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時導演盧卡斯東特（Lukas Dhont），可說是近年來在坎城影展最受矚目的年輕導演之一，當年僅 27 歲的他，就透過電影《芭蕾少女夢》獲得坎城金攝影機獎與酷兒金棕櫚獎，去（2022）年則帶著《親密》回歸坎城，並把鏡頭對向了比利時鄉村的兩位 13 歲男孩──形影不離的里奧和雷米，原本是最好的朋友，彼此的關係卻因為同儕的眼光而開始變質⋯⋯
《親密》在坎城首映時已經受到熱烈的迴響，並在影展奪下評審團大獎，近期又受金球獎最佳外語片、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提名的肯定。而《親密》的傑出，不僅僅在於導演對情感的捕捉有多細膩，更是因為透過影像拍攝了「缺席」之物──我們可能已經忘記的親密關係，以及無法回望的凝視。
本文將分析長期於大銀幕上缺席的「前青少年期」男生友誼，如何於本片現身；並討論導演與演員，如何自然且無痕地展現真摯情感；並剖析國外權威影視媒體，對於角色「戲劇性轉折」的不同觀點。
- 小提醒：本文將提及電影部分關鍵劇情
長期缺席的「男性友誼」刻畫
在電影一開始，一份清澈無瑕的友誼先被建立了起來。
《親密》以一片黑畫面為始，我們首先聽到兩個男孩的聲音，說著不遠處有敵軍來襲；接著才看到畫面，原來是兩位男孩躲藏在廢棄建築物裡，正在對抗想像中的敵人；然後他們奔越花海、逃離敵人，隨著滑順的攝影機運動，觀眾一起落入了里奧和雷米的想像世界中。
在暖色系的陽光下，我們觀察著他們的日常生活，兩人一起玩耍、同床相擁，鏡頭多數時候緊緊地跟在臉部特寫，里奧和雷米或快樂、或傾慕、或欣羨，不必言說，也不用多餘的陳述，便能表達兩人的所思所感。
這樣的親密感之所以難得，在於少有電影願意花篇幅刻畫前青少年期男孩的互動模式。導演盧卡斯東特參考了美國心理學家諾奧比魏（Niobe Way）的《深藏的秘密：男生友誼與情感連結的危機》（Deep Secrets: Boys’ Friendships and the Crisis of Connection）一書。
書中提到，前青少年期的男性友誼其實相當親密：當研究者請男童形容他們的友誼時，他們所述的關係十分親暱、並時常互相傾訴秘密；然而到了青少年時期，所有男生似乎都失去了坦然表達親密關係的能力。
該研究指出的情感危機，不但為理解男性友誼提供了新框架，更能解釋為何這樣的男性友誼形象，長期以來在主流電影銀幕中缺席，就算有相關的情節，也往往將兩名男性的親密關係導向「愛戀」來詮釋。
然而，《親密》不再踏入同樣的窠臼，因此電影前段的成功，就在於它的目標明確，並將「解讀兩人關係」這道課題留給觀眾。導演所做的，不過是透過填補缺席的友誼形象，以呈現一個普世經驗：和他人真誠的情感連結。
如何自然地呈現真摯情感？
以拍攝細膩情感見長的盧卡斯東特，在電影後段無疑捕捉到男孩成長路上的滿路荊棘。
他們生活的小小世界像是泡泡般，保護著二人，不受外界侵擾。接著，電影展現保護膜被戳破的過程：當里奧和雷米進入新環境、面對新同學，兩人緊閉的小小世界必然被外界打開。
舉例來說，在一個大遠景鏡頭中，兩人身旁多了許多同學，原先的興奮氛圍也多了些侷促不安，鏡頭拉遠再拉遠，直到兩人也變成校園景觀中的一份子。光是一顆鏡頭，就能呈現兩人情感並暗示融入群體關係的過程，同時也預示了未來劇情的走向，手法精湛。
在新環境中，里奧與雷米親暱依舊，卻也招來了一些疑問。其中一個女孩毫不諱言地問：「你們兩個在一起嗎？」這一句話讓里奧關注起自身在外界的形象，因此他開始關閉起自己感性的一面，而去接觸那些「多數男生會有興趣的事物」──打電動、加入球隊。當里奧開始調整自己身體的姿態、匍匐地尋找符合社會常規的行動方式時，他漸漸地疏遠了不屬於那個陽剛世界的雷米。
《親密》讓我們在里奧做出這些令人心碎的決定時，仍能同理他的處境，於是觀眾就這樣凝視著生命的掙扎，卻無力指出誰是可責的一方。季節的嬗遞也對照兩人的親疏關係，秋冬到來，里奧漸少和雷米接觸，雷米此時出現在大遠景的鏡頭裡，成為里奧人生中的配角。
而觀眾之所以能被這些幽微情緒說服，必須歸功於飾演里奧的伊登丹布林（Eden Dambrine）、飾演雷米的古斯塔夫德韋樂（Gustav De Waele）驚人的演出，而這或許也代表了東特的另一項導演長才。
東特曾分享他在電影前備作業時，會花大量的時間和演員相處、了解彼此的個性；再者，其劇本僅記錄下事件發生的順序，並沒有太多台詞，如此安排就不會把劇本預設好的台詞塞進角色的嘴巴裡，而造成素人演員的表演彆扭不自然。
在講求自發性的創作、讓演員們自由發揮的情況下，東特得以捕捉真誠不矯造的情感，也讓每一次細微的眼神及表情，皆奇蹟似得自然呈現，使得人物的情感得以不被攪擾地傳遞到觀眾身上。
透過這種自然的特質，《親密》裡一幀又一幀的臉部特寫，提供觀眾「共感的道路」，使人們能在故事中找到認同，擴展故事的普世性。而這就是《親密》的細膩之處，它面對事件的不可預期性和複雜性時，不但得以具體捕捉當下的情感，還能讓觀眾反思自身人生裡曾經愧疚的種種，極度不易。
