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宏、羅翔、陳碧和李紅勃都是中國政法大學的老師，也是相交二十多年的老友。年輕時，他們一起學法律、喝酒、侃大山，中年時一起寫法律評論，參與社會現實，向普通人普及法律知識。
四人所學領域不同，經常切磋法律意見，時常爭吵。也會合作寫稿，為對方細心地擬標題、挑錯字。人們經常會在一些重要的社會議題討論中看到他們的文章，那些文字有時候可以帶來巨大的回響，有時候毫無聲息，但他們一直在寫。
聲音和文字都是柔弱的，社會現實更加堅硬，但在過去的幾年裏，盡管困難重重，性價比日益低下，這個小共同體始終沒有放棄一種越來越少見的、騎士般的道德責任：發出聲音，不計成敗，保護那一點點、脆弱的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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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張月
出品 | 騰訊新聞穀雨工作室
“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
和“虛偽的人道主義者”
今年3月10日，邯鄲一名13歲的初中生被三名同學殺害並埋屍，該案引發巨大的輿論關注，也在一個由四名法學教授組成的微信群裏引發了一場激烈爭論。
爭論的焦點是14歲這一刑事責任年齡是否合理：按照我國刑法規定，三名加害者均未滿14歲，不負刑事責任。但令公眾悚然驚心的是三名未成年人展現出的對於同類的殘忍：這並不是一場激情犯罪，為了毀屍滅跡，三名少年提前分兩次在廢棄大棚裏挖出了一個深達56cm的坑，受害人臉部被鐵鍬鏟得麵目全非。
河北邯鄲13歲初中生被殺害的案發現場 ©視覺中國
群裏分裂成了兩派。兩位男士——羅翔和李紅勃——對犯罪嫌疑人展現出了一種更加嚴厲的態度。羅翔覺得對人性中惡的懲罰不該用年齡嚴格劃線，應該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來判斷當事人是否需要承擔刑責，他後來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國在法律上推定不滿14周歲沒有是非對錯的辨認能力或控製能力，這種法律邏輯清晰明了。但是，法律的生命是經驗而非邏輯。如果經驗事實不斷地證明法律邏輯存在問題，那麽這種邏輯命題就值得修正。”
群裏的兩位女士——陳碧和趙宏——不同意這種觀點。陳碧專精於刑事訴訟法和犯罪學，她覺得羅翔“具體案件具體分析”的想法過於理想主義，難以實現。關於刑事責任年齡，她告訴我，中國在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已經借鑒了英美法係的惡意年齡補足製度，對刑事責任年齡做出了一種例外性下調，對於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人，如果實施了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行為，在符合特定條件的情況下，應當負刑事責任。尚不知道邯鄲案是否適用這一條款，“我們覺得（邯鄲）這個個案能突破就突破，突破不了的話，也不能夠超越法律去嚴懲（他們），隻為了滿足大家的這種憤怒感或者正義感。”（作者注：在我們交談之後的一周，4月8日，經最高人民檢察院審查，依法決定對犯罪嫌疑人張某某、李某及馬某某核準追訴。這意味著2021年的條款在該案中被適用。）
