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鄭麗君：文化是從土地裡長出來的，我們不再是故鄉的異鄉人

文：愛麗絲

「那時候我們常開玩笑，問對方『你是頭上有記號的人嗎？』」鄭麗君笑談高中讀北一女時，在光復樓窗台邊，曾發生許多言猶在耳的青春對話。

赫曼．赫賽的《徬徨少年時》中所言「頭上有記號的人」，指的是在追尋自我的人，「追尋自我是需要勇氣的，必須反思自己的生活、面對自己的怯懦。」那段對知識渴求、對自我追尋充滿動力的時光，起點來自閱讀。

「閱讀好比是人生渴望，」鄭麗君憶及童年，父母拎著兩個皮箱、北上白手起家，「小時候我們擁有的玩具、書籍很少，有什麼都很開心，」當時擁有的娛樂不多，一本書就能讓鄭麗君反覆翻閱，小學的圖書室對她而言更如天堂，「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圖書室的滿屋書香。」

高中時期，因地緣關係，鄭麗君常在重慶南路書街流連忘返。讀理組的她，在書街讀得最多的卻是文學和哲學，「那時努力存錢買書，也常因看書錯過晚餐時間，有時下課去買了書、又折返學校閱讀。」高一時讀《孽子》，鄭麗君認為是自己對性別意識的啟蒙，也理解到在現實社會中被壓抑、不被諒解的「可以從文學裡找到面對的力量。」

成長於尚有髮禁、高壓封閉、升學主義掛帥的年代，十幾歲的鄭麗君，內心是充滿疑問的，「我對人生、生命、社會滿腹好奇，」鄭麗君笑稱當時的自己像個哲學家般自問，「人生的目的是什麼？生命的本質和意義又是什麼？這世界將何去何從？」

讀了尼采、沙特，鄭麗君自認受存在主義影響甚深，既然「生命是靠自己創造價值的」，對自我的追尋與實現便更顯重要，而在自我以外，鄭麗君同樣渴望認識台灣、社會、理解他人與世界。「當時也讀禁書、讀美麗島雜誌的影本。」

解嚴那年，鄭麗君進入大學、投身參與公共事務，但在更早之前，她便從書裡讀到民主追求。

「大家都讀雨果的《悲慘世界》，其實雨果也是追求民主的人，」法國大革命拿破崙稱帝後，流亡布魯塞爾澤西的雨果曾說：「當自由回來時，我才會回去。」鄭麗君在雨果作品裡讀到人道主義的關懷，更讓她聯想起賴和，而法國年鑑學派史學家費爾南．布勞岱爾跨領域建立的社會史觀、也讓她以不同視角重新反思人類歷史。「閱讀是一場完整的思辨過程，是我人生裡一扇重要的窗。」鄭麗君認為，是閱讀讓她形塑出自己的世界觀，「我之所以成為現在的我，閱讀是很重要的養分。」

莫忘初衷，追求自由

「人生要追求什麼？你怎麼看待這個社會和世界？你能不能參與、奉獻其中？」鄭麗君一連串的提問，閱讀是思想啟蒙，也讓她從中找到解答。

「從當年的重慶南路書街到現在，高中畢業三十幾年來，我到底在追求的是什麼？」去年因回首過往，鄭麗君重新梳理一路走來，從對世界、人生、社會的諸多疑惑與探詢，到如今卸任文化部長、擔任青平台基金會董事長，鄭麗君一直在追求與思考的，是自由。

在有髮禁的壓抑年代，鄭麗君想追求的，是做自己的自由；上大學參與學運、思考自己該成為什麼樣的人，追求的是自我實現的自由；而從法國留學返台投入政治、參與公共事務後，鄭麗君發現過去那些在政治哲學裡讀到的自由，是無法藉一己之力實現的，「而是必須透過一個共同的生活方式，讓每個人擁有自我實現的自由。」於是，鄭麗君如今所做的，是「為他人追求自由」。

青平台基金會先前成立永續民主研究中心、民主治理學院，便是以永續民主、共好社會為目標，追求社會的良性循環，希望不減損、甚或更增進下一代享有的機會與福祉。「要有暖實力，才有軟實力」，鄭麗君口中的暖實力，是由政府與民間共同強化教育、居住、照顧等社會公共支持體系，在這樣「暖實力」的支撐下，才能讓社會有個人發展、創新轉型的「軟實力」，進而打造良性循環的社會。

