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戌風災》之所以令人興奮，是因為這齣戲宣示了澳門劇場人對這個城市的本土書寫又提升至另一層次了。
把一段澳門歷史搬上舞台，本身就吸引力十足，因為時至今日，澳門人的本土歷史知識仍是驚人地貧乏：很多人每天在亞馬喇前地轉車，卻未必知道亞馬喇如何改寫澳門歷史；去舊法院看戲，我們也許會不經意地看一眼那個區華利石像，但很少人知道這個人跟葡國航海歷史及澳門的關係；路過得勝花園，學生不會去問這個花園究竟紀念了甚麼勝利，這跟附近的荷蘭園又有甚麼關係。是的，我們都不知道這個城市的故事－哪怕是最基本的歷史梗概與最關鍵的歷史人物。
去年年底，《骨妹》在澳門國際電影節首映，觀眾的啜泣聲此起彼落；電影結束時，觀眾鼓掌達三分鐘之久。的確，《骨妹》是個動人的愛情故事，那甚至是眼淺的人必須要帶紙巾去看的電影。然而，《骨妹》又不只是愛情故事，電影著墨更深其實是一個人跟一個城市的分分合合、愛恨交纏。它要問的是：你有多愛、多恨你的城市？
為甚麼台灣有，而香港沒有？
看《我們的那時此刻》，我被銀幕上的電影片段深深打動的同時，亦不禁羨慕台灣拍出了這部梳理台灣電影史的紀錄片——香港其實也很需要這樣的一部作品。
兩年多前，台灣導演楊力洲為金馬獎五十周年拍了一部名為《那時此刻》的紀錄片。最近，導演剪出一個新版本，易名《我們的那時此刻》在全台灣上映，用兩個小時展現半個世紀的台灣電影史。這部片有先天優勢：數十年來的精彩電影與粒粒巨星，再加上珍貴的金馬頒獎禮片段，為這部片保證了豐富材料。
從二○○八年的《堂口故事》到今天的“堂口故事3”《心亂· 疑城》，轉眼已有六七年。這些年間，我們看了聽了多少澳門故事？
近幾年，不同創作領域書寫澳門已蔚然成風：視覺藝術上，有霍凱盛用古地圖思考今日澳門問題；文學上，有寂然、太皮及鄧曉炯等寫出不同題材的澳門故事；戲劇方面，從《七十三家半房客》到《威尼斯人要買樓》，本土故事有情味有視野；音樂方面，無論是資深的李峻一或是生力軍Catalyzer都把社會問題寫進流行曲中；電影方面，《奧戈》成功地把土生故事帶到國際舞台，《無花果》則漂亮地示範了一次港澳合作。
“我回來澳門本來以為可以靜吓，點知呢邊都咁多嘢發生。”《無花果》中的阿家說。
雖然近年有不少本土獨立電影出現，但《無花果》仍然令人眼前一亮；亮點包括經常遊走港澳的獨立導演崔允信的平實有力的影像、曾寫出《天水圍的日與夜》的呂筱華的大膽而細緻的劇本，還有電影對澳門的破格呈現。
最近，不少觀眾為電影《孤星淚》掉眼淚。這淚水，到底是為了電影的人物劇情，還是為了電影外的真實世界？
大多數人認為，分析電影就是討論劇情、演員，導演手法等屬於電影“內部”的東西。但其實，電影以外的那個世界——觀眾所處的時代氛圍，以及電影被閱讀的社會脈絡——往往也很重要。
廿一世紀的“感覺結構”
莫言得諾貝爾獎，自然值得慶賀。然而，此事卻引起不少爭論，其中涉及這次得獎的政治原因。有人說，不要將諾貝爾獎政治化，更不要將文學政治化。然而在這世上，從出門能否順利搭到巴士到豬肉的漲價，又有甚麼跟政治沒有關係？不過，這裡我要討論的，倒不是狹義的政治，而是廣義的政治——文化政治，也就是政治如何介入文化，而文化又如何介入政治。
你未必知道的《紅高粱》故事
當我們在訴說過去的時候，其實往往是在書寫當下。
在最近的釣魚台爭議下，中日之間的歷史再次成為焦點。對比內地的反日暴動與種種不理性的行為，港澳人在支持捍衛釣魚台主權之同時，並無過激行為。是的，香港人不是全沒國仇家恨，只是，曾身處殖民地的複雜處境中，香港人也看透了歷史的複雜。而這種複雜性，又可以從香港電影的亂世與梅艷芳身上的旗袍看到。
回到過去：梅艷芳的古典
“光復”、“淪陷”、“宣戰”、“血洗”、“漢姦”、“華夏不是東亞病夫”——以上措詞，不是來自電影或歷史書，而是最近的釣魚台新聞。釣魚台主權絕對要捍衛，但這種激烈情緒不禁令人思考：今天的中國人是活在什麼年代？難道是時光倒流，我們回到十九及二十世紀，面對清末的列國入侵、民初的動盪局勢、二戰的屍橫遍地？
愛情故事常被誤解，它向來被認為只是兩個人之間的事，與政治、社會無關。然而，情況恰恰相反，不同時代的戀人因何分手，不同地方的情人因何受折磨，往往都取決於政治社會因素：梁山伯祝英台的悲劇，是階級社會造成；魯迅的《傷逝》，控訴的是殘餘的封建思想容不下自由戀愛；《鐘樓怪人》的駝俠與吉普賽女郎，因為政權對社會弱勢的逼害而死；《帝女花》最明顯，是政治的改朝換代令戀人無法廝守。那麼，如果愛情發生在今天的澳門，這些故事又如何反映這城市的面貌與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