趙宏則專精於行政法，她告訴我，最近和年邁的父母聊起這個案子，父母也非常憤慨，認為應該“把這仨小孩斃了”。但趙宏和陳碧都覺得，當孩子展現出超出人們想象的惡時，更應該探究的是，這些孩子是如何成為“惡魔”的。她們注意到，這幾個孩子都是留守兒童，趙宏查過資料，目前中國有1080萬留守兒童，籠罩在這個群體命運之上的是一個巨大的、不能（或很少能）為他們提供支持的社會環境：戶籍製度、教育製度、城市治理模式……“如果你越強調個案的惡劣，你就會以為隻有這一個人、這一件事兒，你會忽視這背後其實是一個巨大的群體。”
她倆在群裏說完後，羅翔劈裏啪啦反駁：“你們說得都對，留守兒童也對，戶籍製度也對，但是有什麽用？到最後，案子也解決不了，社會問題也解決不了。”陳碧和趙宏覺得羅翔是“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羅翔則將她倆稱為“虛偽的人道主義者”，更刻薄一點，是一種“白左的偽善”。
這場爭論沒有達成共識，於是四個人都各自寫了法律評論文章，很有針鋒相對之意。當然，這沒有影響他們幾個人在一周後相約在景山公園踏青，初春的北京天氣晴好，遊人很多，羅翔戴了口罩，還是被人認了出來，他們隻好選了一條僻靜無人的小路，一邊爬山一邊吵架。
這是他們相處的常態。四個人都是中國政法大學的老師，趙宏、羅翔和李紅勃是在政法大學讀研時的同學，住一棟宿舍樓裏。陳碧加入得比較晚，是來法大任教後才認識了其他三人。四人性格各異，所學不同，但這段友誼從他們的青年時代頑強而堅固地維係到了中年。早年一起喝大酒侃大山，中年一起寫普法性質的法律評論，常有爭吵，也常批評對方的文章寫得不行，但這不影響他們頻繁相聚，每年為彼此慶祝生日。
左起依次為羅翔、趙宏、陳碧、李紅勃 © 趙宏
在抵達崇禎皇帝上吊的歪脖子樹之前，關於邯鄲案，這場爭論終於獲得了一點微弱的、也是無奈的共識：在複雜而無限的社會現實麵前，法律能解決的，或者能保護的，終究是有限的。
但這種有限依然值得被捍衛，今年2月，他們四個人一起在鳳凰網“風聲”開了一檔新的評論欄目，名叫“法治理想國”，向公眾普及法律常識。這是他們在澎湃新聞“法治的細節”欄目後開的第二檔欄目。媒體人張豐曾在“風聲”擔任編輯，早年曾向這幾位老師約過稿子，在張豐的印象中，過去十幾年，願意在公共領域發聲的大學老師越來越少了，“文科教育陷入一種‘自生產’模式，不關注社會，不關注真實的生活，埋頭搞學問。”在這樣的背景下，這幾位老師仍然在一些社會熱點問題上努力發聲，“他們耐心地告訴公眾，如果真的按照法律，我們的社會應該是什麽樣子。”張豐說。
這種發聲在很多時刻需要的不止是專業知識，還有勇氣。去年9月，《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公布於中國人大網上，麵向全社會征求意見。這是一部和普通人生活關係極為密切的法律，不亞於民法典，趙宏、陳碧和羅翔都從不同角度寫了評論。
趙宏的文章在草案公布後的第二天上午發表在媒體上，事後去看，這是關於《修訂草案》最早也最快的一篇專業法律評論。她十分熟悉這部法律，在過去的幾年裏一直關注修訂進展。草案公布的當天下午，她推掉了所有安排，在書房拉上窗簾，開了小台燈，花3個小時一揮而就4000字的評論。
