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盪在西門町的歌聲》:歌廳、舞廳大不同,閱讀後對紅包場文化有了更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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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翻開《迴盪在西門町的歌聲》,我才發現自己根本搞錯了,雖然表演經常歌舞一體,但歌廳和舞廳其實是不一樣的。
文:黃郁書
當臺北市的鬧區西門町一帶華燈四起的時分,夜巴黎舞廳的樓梯上便響起了一陣雜沓的高跟鞋聲,由金大班領隊,身後跟著十來個打扮得衣著入時的舞孃,綽綽約約的登上了舞廳的二樓來,才到樓門口,金大班便看見夜巴黎的經理童得懷從裏面竄了出來,一臉急得焦黃,搓手搓腳的朝她嚷道: 「金大班,你們一餐飯下來,天都快亮嘍。客人們等不住,有幾位早走掉啦。」 「喲,急什麼,這不是都來了嗎?」金大班笑盈盈的答道:「小姐們孝敬我,個個爭著和我喝雙杯,我敢不生受她們的嗎?」金大班穿了一件黑紗金絲相間的緊身旗袍,一個大道士髻梳得烏光水滑的高聳在頭頂上;耳墜、項鍊、手串、髮針,金碧輝煌的掛滿了一身,她臉上早已酒意盎然,連眼皮蓋都泛了紅。── 白先勇〈金大班的最後一夜〉
六月的聯合文學新書,我讀了《迴盪在西門町的歌聲:紅包歌星的故事》。起初會對西門町歌舞廳有所認識和興趣,其實全都因為白先勇的《臺北人》,永遠不老、穿著一身蟬翼紗的素白旗袍、淺淺笑著連眼角兒也不肯皺一下的尹雪艷,以及刀子嘴豆腐心、宛如玉觀音在苦海普渡眾生的金大班。
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把青〉改編成電視劇後連俞涵飾演的朱青,郭軫之死讓她性情大變,來台後雖然不是在西門町、但也在軍樂隊賣唱賣笑。這些女子各個妖嬈美麗、八面玲瓏、深諳世事,懷藏數不盡的故事與滄桑,即使身為女性也為之傾倒著迷。
![《一把青》](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16/05/13064460_10201664043438676_2443446586195629753_o.jpg?auto=compress&q=80&w=150)
然而翻開《迴盪在西門町的歌聲》,我才發現自己根本搞錯了,雖然表演經常歌舞一體,但歌廳和舞廳其實是不一樣的。簡單而言,舞廳規定十八歲以下不得入場,歌廳則是老少咸宜的。或許因為歌廳在大眾觀念和媒體渲染下經常被誤會成情色場所,所以書中多次以緬懷昔日美好的語氣大力強調:傳統歌廳非常重視旗下歌手的聲樂歌藝才華,許多歌手甚至紅到日本、東南亞;歌手也自律甚嚴、不斷自我精進,維持極佳的風評形象;當時的賓客也都穿戴整齊、斯文有禮,充分表現良好教養。
這就要追溯起歌廳的歷史。民國五十年第一家正式成立的歌廳「國之賓」,場地寬敞裝潢豪華,耗資千萬進口高級音響和舞台燈光,並請來精湛的樂隊老師、從電視節目「群星會」走紅的名歌星,每天高朋滿座。
幾年後西門町又陸續新開了幾家規模相仿的豪華大型歌廳,各有專屬歌星、王牌、鎮店之寶。當時的主要客群是大陸籍的在職或退休人士,聚集在歌廳既是同鄉袍澤會,也是消磨時光、互相打氣。作為高級休閒場所,歸國華僑或宴客後也經常到歌廳、西餐廳欣賞歌星演唱老歌,重溫三零年代上海十里洋場的情景和感覺。
民國六、七十年,一些更新潮大膽的娛樂興起,例如清涼的流動式歌舞團、辛辣的「牛肉場」、地下舞廳、餐廳秀場等等,歌廳則維持著舞台上下的距離和賓主禮儀,豪華大型歌廳因而衰落、逐一退出市場,只有中大型平價親民式歌廳還在苦撐。
不過到了民國七、八十年,政府開始取締上述情色場合,歌廳又迎來了第二春,蓬勃興旺更甚從前,光在西門町就有十六家歌廳同時營業,還不包括附設舞台讓歌手演唱的西餐廳。這個階段的消費者主要是外省籍的現職或退休軍公教人士,退休的榮民老兵尤其多。書中訪問的多位歌手,都提起了她們與榮民老兵的相互關懷照應,至今還是感念著當初非常照顧自己的長輩伯伯。
當時很常見的情況是,許多榮民老兵遷台之後舉目無親、孓然一身,便經常到歌廳聽老歌,大家聚在一起,漸漸地把歌廳當作第二個家,把歌手當作女兒和家人一般關心照顧;而當他們逐漸老去、離世,歌手也會照料後事、出席告別式、甚至披麻戴孝,展現父女情誼。
另一段讓我印象深刻的故事,是某年夏天颱風頻繁來襲,但歌廳、西餐廳都會接到電話希望能照常營業,老闆和歌手一方面感謝他們捧場,一方面心疼這些孤家寡人的長輩在風雨天沒有其他去處、在家又獨自淒清,便也不放颱風假了,風雨無阻地相聚,一如他們在這時代的風雨飄搖中彼此扶持。
