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職兒女”：逃避有時有用，但只是暫時有用

最近一段時間，“全職兒女”這個群體火了。去年底，豆瓣有人專門成立了一個名為“全職兒女工作交流中心”的小組，目前有超過4000人加入；小紅書上，關於全職女兒、全職兒子的筆記也紛紛湧現出來，僅“全職女兒”的關鍵詞下就有4萬+的筆記。

“全職兒女”成為一個新名詞，由此帶來一系列有待釐清的新問題。在不少人的認知中，全職兒女不就是“啃老”嗎？事實上，全職兒女與啃老仍然有一些細節差異，這樣的差異體現在哪？父母為何能夠接受子女的職業就是在家當子女？全職兒女的工作屬性又是怎樣的？一些全職子女認為，逃避雖“可恥”但有用，也有人擔憂全職兒女作為一種個人選擇，或導致個人“社會斷乳期”的延長，對此如何評價？

全職兒女等同於“啃老”嗎

在全職兒女之前，也有尼特族、啃老族等稱呼。尼特族（NEET）在1999年的英國出現，指涉的是“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的群體，neet就是由首字母縮寫而成，他們是義務教育結束後，不升學、不就業、不參加就業輔導的年輕群體。在尼特族前後，歐美社會還以“袋鼠族”“回飛棒小孩”“賴巢族”等詞彙形容那一批已經成年，卻仍然跟父母同住，需要父母讚助生活費的年輕人。

2005年前後，啃老族這個稱呼開始在國內的新聞報導和學術研究中廣泛出現，聲勢迅速掩蓋了尼特族等稱呼。自此，啃老族這一群體廣泛進入公眾視野，並不斷被細分。

有一類是主動啃老，自己是四肢發達的成年人，就是不願意進入職場，也沒有任何謀生技能，在家混吃等死，靠父母工作來支撐自己的生活，一點點掏空父母的積蓄和養老金。這類人本質上是品性不佳，他們存在於任何一個社會中，很難得到輿論同情。

如今人們更常談及的啃老，主要是一種“被動啃老”或者叫“隱形啃老”，其指涉的是，年輕人明明在工作，也很努力，仍然沒有辦法養活自己，或者沒有辦法憑藉自己的能力購買房子，或者在生育小孩後，無法承擔撫育小孩的義務。這時，年輕人就需要父母的幫襯，比如每個月給點零花錢，在買房買車這類大件消費上掏空父母的錢包，生兒育女後由父母來幫忙撫育小孩……

全職兒女與啃老族等群體，有相似的地方，也存在著分野。共同點是，他們與父母的關係是一種“逆向代際關係”。

我們所習以為常的代際關係是，在孩子未成年時，父母有義務把孩子撫養成人；在孩子成年，並且獨立進入社會之後，成年人得自力更生，不僅需要養活自己，也應該具備贍養父母的能力。這是一種“正向代際關係”。

無論啃老還是全職兒女，當事人雖已是成年人，但他們仍然離不開父母的“供養”。這種供養，可能以經濟的形式出現（父母支付買房買車的費用），以勞力支持的形式出現（父母隔代撫養子女的子女），或者是父母的人脈資源的支持，等等。這就是“逆向代際關係”。

作為一個新概念，也有可能是一個新群體，經由豆瓣、小紅書等平台上全職兒女的發帖，我們可以進一步細化全職兒女這個群體的臉譜，以區別於籠統的啃老族。

全職兒女普遍是城市青年，未婚未育，或者離異未育（有孩子的例子比較少）；家裡經濟條件較好，無論父母是否退休，家裡都有一定的積蓄；他們普遍有較高的學曆，在求職市場上並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對工作的待遇和條件有更高的要求，寧願花點時間找個理想工作，哪怕暫時需要由家裡養著……

雖然叫全職兒女，但他們一開始選擇這個職業時，幾乎都沒想過要把這個職業做到老。全職兒女會幫忙家裡分擔一些家務，或者給父母帶來一定的情感慰藉，但他們的主職不是“做子女”，而是備考——考研、考公、考編或者考大型國企，“上岸”是很大一部分全職兒女最重要的KPI。

當然也存在一部分的全職兒女，確實就是全職在家做兒女，陪伴父母。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孤獨的老人越來越多，很多子女很成功但給老人的陪伴顯得非常奢侈，因此對於一部分經濟已經自由的老人來說，他們對子女社會化意義上的“成功”並不那麼看重，反而更珍惜“父母慈，子女孝”的時光。