在中國整個法律體係中，《治安管理處罰法》素有“小刑法”之稱，它處理的是普通人的“微罪”，也就是那些尚未構成刑法處罰的違法行為。在中國，每年平均有862萬件治安案件，約是同期刑事案件的7倍以上。相比起其他領域的法律處罰，治安領域的處罰更加強勢，它賦予了警察行政拘留的權力，即對人身自由的限製。在大部分國家，這種限製通常都需要司法機關的審核，目前隻有中國與奧地利可以由公安機關直接作出。曾有學者做過研究，行政拘留在中國適用的範圍很廣，862萬件治安案件中，超過50%都對當事人進行了行政拘留。
趙宏看完全文的最大感受是，《修訂草案》在原本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了處罰範圍和處罰力度，應受處罰的行為從原本的的54條增加到了62條，而行政拘留幾乎適用於所有應被處罰的行為。它們共同增加了法網的經緯，將其編織得更小更密。
這意味著，“很多人可能一不小心就違法了。”比如新增的第56條規定私拆包裹也可被行政拘留，草案公布那天，因為快遞員送錯了，趙宏就不小心拆了鄰居的包裹。
“你拆個快遞、和鄰居吵架、裝修發出噪音，這都有可能觸犯《治安管理處罰法》。一旦留下被拘留的記錄，就不能考研、考公、評優，甚至影響三代，會改變很多人的人生軌跡。”趙宏說。她在過去的幾年裏一直呼籲治安管理處罰記錄消除製度，郵箱裏經常收到很多與此相關的郵件，有一位基層工作者告訴她，自己曾在十年前受治安處罰罰款500塊，但直到2021年單位的評優中，仍然被一票否決。趙宏記得，那人在郵件中痛苦地問道：“趙老師，有一次錯誤，就要這樣記錄一輩子嗎？”
新增的處罰行為自然還包括後來引發巨大輿論波瀾的第34條第2、3款，即在公共場所穿著或佩戴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服飾和標誌，可被行政拘留。這讓很多人想起，2022年底，蘇州一名女生因身穿和服在路邊拍照遭到警察大聲訓斥，“你穿漢服可以，但穿和服不可以，你是個中國人，你是中國人嗎？”隨後警察以尋釁滋事的理由將女生帶走。
趙宏當時就此事寫過評論，在她看來，在當時還尚存的解釋空間，如今已被新的34條堵上了。此外穿衣往往代表著人的某種表達自由，這同時意味著，“懲罰的範圍從我們的外在行為擴張到了內心秩序。”
趙宏記得，《修訂草案》公布後，行政法學界後來開過一次研討會，一位老師在會上說，他查閱了所有的法律條文，“到現在沒有一部法律明確規定什麽叫做中華民族精神、中華民族感情。”“沒有寫明就會給一般公眾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也給執法者提供一個巨大的處罰空間。”趙宏說。
文章推送後，趙宏把它轉發到了自己的朋友圈，然後就放下手機，陪兒子上鋼琴課去了。彼時還沒有太多同行關注這次修訂，她曾把《修訂草案》新舊文對比發到一個行政法老師的群裏，反應寥寥。但2小時後再回來，趙宏發現朋友圈幾乎都在轉發這篇，微信的聊天頁麵有好幾屏紅點，很多學生跑來關心她：“趙老師你還好嗎？千萬別被噴子罵啊。”
陳碧的評論則是在火車上寫的。趙宏的文章引發關注後，鳳凰網“風聲”前主編靳麗萍想再約一篇評論，當時是中午，陳碧正在火車上，但她告訴靳麗萍：“我爭取4:30下車之前給你。”陳碧和趙宏商量了一個更加“客氣溫柔”的角度，隻分析立法語言的模糊性會導致執法者在現實當中很難操作，可能會導致“同案不同判”的後果。在高鐵上，她鍵字如飛，在下午2:16寫完了一篇3000字的評論，用手機熱點發給了靳麗萍。