最初,歌廳和西餐廳都是聘請歌星登台演出,給予優渥薪資,也不要求歌星招攬賓客消費。然而,隨著環境和時代的改變,政府開放軍公教人員赴大陸探親,榮民伯伯逐漸年邁、行動不便、凋零,西門町各家歌廳和西餐廳的生意都差了許多,因此有了調整轉變。
首先是開始供應酒精飲品,歌廳逐漸從休閒娛樂場所變成交際應酬的場所。其次是實施「茶單」制度,讓歌手承擔賓客的飲食消費,而賓客則包高出消費金額的紅包交給所捧場的歌手,多出來的金額即是鼓勵,這便成了「紅包場」的由來。由於這樣的紅包和業績壓力,歌手也比從前更加頻繁地與客人互動、交流、拉近距離。
閱讀《迴盪在西門町的歌聲:紅包歌星的故事》,對歌廳的演變、紅包場的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然而,很可惜的是,書中雖然訪問了十三位資深歌手,描寫每位歌手的方式卻太過相近,每一個都歌藝了得、氣質出眾、人緣極佳、熱心助人,除了擅長的曲風和個人經歷略有不同,沒有明顯特色,人物顯得扁平。
此外,由於對歷史的描述和觀察夾雜在各個歌手的篇章中,前後有些紊亂、內容上也多有重複。讀完之後,又在網路上看了幾個訪問紅包場歌手的新聞和節目片段,一切才更立體鮮明了起來。
如今,西門町的歌廳僅剩兩三家苦苦經營。紅包場文化就快要走入歷史,不過,其中的本質和人性或許仍傳承了下來 ── 現今的追星、直播donate、甚至交友軟體,也許都算是相似的變形 ── 因為每個時代都有風雨飄搖的時刻,以及許許多多,漂泊、孤獨、正在尋找歸屬感的人們。
書籍介紹
《迴盪在西門町的歌聲──紅包歌星的故事》,聯合文學
作者:澤庵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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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新聞系畢業。曾任職日系電子公司十餘年,結交日本友人,開啟探究日本武士道的興趣。後赴中國投資設廠,鎩羽而歸,對人性有了更深體悟。曾受聘出任傳播公司創意總監。
【本書特色】
你知道紅包場的由來嗎?這是個你可能聽過,但不甚了解的產業,它就像祖父母時代的演唱直播平台,也具備鼓勵、捧場、打賞的意涵,不同的是粉絲可以和偶像面對面互動,把紅包直接交到歌星手裡,也能建立如親人般的情誼。
1960、1970年代,台灣與國際接連發生重大事件,風雨飄搖、動盪不安,人民的情緒需要一個宣洩出口,歌唱節目於是成為民眾的娛樂消遣,歌廳業也應運而生,歌聲迴盪,撫慰了顛沛流離的鄉愁。
紅包歌廳是大時代的縮影,見證台灣經濟奇蹟,曾在西門町盛極一時。三十多年過去,社會自由化,開放大陸探親,企業工廠出走,加上娛樂多元化,致紅包歌廳繁華落盡、逐一退場,西門町現存的紅包歌廳僅剩下三家。
本書獨家採訪十三位資深歌廳歌星與從業人員,聽她們娓娓道來,走過時代的故事,向讀者揭開紅包場的神祕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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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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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怒狂徒的崛起-專題之後】小市民對抗大政府,從荷蘭經驗看見人本城市的革命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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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面對廣大的城市議題,小小市民究竟能掀起什麼風浪?點進來看看1970年代的荷蘭是如何透過公民行動,由下而上驅動改變、擺脫車本城市的交通政策,化身為今日全球最廣為人知的人本城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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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路怒狂徒」波波繞了一遭,你也覺得某些路怒經驗似曾相似嗎?