總的來說，全職兒女多數不是真的全職，或者說全職一輩子，他們以備考族為主，花費一兩年或者更長的備考時間，大概有點類似於國外的“間隔年（gap year）”，暫時的停歇是為了更好的出發。

全職兒女為何得到父母支持

初職是每個人人生中重要的時間節點，也是“社會斷乳期”的關鍵標記。全職兒女是個體社會化過程中遇到困難時的過渡職業，父母的幫助和支持起到一個“托底”的作用，也讓社會斷乳期有一個緩衝。顯然，父母的支持是全職兒女得以廣泛出現的前提。

那麼，父母為何願意支持？

這有現實方面的原因。年輕人的奮鬥，既需要考慮到個人的努力程度，也需要考量到曆史的進程，當前的客觀大環境的確給進入社會的年輕人帶來不小的挑戰。並不只是中國，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很多發達國家也出現了年輕人“賴巢”的現象。不久前《金融時報》的一則報導稱，“啃老族”比例的上升應該為世界各地敲響警鍾在全球範圍內，這一比例已悄然升至20%以上，為近20年來所未見的水平。國際勞工組織數據顯示，不少人即使有就業機會，也往往專業不對口，薪酬很低，且非正式工作。就像有全職兒女說的：如果我們能夠很順利地在社會上找到一個好工作，那又何必在家當全職兒女呢？

中國父母支持全職兒女，也有傳統的原因。費孝通曾將中國的代際關係與西方代際關係分別概括為“反饋模式”和“接力模式”。中國的反饋模式是“撫育-贍養型”，上一代撫育下一代，下一代贍養上一代；西方的接力模式主要是“撫育型”的，上一代撫育下一代，下一代撫育下下一代，兩代人之間的贍養關係並不那麼明顯。

在反饋模式中，代際聯繫緊密，父母傾其所有地幫助孩子，既因為對孩子愛得深沉，也因為父母無意識中隱藏著一種功利性的訴求：幫助孩子獨立、成才、成功，也是在幫助父母自己，畢竟父母老了需要子女贍養。情與理的交織下，很多中國父母對子女承擔的是“無限責任”。父母口頭上會說，孩子成年人了就應該獨立了，應該去把握自己的人生；可如果孩子真的沒有能力把人生過好，父母又比誰都操心，根本沒辦法真正放手，還是會竭盡全力幫助子女，這種幫助甚至建立在自我犧牲的基礎上。

進而言之，中國的反饋模式本質上是把家庭看做一個利益共同體——而不僅僅是情感共同體，家庭就是一個集體，父母與子女共榮共存，父母會將子女的利益最大化看做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很多父母願意掏空錢包幫助孩子買房——至少在昔日房產一直上漲的趨勢下，房產升值就是家庭資產的升值，買房是孩子有能力的象徵，父母不僅臉上有光，內心也對老年生活更有安全感。父母並不會將子女的隱形啃老視為“代際剝削”，相反，他們會把這當做對子女的“投資”，投資的多少和成敗決定了日後所能從子女那裡得到多少“反饋”。

也正是出於這樣的訴求，很多父母選擇支持子女成為全職子女，全力備考。“子女上岸，全家光榮”，子女獲得了穩定生活的入場券，父母的老年生活也會少操心、更安逸。

由此，在一些全職兒女的採訪中，我們會發現這樣的現象：如果孩子全身心備考，父母願意給予經濟支持；可如果子女“全職”期間去看演唱會、經常跟朋友出去逛街，或者想買奢侈品，哪怕孩子是父母手掌中的寶，父母經濟能力完全支撐得了子女的消費，子女的這些行為也很難得到父母的支持。因為從“投資”的視野來看，這些做法都是分散注意力，屬於“不務正業”。

在不少全職兒女身上，父母的支持還有一個特殊的時代原因——子女是獨生子女。在以前的多子女時代，兄弟姐妹之間隱約存在一種競爭關係：誰能得到父母最多的寵愛，誰能得到父母的更多財產？父母會儘量表現得不偏心，子女會儘量表現得夠成才，兄弟姐妹之間會避免嫉妒的出現。在這樣的家庭氛圍中，如果有子女成為全職子女，處境上多少顯得微妙和尷尬。比如家裡有兄弟姐妹的全職女兒，哥哥就質疑父母：為什麼昔日沒有像支持女兒那樣支持自己？