在文章結尾處寫道，陳碧寫道：“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感情是什麽？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是內化在我們的公共生活和感情裏，它沒有那麽弱不禁風，更用不著緊張和焦慮。”
幾天後，羅翔又從刑法的角度寫了一篇更加溫和克製的《微罪治理的入與出》，他寫道：“刑法起源於兵法，但兵法的最高境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攻心為上。懲罰措施不是越重越好，當然也不能越輕越好，必須平衡懲罰不法和保障人權這兩個價值，不審勢即寬嚴皆誤。無論如何，法律人必須戒除對重刑主義的成癮性依賴。”
在《修訂草案》公布後的那一周，多位知名法學學者都對《修訂草案》發出了質疑的聲音。趙宏告訴我，網上有許多人罵她和陳碧、羅翔是精日分子，把他們的名字掛出來，“說我們寫這個東西就是為了支持穿和服。”不過也有另外一種回響，在9月30日征求意見截止前，有99375人在中國人大網上留下了125962條意見，是近三年參與人數之最，遠遠超過其他麵向社會征求意見的法律。該事件被中國人民大學公法研究中心列入“2023年度中國十大憲法事例”。
去年9月11日，人大法工委發言人對此作出回應：“社會公眾通過正常渠道對法律草案提出意見，是群眾關心和有序參與國家立法工作的具體體現，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對此真誠歡迎……社會公眾和有關方麵對其中引起關注條款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法製工作機構將認真梳理和研究，提出修改完善或者妥善處理的建議。”
信使的宿命
澎湃“法治的細節”主編單雪菱和四人合作多年，在“法治理想國”啟動之前，他們的文章大部分都發表於“法治的細節”欄目。她向我總結四人寫作風格的區別，那和他們的個性息息相關。
羅翔身上有著最強烈的理想主義氣質，文章也是如此，“他的套路是從案件至法條再至法理，最後上升到政治哲學，結尾一定是‘惟願公平如大江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也因此，他在群裏被大家戲稱為“法治之光”。
趙宏是那種眼神和聲音都很柔和的人，但有著鋒利的筆鋒，常讓朋友為她捏一把汗。因為研究德國公法的關係，她的文章擁有更加嚴謹的邏輯性，注重對法律條文體係、邏輯和字句的分析。同事常推薦不擅長寫學術論文的學生去讀趙宏的評論，“那幾乎不能叫隨筆，而是小型學術論文。”
陳碧最自由，不太在意外物，幾年前在評副教授的過程中，她徹底厭倦了學術圈的遊戲，此後再也沒有寫過學術論文。她的評論文章很少闡釋複雜的法理，也幾乎不炫耀專業術語，非常擅長寫深入淺出的故事，常有神來之筆，是群裏的“金句王”。李紅勃是四人中最溫和的一位，文章也寫得平實克製。
趙宏告訴我，盡管具體的法律意見常有分歧，但他們四人擁有相同的價值立場。她研究的行政法、羅翔的刑法、陳碧的刑事訴訟法、李紅勃的法理，都統一被歸入公法的範疇，公法調整的是國家權力與個人的關係，與之相對的私法如民法、商法等調整的則是平等主體之間的關係。“學習公法的人始終會對權力心存芥蒂，也會時時防禦公權不受約束的擴張而對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吞噬。”她說。
她和我講起此前與兒子的一次交談，在兒子的理解當中，法律的作用就是抓壞蛋，而她告訴他：“法律最重要的是要保護那些弱小的人不被強大的人所欺淩。”