其實,測驗中所有的題目、選項都是源自新聞報導、網路論壇、甚至是編輯親身的生活經歷。所以說,每個選項都是確切存在的真實(雖然多少經過編修)。但別誤會,專題的本意並非批判是非對錯,而是想讓大家在詼諧的互動中「看見」城市發展的不同意見與聲音,甚至重新思考──為了安全、舒適的城市空間,我們是否願意放下看似便利的自駕生活?
城市空間的發展是具備高度政治性的公共工程。街道的誕生不只必須納入決策者對市民生活的想像、居住者對空間的真實需求與期待,還要透過都市設計、交通運輸規劃、道路工程等一連串技術專業的實踐,才能將一切假設的、理論的、務實的元素夾雜在一起,形成現今的城市樣貌,構築獨一無二的街廓紋理與生活文化。
投身人本環境倡議多年的趙家麟教授多次在公開演講分享,「什麼樣的城市環境,就會衍生出什麼樣的行為。」甚至援引個人在英國的生活經驗,說明外在環境對個體行為的塑造力究竟有多麼巨大。從這個角度來看,「行人地獄」的根本原因並非人的觀念、素養正確與否,駕駛技術好或不好,而是城市空間能否「引發」好的行為。若缺乏相對應的空間,就算法規再完善、觀念再進步,人們都只能學一套、做一套;但若空間正確了,那麼制度、觀念就能更輕易地跟上。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應該重視,而且必須重視「以人為本」的城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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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而上的城市革命:從荷蘭經驗看見改變的可能性
或許多數人都同意城市議題的重要性,但更令人遲疑的問題是,身為平凡無奇的小小市民,究竟能在都市規劃這般大尺度的公共事務中掀起什麼風浪?或許,你可以先聽聽荷蘭的故事。
1950年代,戰後經濟逐漸繁榮,汽車開始成為人們最主要的代步工具,不少政府官員也將汽車視為未來趨勢。為了讓城市容納更多的汽車,荷蘭政府開始效仿當時最先進的美國城市,將生活區、工作區分離,並大量規劃如高速公路、停車中心等車本設施利於市民通勤。這段時期,城市朝著「為汽車開大路」的方向發展,社區被拆除、運河被填平,一切阻礙車輛通行與降低交通效率的因素都被排除──行人與自行車的空間也受到嚴重擠壓。
![a7w15-5jigi](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24/5/4uk0y2qddt0ecu7r0sy6yg9y6fyaay.jpg?auto=compress&q=80&w=150)
然而,城市「現代化」的代價就在不久後浮現──逐年攀升的事故死亡人數。
到了1970年代,最高峰時死亡人數高達3000多人,其中約有400多位兒童。前所未有的統計數字引發大量公民的關注,並伴隨著一篇又一篇的社論文章的刊登,引發了影響深遠的公民行動──人們走上街頭、佔領街道,異口同聲地要求一個更安全的城市。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Stop de Kindermoord(停止謀殺兒童)」的大規模抗議運動。經過漫長的倡議與社會溝通,最終荷蘭政府的交通政策終於大幅轉彎,開始著手如減少車道數量、把空間還給行人與大眾運輸等一系列的城市修復工作。
![Aktiegroep_Stop_kindermoord_bezet_kruisp](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24/5/j9kt1k2v2rmdexxut8galtztd3xjvw.jpg?auto=compress&q=80&w=150)
回顧這段歷史,為什麼政策會產生如此轉變?答案很單純,因為人們意識到,事故死亡人數攀升的根源並非孩子不受控、也不是駕駛素質低落,而是城市環境出了什麼問題。
當城市議題受到大量關注、討論,甚至形成輿論與集會,制定都市計畫的決策者、決定城市模樣的專家們就不得不去思考、回應,從而做出改變。或許當下的變革無法精確的切中要點、解決問題──但至少是個開始。
就像荷蘭從抗爭、討論到真正落實也經過好幾年。當他們一步步走到今天,「以人為本」已經不只是城市的精神,更是內化於居民日常的生活文化。若當時人們因覺得不可能而放棄討論和表達,現在我們就看不見如此美麗、宜居的阿姆斯特丹,荷蘭也不可能成為全球「人本城市」領域的標竿。
儘管荷蘭的城市是受到決策者支持才變成今日的人本城市楷模,但一切的起點,仍然是1970年代時,所有公民對空間的需求與憤怒。這便是此次專題更深層的意涵──希望讀者把憤怒展現在系統互動之中,將意義和理解帶回實際生活。不見得人人都要大聲抗爭,當越來越多人對城市的樣貌有相似的想像,改變就可能會發生。這是荷蘭的經驗,也是實踐人本城市的唯一捷徑。
![shutterstock_2177418631](https://image1.thenewslens.com/2024/5/11dw99rok7v9dvmoc0awp4varr19ir.jpg?auto=compress&q=80&w=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