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嶸：《詩品.序》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盪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昔《南風》之詞，《卿雲》之頌，厥義敻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餘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颺、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複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黄、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眾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凌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雲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馀，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專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讬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颺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盪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人各爲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眾睹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黄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明，無涉於文流矣。
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馀，何嚐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准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游，已爲稱首。況八纮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别。嶸之今錄，庶周鏇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騭《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嶸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嚐試言之，古曰詩頌，皆備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備管弦，亦何取於聲律邪？齊有王元長者，嚐謂餘雲：“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帷顏憲子乃雲‘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範曄、謝莊頗識之耳。嚐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颺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餘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餘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制，惠連《搗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謂篇章之珠澤，文采之鄧林。
［譯文］
氣候變動着景物，景物感動着人心，所以使人的性情搖盪，並表現於舞蹈歌唱上。它照耀着天、地、人，使萬物顯現着光輝美麗，上天之神依待它接受祭祀，幽冥之靈依待它昭明禱告。（能夠）感動天地鬼神的，沒有什麼是比詩歌更接近了。
從前《南風歌》的歌詞，《卿雲歌》的頌詞，它們的意義是深遠的。夏代的《五子之歌》說“憂鬱啊我的心”，楚國的歌謠《離騷》說“給我取名叫正則”，雖然詩的體制還不全備，然而是五言詩的起頭啊。到了漢朝的李陵，開始創作五言詩的（這種）體式了。古詩的時代渺茫遙遠，詩人和時代的難以詳考，推究它的文體，本是西漢時的制作，不是周代衰弱時的首創啊。自王褒、颺雄、枚乘、司馬相如一班人，（都隻以）辭賦競相取勝，而詩歌之作還沒有聽說過。從李陵到班婕妤，約百年之間，隻有一位女作家（班婕妤），也隻有（李陵）一位詩人罷了。詩人（創作詩歌）的風氣，頓時缺少喪失了。東漢二百年中，隻有班固《詠史》詩，（但）質樸而無文采。