李紅勃習慣在隨身包裏放一本薄薄的、紅色封皮的憲法，在他看來，規定了基本權利的憲法是普通人的倚仗：“我們有的時候不是特別關心所謂大的東西，政治家或者軍事家有一個大思維、大的方向，但我們把個體的尊嚴放到邏輯的起點，法律人你得守住個體的尊嚴。”
不讓個人的權利被他人、體製所糾纏和貶損，這形成了他們幾人普法寫作的基本立場。
2018年，耽美作者“天一”因製作、販賣黃文被判有期徒刑十年零六個月。這一判罰在當時引發了巨大的社會爭議，被評價為“寫小黃文比強奸判得還重。”羅翔和陳碧在群裏討論這個案子，很希望為“天一”減免一些刑事責任。這時，趙宏想起自己早年曾譯介的巴赫爾案。
澎湃新聞“法治的細節”專欄
巴赫爾是奧地利的一名妓女，二戰後將自己的親身經曆寫成了一本色情小說，該書一度被德國列為禁書。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法官在最後的判決中稱：“藝術與色情並不互相排斥，因為對於藝術的界定，並不依賴於國家對藝術作品風格、內容和水準的控製。”換言之，是否屬於藝術並不能以大眾的情感、認知和倫理標準去判斷。藝術既與色情互不排斥，也可能與道德互相違背。即使是色情作品也依舊可能屬於藝術自由的保障領域。
幾人在群裏討論後，覺得這是一個最有說服力的角度。這篇評論發表在澎湃新聞“法治的細節”欄目。那時趙宏剛開始普法寫作沒多久，單雪菱給她轉來讀者的評論，有人讀了落淚，身邊突然也一些人偷偷告訴趙宏自己是腐女，很感謝她寫了這篇文章，“她們覺得自己得到了一種尊重和認同，他們沒有想到一個法學老師會來說這個東西是憲法保護的權利和自由”。
對個體權利的維護也包括了那些犯錯的人，也因此，他們的觀點有時會挑戰普通人樸素的正義觀。2022年，杭州公安在網上實名公布了一批地鐵猥褻者的名單，在某媒體發起的微博投票“杭州公布色狼完整姓名合適嗎”中，參與投票的近71.1萬網友中，有97%的認為公開色狼姓名是合適的，隻有3%的網友認為可能不妥。
趙宏覺得，在已經對猥褻者做出拘留決定後，再對其處罰進行公開，讓其“社死”，是一種過度懲戒。她寫道：
對個人尊嚴的保護，並不能因為行為人曾有違法或犯罪行為而有所區別……如果我們今天允許可對某些人的人格尊嚴予以剝奪，可通過將其“公開處刑”而予以羞辱，那麽明天可能引發的就是更大更無可抑製的滑坡。
一個月後，趙宏的一個師弟告訴她，他和當地的一位領導吃飯，對方說關注了這篇文章，擔心引發輿情，把實名公布的名單撤掉了，以後類似的也都不再進行公開。
有朋友曾調侃趙宏，他們總是為“黃賭毒”代言。也因此，他們也熟悉了隨之而來的網絡罵聲。去年羅翔和李紅勃各自寫了文章，呼籲取消犯罪附隨製度（一人犯罪受到刑事處罰，影響其子女、親屬參軍、考公、進入重要崗位的規定），文章發出後，在網上招來鋪天蓋地的罵聲。很多人認為這是在“聲援”犯罪分子，遇到這種情況，李紅勃也隻好安慰自己，“別人的言論自由也是我要捍衛的權利。”
陳碧有一次鬱悶地跟女兒說，網上有噴子罵我們，女兒說，你們自己不就是噴子嗎？她迅速把這個稱呼發到了四人群裏，大家咂摸了一下，竟然覺得很貼切。“我們寫的大多數評論意見屬於‘噴’法治現狀，是典型的壞消息，不受歡迎的結論，屬於人家不愛聽什麽就說什麽。”
她給我講到了花剌子模的故事，傳說中亞古國花剌子模有一風俗，凡是給君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升，給君王帶來壞消息的信使，則會被送去喂老虎。被罵得多了，他們也淡定了許多，“信使的宿命就是如此，隻要不砍頭，被罵幾句又有什麽關係呢？”