當前成為全職兒女的，獨生子女為多數。父母只有一個孩子，進一步強化了父母的無限責任：只有一個孩子，不疼這個疼哪個；也進一步強化了家庭的共同利益：孩子好了，這個家庭才會更好。父母更願意支持孩子的全職備考。

全職兒女的工作是“情感勞動”嗎

很難有完全純粹的愛，也很少有絕對理性的投資人。父母對全職兒女的愛與支持是一方面，但父母難免受到外界評價的影響，繼而在言語中給子女施加壓力或者貶低子女，同時，全職兒女的學習狀態、考試成績也會影響父母的態度和支持。試想，如果孩子備考兩三年時間，卻始終看不到上岸的跡象和希望，父母的支持還會一如既往嗎？

這時，很多全職子女會幫父母做一些家務，或者付出一定的情感勞動，儘量討父母開心。這成為一些全職兒女抱怨的內容，即家庭仍然是“職場”，他們不僅要付出體力勞動，還要付出情感勞動，比如要調和父母的緊張關係，比如要滿足父母的情感需要，比如儘量不跟父母頂嘴和吵架，等等。

情感勞動之說，一方面是削弱了全職兒女的職業“恥感”——論證著這個職業並不好做、自己也付出不少，另一方面也暗含了一部分全職兒女的不滿——他們認為自己遭遇“盤剝”，尤其是情感上，拿人手短，他們不得不迎合父母。無論是豆瓣還是小紅書，類似吐槽的帖子不在少數。

人們很容易將全職太太和全職兒女聯繫起來，既然全職太太在輿論中得到那麼多支持，全職兒女是否也能如此？

“情感勞動”之說，出自美國社會學家阿莉·拉塞爾·霍克希爾德。她對美國各大航空公司的乘務人員和收帳員做了深入的個案調查，發現以空姐為代表的服務業工作人員，不僅從事體力勞動，還需要有情感的投入，即她們需要隱藏自身真實的情感，而表現出企業所規定的“正確”的情感。比如就算空姐遇到無理取鬧的客戶，她都要保持微笑、耐心溝通，哪怕內心深處覺得客戶實在可惡。服務人員的這種自我壓抑，就是一種情感勞動，情感勞動會造成個體情感的衰竭、疲憊和異化。

情感勞動這個概念很快被女性主義者所捕捉，並進一步發現一些隱蔽的女性困境。比如在職場工作分配中，女性更多承擔情感勞動屬性的工作；在家庭這樣的私密空間，情感勞動同樣存在。一方面是全職媽媽家庭照顧活動的無酬化，另一方面是全職媽媽在家務活動中不僅需要付出體力勞動，也需要滿足家庭成員各種各樣的情感需求。比如如果家裡有老人小孩，全職媽媽提供的不僅無微不至的生理性照料，還需要有愛、堅韌和耐心。

情感勞動之說，既揭示了女性在傳統性別機制下的困境，也揭示了更隱蔽的事實：不僅僅是公領域，女性在私領域的情感勞動也是資本追逐利益的工具。

瑪利亞羅莎·達拉·科斯特在經典文獻《婦女的力量與社會翻轉》指出，婦女的無償家務生產著資本主義積累過程中最昂貴的商品：勞動力。“婦女是僱傭奴隸的奴隸，而正是對婦女的奴役確保了對男性的奴役”，在家庭生活中“剝削”女性，方便於男性在職場上“被剝削”。國內女性研究者宋少鵬也尖銳指出，“在激烈的生存競爭中，個人（往往是男人）在公共領域中的職業表現，需要私人領域中親情的無償支持。比如，性別化的分工（妻子承擔的照料勞動和情感勞動）和代際分工（分擔照料責任、甚至負擔房屋等生活資料的開支）……”

全職媽媽的情感勞動受到父權製和資本市場的雙重擠壓。全職兒女的情感勞動也適合這樣的論述嗎？

雖然全職兒女也是在私領域里工作，卻全然不同。很多女性成為全職媽媽是由於母職壓迫，但成為全職兒女更是子女的主動選擇（雖然是大環境下的被迫選擇），它是父母對於未能成功“社會性斷乳”的子女的托底，是父母給子女提供了一定的經濟支持。

另一個不可忽略的點是，贍養父母本就是子女的義務，這是憲法明確規定的。贍養，不僅包括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也包括精神上的慰藉。這時就出現了一個分歧：當全職兒女認為自己儘量壓抑自己的脾氣讓父母開心，究竟是情感贍養，還是情感勞動？

