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製作這個專題:百年建築—華山】

1970's 在歐美興起的舊建築再利用風潮,台灣一直到 1997 年廢棄廠房變身「華山藝文特區」才開始,然而近年公共空間再利用的案例愈多,社會討論卻愈少。

於是,我們既羨慕中國一夜新簇的華麗建築,又讚揚歐洲動輒上百年歷史的街區,在新舊間來回顧盼,都市更新這個詞我們並不陌生、卻從未真的熟悉。

有歷史的地方,才能思索歷史。 ❮BO❯ 製作 ⟨百年建築-華山⟩ 專題,思索台灣自己的都市更新選擇,回顧華山的歷史、探索華山這個「特區」的樣貌,在這個百年建築的基地上,我們怎麼不斷創造歷史。

第一篇,日治華山,一百年前的人,在華山,釀酒。

(專題企劃/製作:倪二林、朱詠真;責任編輯:鄒家彥/張育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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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詠真、倪二林

一切,要從一瓶名為「胡蝶蘭」清酒的誕生說起。

一九一四年,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從初期的粗暴忙亂,逐步趨於穩定,將台灣是為日本國土的延伸成了新的施政方針,即所謂「內地延長主義」。時任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決心要在台灣複製日本的產業鏈。

那一年,一個名叫阿部三男的日本人,在大時代的趨勢下嗅到商機。他找來了出生酒造世家、曾替日本政府推動酒造稅的藤本鐵治,飄洋過海來到台灣。相中了台北市郊區一塊名為「三板橋庄大竹圍」的土地,創立了「芳釀社造酒工場」(按:「工場」為日治時期用字,直到1945年後才改「場」為「廠」。)

這一釀,不僅釀出了第一支台製日本清酒「胡蝶蘭」,也釀出了百年後台北市最珍貴的歷史文化創意園地:華山1914。

「酒造稅」與「芳釀工場」,殖民台灣釀酒業資本化開端

清酒,是日本獨步全球的飲食文化,除了釀造過程繁雜,技巧難度極高,更關鍵的是氣候。來自高緯度雪國的清酒,必須在日本每年最冷的十一月到四月釀造,而位處亞熱帶的台灣終年濕熱環境,並不適合生產清酒。

當時台灣最普遍的自產酒類飲品是米酒、蕃薯酒、紹興酒等,日本人則慣飲清酒、啤酒、泡盛酒,隨著日人在台數量增加,對於日本酒的需求量也提高,除了進口外,許多台灣的酒商也開始試著釀造日本酒。

同時,日本政府為了增加稅收,依舊希望台灣能增加日本酒的自產率,因此在1905年底委託財務局事務員藤本鐵治,詳細調查台灣酒商的製造和經營模式,替未來「酒造稅」的頒布打下基礎依據。

「酒造稅」針對的是民間的釀酒業者,目的在把釀酒的利益收歸國有。這使得家庭式製酒逐步被大型酒工場所取代,品質不一的私釀酒沒了,取而代之的是工場製造的統一口感,雖然少了過去的人情味,卻提升了當時台製酒的平均品質,改變了幾百年來台灣酒業的傳統生態。

阿部三男與藤本鐵治,正是看準了這個機會,除了大手筆建設工場之外,並從日本運來全台灣唯一一座專業冷卻設備,成功釀製出台灣第一支在地清酒,即「胡蝶蘭」,還兼做製酒的副產品:酒粕和燒酒(燒酎)的蒸餾。

胡蝶蘭的成功,除了替芳釀社帶來大筆的訂單和良好的聲譽,也吸引日本新資金的投入。隔年十月,日本資本家安部幸之助集資 130 萬日圓入主芳釀,將工場改組成立「日本芳釀株式會社」,成為社長。

充足的資金,加上最先進的設備,芳釀馬上成為全台灣規模最大的製酒工場。改組後的兩個月,中國福建省立甲種農業學校師生來台參訪,特別安排到此見習,足見芳釀已成為象徵台灣總督府殖民地治績的標的之一 。