自知作用有限
還要積極投入的使命和勇氣
如果要追溯寫作（以及這段友誼）的起源，可能要追溯到十幾年前的讀書會。那時候趙宏、陳碧、羅翔和李紅勃都還是剛入職大學沒多久的青年教師，年輕，貧窮。他們都喜歡看書，不記得是誰最先提議的，大家決定一起辦個讀書會，互相督促，看一些比較艱深的書。他們四個人每周約在車公莊附近的一個茶館裏，一百塊錢一壺茶，送瓜子，誰兜裏有錢誰買單。
趙宏記得，讀書會看的第一本書是馬克思·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看不懂但是拚命看”。她有一次提議看村上春樹（她最喜歡的作家），這個提議遭到了大家的鄙視，陳碧提議看東野圭吾，羅翔無言以對，說讀書會別辦了！
那時候的羅翔已經展現出後來那種強烈的理想主義，驕傲，有才華，時常有一種對社會現狀的熾烈憤怒，然後喝酒。“他就覺得要改變中國，改變法治，會有這樣的理想。”趙宏說，彼時身邊很少有人能理解這樣的熱血和憤怒，“就覺得這個人怎麽這麽憤世嫉俗。”
趙宏沒有那樣的宏願，隻有很樸素的人生規劃：把學術做好，多發點論文，早日評上副教授，“除此之外呢？”我問，她想了想，“趕緊找個男朋友。”
陳碧看上去最無欲無求。趙宏記得自己第一次在讀書會上認識陳碧的場景，對方穿著精致的白色小靴子，抽煙，有一種酷酷的、玩世不恭的神情。她愛吃愛玩愛漂亮，業餘時間在天涯上連載小說，這在很多人看來多少有些不務正業了，但她並不在意。
李紅勃是四人中最內斂的那個，話不多，是聚會時默默照顧大家的人。比起擁有才華與個性的好友，他形容自己時，用到的詞匯是平庸。他喜歡法律，但在很早的時候就認清了一個現實：自己也許做不了頂尖的學術研究，於是他希望自己至少成為一名好老師。
無論是否擁有才華和野心，這些意氣風發的年輕人很快都在沉悶的學術體係中遭遇挫敗，論文發表艱難，職稱評級落選……羅翔在一篇文章回憶過，四個人曾在讀書會上探討，如果一輩子都是講師，他們能否從容盡職地做好一名老師。他們相互鼓勁兒，努力成為稱職的老師。
講師收入微薄，為了增加收入，趙宏、羅翔、李紅勃還曾做過幾年法考的老師。那時候還沒有網課，每年集中在暑假七八月份講課。李紅勃記得，他們幾個年輕力壯，便宜好用，那兩個月，他們幾乎每天都在坐飛機飛往不同的城市，經常淩晨三四點的飛機落地，睡不了幾個小時，早上八點就要進教室講課，一講就是七八個小時，“每天都是扶著牆進去，扶著牆出來。”他說。有許多同行瞧不上他們這種奔忙逐利的行為，但得益於這段經曆，他們幾個人後來都成了大學裏很受學生歡迎的老師，都拿過學校裏教學優秀的獎，“就是那時候市場訓練的，因為你講不好就被市場淘汰了。”李紅勃說。
與此同時，羅翔希望更多地參與社會現實，2017年，他開始寫普法文章，他先後寫了刺殺辱母者於歡案、昆山於海明反殺案等。他一直試圖勸說其他人一起來寫普法文章，遇到刑法之外的法律問題時，他會在群裏問其他人。其他人巴拉巴拉講一堆，羅翔說：“這應該你來寫啊。”
在所有的法律問題中，最常遇見的是行政法方麵的問題，但研究行政法的趙宏卻是三人中最難攻克的。她記得有一次，羅翔給她打電話，說當事人要過來，案子涉及到行政法，趙宏當時忙著接孩子，說自己顧不上啊，羅翔馬上說那你接完孩子來家附近咖啡館，我和當事人在這兒等你。趙宏告訴我，很難不被這種極具煽動性的善良與同理心所感染，但當時的她對於麵向大眾的寫作充滿了猶豫，“一是我覺得寫了可能也沒有用，再來精力有限，你當時會希望自己寫出來的東西最後都能變成學術的KPI。”