一路走來保持初衷，鄭麗君說自己的動力，來自過去閱讀的積累，「閱讀能培養感受力，更理解他人，建立自己的價值體系，建構出油然而生的熱情。」

「文化是從土地裡長出來的」

回憶起上任文化部長前，鄭麗君最害怕的，是被期待做立即有感、亮點顯而易見的政策，「如果我們只追求選舉式民主，所作所為都以勝選連任為考量，很難做到系統轉化，」鄭麗君說，自己要做的，是「看不見的事」，是翻轉、重構系統與制度，才有助於達到最終目標。

「過程中，我們不需要每天放煙火」鄭麗君希望打造的，不是為了選前搬出誇耀的表面政績，而是不論政黨立場，都能一棒接一棒的制度化改革、優化文化生態系。「文化部的使命不在於治理文化，而在於文化治理，是將文化視野帶入政府體制，融入國家發展思維之中」。鄭麗君所言，好比文化民主化，而這也正回應民主的初衷。

「文化的主體是人，我們要讓文化由下而上翻轉。」文化不該是由政府以上對下的模式主導，而是該根植於土地和人民，生長出屬於台灣的樣貌。「我們是山海的子民，成長過程卻與土地脫節，」鄭麗君坦言過往總覺得自己如「故鄉的異鄉人」，對台灣歷史、地理不甚瞭解，直到大學，才透過行腳認識台灣，「那時才體驗到，文化真的是從土地裡長出來的啊！」台灣的土地面積也許迷你，生物多樣性卻令人驚艷，在這片土地上，涵括多元民族歷史與台灣身份認同。在此孕育出的台灣人，鄭麗君認為應是「自由、多元、包容、開放的」。

既知文化由土地生長而出，鄭麗君過往提出的文化政策，便緊扣土地歷史。譬如「再造歷史現場」，是將歷史文化以當代視野連結、融入生活，成為常民記憶，以大基隆歷史場景再現整合計畫為例，「放入歷史，那會讓我們發現基隆不只是貨運港口，而是台灣與世界的樞紐。」這是歷史、日常的再發現，將文化落實、保存於民眾生活裡。

此外，「重建藝術史」也是以當代觀點重新連結歷史的文化政策之一，「藝術是最自由的語言，有最高的公共性，」鄭麗君認為，我們必須讓下一代生活在有歷史、藝術的環境，才能培育出有感受力的人，「要有想像力、創造力、才能有更好的台灣人，」而當所有人都能成為他自己，便能創造更好的台灣。

「當時我們花最多時間的，就是建構文化體驗教育，」鄭麗君說自己曾參與法國藝術體驗，「帶孩子看《拾穗》，不是要他們死背米勒生於幾年、畫什麼風格，」鄭麗君當時體驗到的，是讓孩子們觀察畫面，討論這些農民為什麼在黃昏拾穗？為什麼他們的眼神中流露出困頓與茫然？「那是因為他們是沒有土地的農民。」由藝術帶入歷史、社會、階級的文化思辨，才是文化教育該承載的重量。

成為孩子生命的陪伴者

2020年，鄭麗君溫柔轉身，卸任文化部長、回歸家庭。「我不會說自己是回家當媽媽，我是回家擔任親職這個角色。」鄭麗君說，親職應當不分性別，而這些日子以來，她更扎扎實實成為孩子生命的陪伴者，「參與彼此的生命，反思過去、未來、和生命的成長。」

陪著如今七歲的孩子成長，鄭麗君像用不同感官重新體驗生命。

「小孩的身體發展，是需要在大自然裡建構起來的。」暑假整天在外，鄭麗君陪著孩子爬山、爬樹，偶爾遇雨，她想待在家中，「但我發現孩子想出門，是不分晴雨的！」而充足地玩、動得多，孩子就靜得下來，鄭麗君也讓孩子做手工、家事、閱讀、畫圖，「神奇的是，從這些事的培養中，孩子可以自己發展出良好的意志力、生活規律。」

「父母要做的是創造一種生活方式，等待孩子內在能力的發展。」鄭麗君說，孩子的學習是創造性學習，「並不是跟著大人給的東西來學，而是自己很自然的把生活中的語言、書本裡的文字、圖像、不同書籍裡的文字、語彙及內容交互學習。」

鄭麗君讓孩子適性發展，而孩子的成長如一份禮物，總令人驚喜，「現在他會擦地板、打毛線、醃黃瓜，愛爬上樹看書！」鄭麗君笑稱，疫情期間，他們陪著孩子玩起「家庭動物園」，輪流模仿各種動物的行為，這或許是過往不曾有過的舉動，但在陪伴孩子的過程裡，鄭麗君從容不迫地享受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不疾不徐，而一切終將發展出最適合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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