在幾家媒體對於全職兒女的訪談中，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一條”中一個訪談者的說法。訪談者說，“我在外面因為工作需要，關心著各種議題，比如人口老齡化、老人的數字生活等等。但實際上我沒有做到。我還記得有一件事讓我很崩潰。

“我回去後才發現我媽媽在抖音電商上，買了很多亂七八糟的陶瓷杯和附有所謂證書的一箱玉石首飾。父親節我送了我爸全身水洗的剃鬚刀，但是他不知道它防水，一直是用棉簽一點點把鬍渣清出來。我當時覺得非常難過，原來我爸媽也非常缺少關懷，我已經有兩年對他們的生活一無所知了。

“當時我覺得自己非常不能自洽，假如我平時的工作是做公益傳播，我告訴大家老年人使用數字產品的障礙，但我爸媽卻依然有這方面障礙……”

最後訪談者說，“年輕人似乎都忙著在外面拯救世界，但卻沒人幫爸媽洗碗”。很難得這個訪談者有這樣的自省意識和深切觀察。

“忙著在外面拯救世界”，確實是這一代年輕人的普遍特徵。他們學曆很高，文化素養很高，個人意識鮮明，有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對於各種侵犯他們權益的做法“絕不饒恕”……繼而我們也很容易看到一種跡象，比如豆瓣以前的小組“父母皆禍害”，比如小紅書那些批評父母的帖子底下一眾“跟你父母切割關係啊”“他們對你不負責，老了你也別管他們”的留言。好像只有敢於與父母切割，只有把“不合格”的父母捨棄，才能標榜他們的個人主義和女性主義，他們以此為榮。

所以，這一代年輕人中的很多人，經濟上無法贍養父母不說，連情感上給予父母必要的慰藉都做不到，他們失去與“三觀不合”的父母溝通的意願和耐心，忙不迭認為自己是在“情感勞動”，父母是在剝削者。

隨著城市化的進行，個人主義的崛起，父輩權威的進一步旁落，傳統的孝文化早已經被衝擊得七零八落。尤其是進入獨生子女時代，很多獨生子女有這樣的意識——“父母的都會是我的”“父母老了得靠我”，這多少讓他們“有恃無恐”。雖然傳統孝文化當中有許多糟粕的內容，但贍養老人不是最基本的義務和底線嗎？

以此觀之，很多怨言不斷的全職兒女，本質上是什麼權利都要，什麼義務不想承擔。他們既無力成為閻雲翔所謂的“自決個體”，也不願承擔贍養的義務，各種主義的口號喊得很響，在社交網絡上抱團取暖、自我感覺良好，其實不過是“自我中心式的個人主義”和“無公德的個人”，自私又自戀。

這樣說似乎是有些嚴厲了，但也僅僅指涉全職兒女中很小的一部分——將與父母耐心的情感溝通視為父母剝削自己的“情感勞動”。我們當然也知道，確實存在很多觀念落後、態度蠻橫、很難溝通的父母，他們也可能給子女造成了心理陰影，也確實有一部分父母以給孩子經濟支持為由進一步干涉子女的決定，那麼合適的做法是儘量成為“自決個體”，讓自己盡快獨立起來，掙脫對家庭的依賴。不要既不想吃苦、想依賴父母過輕鬆的生活，又對父母怨氣衝天。把自己的全部“失敗”甩給原生家庭很容易，但自怨自艾顧影自憐也只會讓自己成為困獸。

全職兒女可持續嗎

在一些與父母相處融洽的全職子女看來，逃避雖可恥卻有用，這份工作似乎可以一直做下去。然而，對它的擔憂和質疑未曾停止。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社會性斷乳”的一再延遲。

個體要實現社會性斷乳，至少需要擁有養活自己的能力，需要一份養活自己的職業。全職兒女只是社會性斷乳的暫時延長，最終目標應該是讓孩子強筋健骨後，更好地“斷乳”，而非繼續延長。

但學者撒凱悅、羅潤東的調查發現，家庭中代際的財務轉移對青年群體就業及其工資水平影響顯著。父母向子女提供經濟支持時會對子女就業產生負向的“信號”作用，子女就業的動機減弱，且工資水平較低；反之，向父母提供物質贍養的青年群體就業概率更高，其工資水平也相應更高，且“養老”對青年群體就業的刺激作用大於“啃老”的抑製作用。學者劉達禹、趙恒園、徐斌的另一份調查也佐證了類似的結論。調查發現，“啃老”已然成為當下阻礙適齡勞動人口參與勞動的核心因素，而照料老人會提升個體的勞動參與率，根據邊際概率計算，啃老造成的負向影響更為嚴重。

