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名称
- 禹贡锥指
- 作 者
- 胡渭
- 创作年代
- 清代
过去封建时代读书人最企盼的前途是通过科举谋得社会地位，十年寒窗，含辛茹苦，一旦高中，就飞黄腾达，荣宗耀祖，即使不做官，在社会上也高人一等。如果命运不佳，屡战屡败，则往往就意志消沉，为了生存，教个蒙馆，默默无闻，也就此潦倒终身。在封建社会里读书人想通过科举实现自己的价值，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人的秉性各异，有的人做官未必会有什么政绩，干别的也许还能展其所长。所以有时科举失败未必是坏事，如能静下心来，在别处下一番功夫，同样可以做出对社会有贡献的成绩。我这里想介绍一位清代著名经学家胡渭在科场失意后专注学术的事迹。
禹贡锥指到康熙十五年(1676)他的从侄胡会恩以进士第二名及第，而他已过不惑之年，还是一个老秀才。不久就在大学士冯溥家里教馆。康熙十七年，朝廷开博学鸿词科，冯溥想推荐胡渭应诏，胡渭坚辞不就。旁人因胡渭是当今相国公子的老师，为避嫌而不应就。不料最后看到的推荐名单里却没有胡渭的名字，这对胡渭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决意科举，专攻经义。康熙二十一年，冯溥退休。胡渭又馆于相国徐乾学府。在京师的几年里，与当代一时名选朱彝尊、毛奇龄、吴任臣、阎若璩、李振裕、万斯同等过从甚密，切磋学问，大有裨益。康熙二十九年又应徐乾学之邀，去苏州洞庭东山参加《大清一统志》的编纂。这一年胡渭已经五十八岁了。
参与纂修《大清一统志》的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对胡渭的研究工作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当时胡渭认为历来注经家对《尚书·禹贡篇》注释有不少错误和缺漏，有志对这篇传世佳作重新做一番整理。与胡渭一起参加编修工作的有顾祖禹、黄仪、阎若璩、查慎行等对沿革地理学有很深修养的学者，正好共相切磋，悉心就教。同时由于朝廷对纂修《大清一统志》的支持，“因得纵观天下郡国之书”，可以广泛收集资料。胡渭真是如鱼得水，开始了对《禹贡》的系统研究。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虽仅有1193个字，但历来被奉为我国“古今地理志之祖”。它假托大禹治水后的政治区划，实际上是地理区划，将全国分为九州，并分别记述了这九个区划的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赋以及交通道路等，此外，还罗列了我国主要山脉、河流的走向和流经，中原地区以外五个不同层次区域与中央的关系等等，是我国最早一部科学价值很高的区域地理著作。
因为它是经书中的一篇，历来研究者不下数十百家。除了郑玄、马融、王肃、孔颍达、蔡沈等一些著名经学家外，历代注释、疏证者不可胜数。对其中的文字、名物、制度、地理的考订，旁征博引、盈篇累牍，虽各有所见，总不免显得叠床架屋，过于烦琐。总的来说，其缺点是主要着重于从儒家经典的角度来研究，或“仅以资科举而已”，而没有将其看成是一部完整的区域地理著作。胡渭利用编纂《大清一统志》能够看到国家图书馆藏书的机会，收集了大量历代地理资料，进行细致的考订研究，最后写成了一部二十卷四十余万言的专著，取《庄子·秋水篇》“以管窥天，以锥指地”之意，定名《禹贡锥指》。
这部书的贡献大致有下列几个方面：
禹贡锥指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见。在广泛收集了前人的传注，经过自己的参验辨异，定其是非，最后提出自己的看法，非可与一般解经者齐论。例如对《禹贡》九州方域的定位，对“九河”形威的看法，对“灉、沮会同”的解释，对“浮于淮泗，达于河”的“河”，应作“菏”的结论等等，都较前人高出一筹。
禹贡锥指黄河自古为害频繁，善决善徙，自有文献记载以来，粗略统计就有一千五百余次，北达海河，南抵淮河的广大黄淮海平原皆罹其害。胡渭认为“中国之水，莫大于河；禹功之美，亦莫著于河”。其书“导河”一节和《附论历代流徙》两部分占了很大篇幅。他深入研究了黄河上中下游各河段的变迁，并有中肯的分析，特别是对下游河道自禹河以来至元明变迁归纳为五大徙，即周定王五年、王莽始建三年、北宋庆历八年、金明昌五年、元至元中五次。这五大徙说对后代影响极大，此后二百数十年讲黄河历史的一般都采用此说，直至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论著仍沿用五大徙说，不过加上清咸丰五年铜瓦厢改道一次变成了六大徙。可见其影响之深。同时对元明以来治黄主要为了保运的政策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黄河“东冲西决，卒无宁岁”的根本原因。这种对时弊针砭的态度已非一般注经者所及。胡渭对自己的黄河研究颇为得意，他说：“余博考精思，久乃得之。”钱大昕在评论胡渭的黄河研究时曾说：“汉唐以来河道迁徙，虽非《禹贡》之旧，要为民生国计所系。故于《导河》一章，备考历代决溢改流之迹，且为图以表之，其心经济，异于迂儒不通时务者远矣。”
四是对历代各地区产业和经济开发的关注。《禹贡》各州记有贡物，反映了战国时代各地的产业，以往经学家主要着眼于名物的考订，而胡渭则进一步详述战国时代以后各历史时期该物产在本州及其他各州的生产情况和变迁。如讲到兖州“桑土既蚕”，即论及黄河下游地区古代以来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在提到豫州贡物紵麻时时，指出古代豫州是紵麻的主要产地，唐以后种植地域南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胡渭认为是“古今风土之变”。扬州在古代地势低下，沼泽密布，开发较晚，故田列为九等、赋七等。两晋以后，扬州逐渐开发，尤其是唐宋时期大量水田的开辟，东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国家赋税所出。为了增加粮食生产，太湖地区围湖造田，蔚为风气，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胡渭对五代两宋以来，苏松常嘉湖五府围湖造田之害、吴淞江淤塞的缘由，均有详细的论述。并对宋、明人对东南水灾日甚、田赋日增的不满，深表同情，并云：“三江震泽之区，昔之民溺于水，今之民溺于赋。溺于水者，禹从而拯之，使民登于衽席；溺于赋者，日朘月削，如水益深，数百年于此矣，而卒未有拯之者。有能恻然于东南民力之竭，而为之旷然一变其法，使水复底定之迹，而赋不失壤之规，斯真所谓功不在禹下者矣。”这是胡渭对时政的批评，显然其志而远非限于注经而已。
《禹贡锥指》成书于康熙三十六年，时胡渭六十五岁，真可谓大器晚成了。康熙四十一年书在苏州刻成，四十四年由李振裕、查士升呈献给玄烨。同年三月康熙南巡，驻跸苏州。胡渭亲自携书呈献，得到康熙的嘉奖，赠御书诗扇及匾额“耆年笃学”四字。胡渭以七十三岁的老翁得此殊荣，一时名声大噪，倾倒士林。我们今天称道的倒不是他当年受到的荣宠，主要是说这部《禹贡锥指》的学术价值是很高的，其内容非仅限于注经，而是延伸及历代国民生计的许多问题，直至近三百年后的今天，还是我们研究《禹贡》和历史地理的必读书。虽然其中个别论断经现代科学证明是错误的，但总的说来，如今还没有一部全面研究《禹贡》的著作可以代替它。就是这部书奠定了胡渭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