《親密》的故事，終究有關那些失去的友誼，尤其是長期在銀幕上缺席的男性友誼。若回過頭看那份少年男性友誼的研究，其中一位受訪者 Justin 說：「（我最好的朋友和我）愛著彼此，你心中深處就是有那麼一個你無法解釋的東西⋯⋯，我猜人生中，兩個人能真的了解彼此，然後信任、尊重以及愛著對方，它就這麼發生了，這是人的本性。
而《親密》從風格到文本，正是記錄並展現著那種發自本性的情感，與其自然和多樣性。
劇情爭議：真實情感，還是情感剝削？
即令本片擁有親切細膩的特質，在劇情上的安排卻仍引發爭議，部分觀眾對故事中段的悲劇性轉折有異議，而筆者也將在此段落回應相關的批評。
東特的前一部作品同樣發生過爭議：《芭蕾少女夢》因結尾主角自傷的轉折，大受跨性別族群的批評。此次，《親密》的爭議則聚焦於一個主人翁的死亡轉折，反對者認為這個安排毫不必要，這樣的再現不但可能引發負面效應，把角色作為一個「情節裝置」（Plot device），也等於剝除了這個角色的真情實感，亦不道德。持該論點的評論家來自《Indiewire》、《Los Angeles Times》等媒體。
然而弔詭的是，當批評者多以此論點對本片做出強烈批判時，亦有另一派評論者認為本片真誠地反映出酷兒的生命經驗，甚至認為電影面對這個問題，本身正是最大的成就，持此論點者包括《The Hollywood Reporter》、《The Telegraph》。對於同一個轉折的處理，不同評論家有著如此殊異的評價，相當有趣。
而就筆者的觀察來看，本論爭似乎掉入了某種討論無法合致的泥淖，尤其在如此敏感的議題上，一方認為的「真情實感」反而是另一方心中的「情感剝削」，而若我們持續在這個問題上短兵相接，恐怕無法真正達到評斷《親密》達成的美學成就之目的，因此我們需要提出另外一個框架來理解和討論這個劇情轉折，才能脫離評論的困境。
據此，筆者認為論其死亡轉折究竟該褒該貶時，不該僅看那個轉折發生了什麼事，而應該向前後觀望，以電影整體的邏輯來判斷之。這也代表著我們不能單單以該特定情節表面上的事件據以評斷，而應當通盤觀察。
我們所知道的是，電影要怎麼再現死亡，一直都是一個難題，它的難處在於它永遠是要面對一種非存在（non-being）、一種缺席，這種缺席終究是一個超越我們身為活著的個體可以感受到的經驗，亦即它超過我們可感、可視的門檻。
《親密》安排的死亡轉折，也宛如在它的敘事上挖了一個坑洞，所有經過這個坑洞的觀影者必然會在這裡踉蹌受傷，同時也造成了本片正反的評價。因此，《親密》後段如何處理這樣的缺席便應是評斷的重點。
面對悲劇，我們看到里奧的悲痛透過一連串的運動和衝撞呈現了出來，他在雷米死後繼續打著曲棍球，不過他更加用力，並藉由高度動態的身體嘗試填滿雷米的不在場，不過這樣的嘗試終究僅是虛耗體力，甚至其所造成的反作用力讓里奧傷及自身，這種無處消解的情緒張力反而更顯示了雷米的缺席。
想要填滿這種缺席的還有雷米的媽媽，她漫遊至里奧練球的溜冰場，也和里奧在雷米的舊房聊天，雖然言語中對里奧未有責備，但在演員愛蜜麗德奎恩（Émilie Dequenne）的精彩演繹下，其疲倦的眼神仍透露出想尋求解答的欲望，這個眼神也讓里奧在愧疚與自責之中愈陷愈深。
最終兩人在一場林間的戲，成為全片最揪心的時刻。里奧終於向雷米的媽媽坦白他對雷米的疏遠，兩人相擁並潰堤，在這一刻，新的親密關係創立了，同時電影也不否認、或嘗試去填補雷米的缺席，等同給予缺席的主題哀傷中帶點溫暖的解答。角色經過一連串的自省，終究體會到缺席必然跟隨一生，未能填滿、無可解消。
在電影的基礎語法中，「正反拍」是電影拍攝兩人對話場面的經典作法──它是一個需要正拍、然後反拍才得以成立的語言。在電影的結尾，里奧重回花田，他回頭顧望，卻未有人能反視，在這顆長鏡頭中，沒有剪接、沒有回視，亦少了正反拍當中的反拍，兩人親密的語言便無法成立。
對於缺席的辯證，《親密》給出了一種立場：缺席者是不可視的，角色們必須學著和它的缺席、它的不可視過活。而在電影的結局中，創作者巧妙地用正反拍總結了這個立場。
回到前述劇情轉折的爭論上，筆者認為，《親密》已然充分探索了它欲處理的問題，無論是從死亡再現來論，或是處理其他角色所面對的缺席、愧疚等情感來看，《親密》都展現了十足的深意，邏輯也十分通順。
至於有關《親密》利用「情節裝置」操縱觀眾情感之批評，《Little White Lies》的評論文章中已有很好的回應：「我經常把電影製作視為操縱觀眾的過程，即影人透過使用所有得以運用的工具，來創造讓觀眾產生共鳴的東西。」
的確，電影必須透過各種風格、元素來達成特定功能，而《親密》正是透過這個轉折，提供觀眾通往理解生命的特殊窗口，在這個理解下，筆者認為《親密》是極度成功的。
執行編輯：曾聖軒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