換句話說，社會性斷乳越晚，可能只會讓孩子更加無法適應社會。考公考編無異於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上岸的概率並不高，這意味著一些人不得不將全職兒女這份工作一再延長，越是延長，進入職場的主動性就會更低，甚至有可能催生“代際福利陷阱”“代際剝削”，子女喪失進入社會的意願和能力，慵懶躺平，從“全職兒女”變成“主動啃老”。

與此同時，全職兒女固然可以得到父母暫時的庇佑，但隨著父母年紀的增大，收入的降低，以及大病等意外風險的侵擾，如果沒有子女力量的支撐，家庭這個庇護所只會愈發顯得脆弱，甚至導向“雙重破產”的局面：父母與子女一損俱損，子女將父母拖入貧困的深淵。

這一點，日本社會並不鮮見的“老後破產”已經為我們提供了最直觀的教訓。失業的成年子女與父母一起生活，父母的養老金無法覆蓋日常支柱，家庭的經濟壓力就會陡然增加，並有可能破產。跟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保障制度仍有長足的進步空間，一旦出現“老後破產”局面，形勢只會更嚴峻。

一些全職子女也並非沒有意識到這類問題的存在。譬如有人在採訪中說，“可能有一天家裡真的缺錢了，我也會出去打工，就是為了錢，為了生存打工”。只不過，工作意願和工作能力是兩回事、“孝力”與“孝心”也是兩回事。在家庭全職越久、脫離社會越久，社會化的過程就越辛苦，屆時已經不是你願不願意工作的問題，而是你能不能適應工作、職場願意不願給你工作機會的問題了。

結語：暫時逃避才有用

我們並不否認，現實中存在那種特別有錢的家庭，經濟上完全自由，子女只要不敗家，坐著收租就可以活得很好，這樣的家庭無所謂孩子是否有成就。只是，大多數家庭都比較普通，全職兒女可以是暫時的過渡、是“gap year”、是職業的準備，也可以是親子關係一次思考的契機，但成為長久的職業確實值得商榷。

如今年輕人發明出“全職兒女”這樣的新稱呼，可以看出年輕人試圖將這個群體“脫恥”，讓更多人去除對這個職業的偏見、認同它的價值。有時候，輿論也會通過反諷“隱形啃老”，論證這個職業的合理性。這種論調都是這樣說的：全職兒女好歹在家裡陪伴父母，也只是從父母那裡拿到零花錢，而那些所謂“別人家的孩子”，去了大城市雖然找了份工作，但買不起房要家裡出首付，還不上貸款要家裡人退休金補貼，結婚生子需要老人帶娃……這種掏空老人錢包的“啃老”難道不是更為嚴重？

但誠如前文筆者所言，對於很多父母而言，家庭是一個利益共同體，投資房產、投資孩子的未來是一項集體決定，在父母的認知中，孩子獨當一面、功成名就了，父母也是受益人。父母或許並沒有享受到直接的收益，但他們有心理上的成就感和滿足感。並且，相較於前路渺茫的全職兒女來說，那些在大城市已經立足的年輕人已經社會性斷乳，這反而是能夠讓父母放心的一個重要體現。

中國隱形啃老現象的普遍，主要是中國城市化成本太高了，在大城市打拚的年輕人多少需要父母的經濟支持。全職兒女如果真的上岸了，他們大概率也要繼續隱形啃老。所以，全職兒女並無立場去嘲笑那些買房需要父母支持的人，他們不是不想要父母的支持，而是他們此時連買房的能力都沒有而已。

所以，逃避只有是暫時的時候，才有用。全職兒女無法一輩子都將家庭作為職場。尤其是老齡化社會已經到來，社會壓力與日俱增，年輕人如果失去主觀能動性，以各種各樣的理由或藉口延長斷乳的時間點，那麼有可能只是讓風險累積並加劇。

一代有一代的承擔，我們並非合理化現實問題，而是我們只能跨過現實的障礙往前走，一無所有的我們別無選擇。全職兒女需要綜合考量父母的意願（父母是否支持）、家庭的經濟條件（是否拉低了家庭的生活水平）、個人水平（備考後成功的幾率），並給自己設一個職業期限。斷乳那一刻很痛苦，可如果年紀越大還斷不了乳，只會更痛苦，最終還會拖累父母一起痛苦。

參考文獻：

《36歲不婚不育，她裸辭回家：吃住全免，太爽啦》，公眾號“一條”，2023-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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