下來到了建安年代，曹操與曹丕父子，非常愛好文辭；曹植、曹彪兄弟，興起成爲文壇棟梁；劉楨、王粲，成爲他們的羽翼。次第有攀龍附鳳，自己來做附屬的，大約將要以百來計算。文質兼備的興盛，在當時是非常完備了。之以後逐漸頹唐衰落，直到晉代。太康中間，有張載、張協、張亢這“三張”，陸機、陸雲這“二陸”，潘嶽、潘尼這“兩潘”，左思這“一左”， 都突然複興（建安的興盛局面），繼承前代王者的足蹟，（是建安文壇的）風流未盡，也是詩文的中興啊。永嘉年間，看重黄帝、老子的學說，稍稍崇尚清談，這時期的詩文，（述說）玄理超過它的文辭，平淡而缺少滋味。到了東晉渡江到江南後，清談（玄理風氣）的影響像微微的波浪還在流傳，孫綽、許詢、恒溫、庾亮諸位的詩，都平淡得像《道德論》，建安文學的風力喪盡了，在此之前，郭璞運用（他）俊逸的才華，變革創新詩歌的體載；劉琨依恃（他）清新剛健的氣勢，輔佐成就了詩歌的美感。然而，他們（按，指“孫綽、許詢、恒、庾諸公”）的人多，我們（按，指郭璞、劉琨）人少，沒有能夠改變世俗的文風。到了義熙中間，謝混文采熠熠地繼續創作。劉宋元嘉中間，有一位謝靈運，文才高峻，辭藻豐贍，作品富麗豔逸，難以追蹤，確實已經包含和超越劉琨、郭璞，壓倒潘嶽、左思。所以知道陳思王曹植是建安文學的俊傑，劉楨、王粲是輔佐；陸機是太康文學的精英，潘嶽，張協是輔佐；謝靈運是元嘉文學的雄才，顏延之是輔佐：這些都是五言詩首要的作者，文詞聞名於世的詩人。
四言詩字數少而意思多，效法《國風》、《離騷》，就可以摹仿其大概，（但詩人們）往往苦於文字（用得）多而意思（表達）少，所以世人很少學習它。五言詩在詩體中居重要地位，是眾多詩歌中最有滋味的，所以說合於世俗之人的口味。（這）難道不是因爲（它）指陳事理，塑造形象，盡情抒情，描寫事物，最是詳盡切當的嗎？所以詩有三種表現方法：一叫“興”，二叫“比”，三叫“賦”。文辭已經完了意思還有餘，是“興”；借物來比喻情志，是“比”；直接描寫事實，寫物而寓意於言，是賦。擴大這三種表現手法，斟酌地采用它們，用風骨來強化它，用文采來潤飾它，使得體會它的人餘味無窮，聽到它的人動心不已，這是詩中的最高的境界啊。如果專用比興手法，弊病在用意太深，用意太深，文辭就滯澀。如果專用賦法，弊病在用意浮淺，用意浮淺，文辭就松散，（甚至於）嬉戲而造成（文意）流移不定，文辭就沒有歸宿，有蕪亂散漫的拖累了。
至於那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酷寒，這是四季的節令氣候給人的感觸表現在詩歌里的。好的集會寄詩來寓托親情，離開群體依托詩來表達怨恨。至於楚國臣子離開國都，漢朝的妾媵辭别宮廷，有的屍骨横在北方的荒野，魂魄追逐着飛去的蓬蒿；有的扛着戈矛出外守衛，戰鬥的氣氛雄起於邊地；在邊關的客子衣裳單薄，閨中寡居的婦女眼淚哭盡；有的士人解下配印辭官離朝，一離去就忘掉回來；女子有颺起娥眉，入宮受寵，再次顧盼（姿色動人），傾國傾城：所有這種種（情景），感動心靈，不作詩用什麼來舒展它的情義？不用長篇的歌詠用什麼來暢抒它的情懷？所以（孔子）說：“詩可以（使人）合群，可以（抒發）怨恨。”使得窮賤的人容易安心，隱居避世的人沒有苦悶的，（要想如此）沒有比詩更好的了。所以詩人作者，沒有不愛好（作詩）的。現在的士子俗人，（作詩）這種風氣是很熾烈了。剛剛才能禁得住穿大人的衣服，就開始學習文字，（並且）一定心甘情願地爲寫詩奔忙。因此平庸的聲音，雜亂的體裁（的“詩”），（卻）人人自認爲容貌可人。以至於使富家子弟，以（作詩）文采不如人爲恥辱，夜以繼日地點綴文辭，吟哦詞句，獨自觀賞，自認爲精妙絕倫，眾人觀看，終究淪落爲駑鈍平常。其次有輕薄的人，嘲笑曹植、劉楨的詩古舊笨拙，說鮑照是伏羲時代以上的人（其詩格調高古），謝脁今古無人可比（其詩雄視千古）。可是效法鮑照，終於比不上“日中市朝滿”；學習謝脁，（隻能）低劣地學到“黄鳥度青枝”。徒然自己被高明抛棄，與文人一流毫無關涉了。
觀察王公和士大夫之流，每每在廣談博論之餘，何嚐不借詩作談話形式，隨着他們的愛好，商討不同意見。像淄水和澠水一起泛濫混合，像紫色和紅色互相混雜改變，各種意見競相喧嘩爭論，無法用正確的標准分清辨别。近來彭城人劉繪，是高明的（詩歌）鑒賞家，嫌恨詩界的混亂，要作當代的《詩品》，口里說出了（許多對詩歌的）品評，（隻是）他的著作沒有完成，（雖然如此）也是有感而作的呀。從前班固論人，分爲九等，劉歆評論士人作者，分爲《七略》，依循名稱以考究事實，確實有許多是不恰當的。至於寫詩的技巧（的高下），明顯是可以知曉的，按類來推求，大概同評論賭博下棋的勝負（那樣可以明白知曉）。當今皇上，禀賦有生而知之的上等才能，體驗有豐富深沉的文思，文辭與日月同輝，學識能探究自然和人世之間的關係。從前在與貴族子弟交游時，已是稱職的首領。何況（現今）已經占有宇内八方，天下響應者像從風而伏、雲氣騰湧，懷抱珠玉之才的，摩肩接踵而來。本來下視漢魏（之作）而不屑一顧，氣吞晉宋（篇什）於胸中，確實不是農民的歌謠、趕車人的議論，敢於加以品評的。我現在記錄的，近乎是在街閭里巷中交流談論，等於是談笑而已。
在一品之中，約略依照時代先後排列，不按照優劣次序來作評論解釋。再者那人已經去逝，他的詩能夠論定。現在的品評，不存錄在世的人。連綴詞句，排比事實，是隻作通常的談論。至於像那籌劃國事的文書，應該憑借廣博引用古事（以成其典雅莊重）；叙述德行的駁議奏疏，應該盡量稱引以往的功業。至於吟詠詩歌抒發性情，又何必看重運用典故？“思君如流水”，就是就眼前所見而想；“高台多悲風”，也隻是即目所見的情景；“清晨登隴首”，沒有典故；“明月照積雪”，豈是出於經書史籍？觀察古今的佳句，多不是拼湊假借古人詞句，而都是由於直接抒寫。顏延之、謝莊的詩，用典更是繁多細密，在那時（詩風）受他們的影響。所以（劉宋）大明、泰始中間，詩文大幾同於抄書。近來任昉、王融等，不看重文辭（本身）的奇特，（隻是）爭着運用無人用過的典故。從那時以來的作者，逐漸形成了一種習俗，遂使句子里沒有不用典故的話，話語中沒有不用典故的字，拘束補綴，損害詩文已經很厲害了。可是詩歌寫得天工自然沒有雕琢的，很少能碰到這樣的人。文辭既然失去高明，就隻會增加典故，雖然失去天才，姑且表現學問，也是一種理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