四人中，趙宏被公認擁有最高的學術天賦。她研究的德國公法被普遍認為是現代公法的範本，有著縝密的邏輯、精致的理論和成熟的製度設計，像一部精密的儀器。趙宏喜歡讀那些精密咬合的邏輯和條文，她發現自己能像庖丁解牛一樣將它們拆解開來，“你發現好像比別人更容易發現裏麵所有的邏輯是怎麽回事，而且還能清楚地表達出來。”
趙宏 © 趙宏
趙宏覺得德國法就像巴赫的交響樂一樣，展現出一種宏大的美感，給她帶來許多智識上的快樂。很多年裏，她沉浸於自己的小世界裏，專注而認真地做學術。羅翔記得，他和趙宏都曾在德國圖賓根大學交流學習，他去了很多城市遊山玩水，而趙宏很少與他們一起出行，她總是待在圖書館裏，學習德語，查閱可用的文獻。
知識究竟何用？在很長的時間裏，趙宏覺得，那是一個人的智力遊戲，自己的任務是攀登一座陡峭的高塔。
在一趟從法大昌平校區回城裏的班車上，羅翔再度遊說她寫普法專欄。趙宏反駁他，說自己很認同毛姆的價值觀，在真、善、美的排序上，美是第一位的，“修習法律著書立說，說到底就是追求智識完美。”羅翔沉默了一陣之後說，美和真和善不是對立的，既然你認為美是第一位的，為什麽不身體力行地把自己的一生過成一種美？
她被這句話打動了，“我理解他說的美，不是智識上的優越、道德上的無暇，而是人之為人、對他人和社會的責任，是自知作用有限還要積極投入的使命和勇氣。”到現在，趙宏都還記得羅翔當時真摯的表情，人無法不被那種情感打動。
知識分子的責任
在後來不斷的寫作中，四個人都保持著持續的成長。他們經常交流法律意見。陳碧告訴我，她有時不太在意邏輯，趙宏會給她加幾句承上啟下的話，讓結構更加清晰。但陳碧經常能寫出有力量的金句，當趙宏覺得結尾不夠有力量的時候，會讓陳碧續一下結尾，有一篇關於健康碼的文章，陳碧給加了豪氣幹雲的一句：“人不是行走的健康碼，喘氣的核酸報告。”羅翔有一次給趙宏打電話，說你這篇文章應該再加一段什麽什麽，趙宏說你等一下，我拿筆記下來，“我感覺自己現在的刑法比以前好多了。”趙宏笑著說。
如果時間緊張的話，他們還會接力合作完成一篇評論。2022年，河南幾家村村鎮銀行的儲戶因溝通“取款難”後被賦紅碼事件發生，靳麗萍著急用稿，大家決定合作來寫，趙宏寫健康碼的機理與規製，陳碧寫隨意賦紅碼的刑事責任，趙宏從下午寫到傍晚，發給陳碧接力，陳碧在晚上十二點寫完了這篇稿子，第二天早上7點，羅翔又改了一遍有關刑法的部分，靳麗萍在那天早上八點收到了這篇評論。
隨著知名度越來越高，羅翔逐漸淡出寫作小組的日常管理，趙宏開始承擔這個責任。靳麗萍和單雪菱都告訴我，在高頻率的寫作中，趙宏逐漸展現出了一種主編的才華，一開始是她們來約稿，到後來趙宏經常主動發現熱點“選題”，“她是非常少見的那種既有法律專業的能力，同時又有非常強的新聞的直覺和視角的人。”靳麗萍說。
如果是趙宏不熟悉的領域，她會去找更專業的人來寫，周圍的老師和學生凡是有寫作才華的，都被她動員過一輪，靳麗萍有時候會收到趙宏特別開心的信息：“我給你約了個大師寫！”
單雪菱告訴我，除了約稿，趙宏還做了大量改稿的工作。有些學者寫來的文章“法言法語”，過於晦澀，並不適合公眾傳播，單雪菱想把稿子斃掉，但趙宏會自己吭哧吭哧改，“有時候幾乎等於是重寫。”這種改稿是無償的，單雪菱有時候想在文章最後加一句，趙宏對本文亦有貢獻，趙宏總是婉拒。趙宏告訴我，很多學者是第一次寫向公眾普法的文章，如果第一次就無法刊發，“這個人可能以後就不會再寫了。”
她鼓舞大家寫稿的方式很多樣。有一次，她約羅翔的學生、中國人民大學刑法學博士王泰人寫關於裁判文書網公開的評論發表後，閱讀量達400萬，她馬上告訴了王泰人，對方也很興奮，說趙老師我還想寫另一個問題。
