們從生活中捕捉了各種對立的、矛盾的觀念,用情緒化的文字製作遊戲,希望讀者從答案中看見真實的自己,並在趣味之餘反思選項背後的意涵。當未來看見類似議題時,就能有更多的同理,一步一步改變整座城市的文化。
臺灣即將於2025年邁入超高齡社會,屆時每5人就有1位高齡者,人行環境的重要性將呈指數上升。或許現在你我正值體力充沛的青壯年,但再過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以人為本的行人環境真的不重要嗎。人本城市還多遠,答案取決於有多少人在意我們的城市環境。每多一個人留心、每多一份生活想像,我們與人本城市的距離就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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