改組後的芳釀,改變了原本專釀清酒的經營方針,新的米酒釀造工場在 1917 年完工,大幅增加其他酒品的研發。接下來的兩年內,「日本芳釀株式會社」的規模繼續擴大。

1918 年,「日本樟腦株式會社台北支店」在芳釀酒工場西北側設立生產精製腦的「昇華工場」。1919 年,社長安部幸之助在政府的鼓勵下,以當年同樣的募資手法,創設「高砂麥酒株式會社」,專製啤酒,並在芳釀的西側場區增建製瓶工場,來供應高砂麥酒的酒瓶需求,在極盛時期,芳釀僱用員工數高達四百多名。

乍看似乎風風火火,然而安部幸之助的投資,醉翁之意並不在酒。對一個資本家來說,能賺錢的劣酒,恐怕比精心釀造的美酒更具有價值。

一戰後醇釀酒香退去,樟腦、紡織、麥酒輕工業聚落形成

在安部主導下的芳釀,銅臭取代了酒香,將本求利成了唯一的考量。清酒的製造方式開始偷工減料,「胡蝶蘭」被加入了添加物來降低成本,品質不如以往,甚至發生產品變質敗壞的情況。

以優質清酒起家的芳釀,反而開始靠著其他酒製品來賺錢。失去了當年的初衷,品牌聲譽開始下降,漸漸也發生財務不良的情況,衰敗的陰影已然浮現。

一次世界大戰間,市場對酒精的需求大增,許多製酒工場將酒精製造列入了產品項目。芳釀為了挽救財務危機,也跟隨潮流增設酒精生產區,在事務室周邊增設三間釀造室與一間實驗室。

然而失去靈魂的芳釀,就如同年輕時揮霍無度的遲暮老人,已無法再追回往日時光。隨著戰後帶來的經濟不景氣,酒精生產區僅止於試驗性的蒸餾,就不再繼續下去,年底所有的製造工場便停止運轉,只能將場內剩下庫存品的整理販賣,慘澹經營著,曾經是台灣第一的「日本芳釀株式會社」處於面臨倒閉的狀態 。

1922年,台北地址改用日式「町」名,日本芳釀株式會社酒工場所在地改稱「台北州樺山町80番地」,而「樺山」這個區名,是為了紀念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

此時的芳釀雖已衰敗,但當年那瓶胡蝶蘭清酒流出的甘洌酒香,卻如一道清泉般滋潤了這塊荒地,吸引樟腦會社、日華紡績、麥酒工場、工業學校等陸續在此地設立,創造了大量的工作機會,人群、貨物與商品川流不斷,商業開始蓬勃發展。

為了增加便利性,政府決定在此地興建貨物車站、開通台北與基隆間的縱貫道路。這個位處台北城郊外數町之遙的樺山町,不再是過去那個荒涼的城郊小地方,因著交通上更具優勢和極高的生活機能性,成為當時重要的生活工業區。

二戰後專賣制度,鍋爐、煙囪建構現代化華山工廠印象

戰後日本政府在台灣實施專賣制,雖然芳釀財務狀況嚴重,但地處便利且廠房設施齊全,幾經考量後仍決定租用,拆掉老招牌,改名「台北專賣支局附屬台北造酒場」。經營者放棄了已經酸腐敗壞的清酒,改製造配給米酒、紅酒、泡盛和藥酒等。兩年後,組織調整改由專賣局直轄,並更名為「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台北酒工場」。

在租用酒場七年後,專賣局在 1929 年收購芳釀株式會社所有的土地與建物,在租借時期,雖然陸續增建設施和倉庫,但大部分仍是使用芳釀的設備。在酒廠正式歸為國有後,專賣局才著手進行大規模的改建工程。

鍋爐和煙囪等「現代化」的工業新動能,取代了舊有的釀酒設備。芳釀的年代自此正式告終,台北酒工場的時代來臨。

有了新的動力來源,重要的釀造設施也在兩年後完工。酒品的增加和品質的精進,讓台北酒工場的角色越來越重要,除了釀造日本酒外,更是當時唯一能製造洋酒的工場,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中日戰爭爆發,日本的國際關係趨於緊張,自製洋酒取代了舶來品,替政府賺進大量稅收。

不論戰爭與否,人們酒精的需求是一直都存在的,台北酒工場就這樣運轉著,直到1945年由國民政府接收,開啟了下一段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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