2021年之前，陳碧的寫作頻率不算太高，幾乎可以說是隨緣寫，但那年她失戀了，趙宏知道後，馬上甩來一條李雲迪被封殺的新聞，問她要不要寫一個，她木然道：“可以”。陳碧在群裏說：“從今天開始，我不關心某一個人，我開始關心人類，關心中國的法治狀況。”趙宏在群裏熱烈捧哏：“陳老師重返江湖，希望大家能煥發出更大的活力！”
陳碧猛然變得高產，極大地激發了大家的寫作熱情，她記得，那一周裏，四個人各寫了一篇。陳碧激情澎湃，在多家媒體上發完一圈稿子之後，感覺很開心，“寫完以後就突然發現，個人的情愛算什麽（笑）。”
李紅勃有時候會羨慕朋友身上這種勇氣，他覺得自己很膽小，有時候不敢寫。但是，他說，“你有這樣的朋友，你就覺得自己不能去妥協一些東西，不要過於順從，一些底線不能突破，否則在朋友麵前你會覺得很丟臉，包括，”他頓了頓，“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量勇敢一點。”
他參與了許多具體的立法工作。他發現，溫和的自己好像慢慢變成了一個“反對派”。他記得有一次開會，立法部門請了包括他在內的十位專家來研討，一片讚美之聲，他最後實在沒忍住，把覺得問題很大的地方“從頭到尾批駁了一頓”。在我們見麵前不久，他剛剛給有關部門寫了關於恢複大學校園開放的建議書。
這個小共同體謹守著一種在當下越來越少見的、騎士般的道德責任：發出聲音，保護常識。當然，不可避免的，會有如影隨形的痛苦和自我懷疑。趙宏記得，2022年下半年，大家的低落抵達了某種極限，他們經常發表文章的欄目經曆了許多波折，羅翔也在被多輪網暴後近乎封筆，他的公眾號上更多地出現讀書分享和晦澀的學術論文。熟悉的人都能感覺到他的某種糾結和痛苦，“網暴、名聲給他帶來很多影響，他有時候也會怕，但同時他也厭惡這種怕，覺得自己怎麽可以這麽膽怯。”單雪菱告訴我。
在這種情況下，趙宏和陳碧商量著做一個公眾號，兩人想了好多個名字，最後決定起名叫“法律圓桌”，那來自於英國小說《亞瑟王》，亞瑟王擁有一張和世界一樣大的圓桌，召集來150名勇敢高貴的騎士，他們在戰場上衝鋒陷陣，在圓桌上討論內政，圓桌寓意著“平等”與“團結”。
新號開張時還是疫情期間。趙宏記得，當時兒子待在家裏，不能去上學，對著iPad上體育課，現狀堅硬而荒謬，某個時刻她也懷疑繼續寫作的價值，“你天天麵對現實，看不到盡頭，你就覺得很沮喪，很沮喪。”
她記得，在大家都陷入某種低落的時候，陳碧是最不容易絕望的那個人。她總拉著趙宏去逛街，店鋪不讓堂食，倆人就站在星巴克的門口端著咖啡嘮八卦，她跟趙宏講：“隻要沒關家裏，我們就要出來逛街，打包一個星巴克也行。”
比起信徒一般的羅翔和展現出強烈使命感的趙宏，對於公眾寫作，陳碧也是看上去更無所謂的那個。她平靜地告訴我，“如果你把那些責任意義講得太多，把這個事情看得太重，你會更加覺得自己的渺小，會更加失望，你會輸得更快。我覺得我們可能需要用更輕盈的方式去對抗巨大的不確定，我就是這樣的態度，我就是這樣的玩世，我做也可以，我不做也可以，你傷害不了我，我就可以繼續在縫隙裏麵做下去。”
她講起和羅翔早年的時候一起喝酒，那時他總有很多的痛苦，偶爾喝多了會哽咽，一開始陳碧安慰他，但次數多了，她忍不住損他，用詞有些刻薄，稱那是理想主義者深夜拍著床板發出的哀嚎，“理想主義者可以哭，但是哭完了不是應該爬起來繼續幹麽？”
趙宏和羅翔 © 趙宏
趙宏有一天跟陳碧聊起，太難受了，不想寫了。陳碧後來發了一首美國詩人布考斯基的詩到群裏，
什麽事情都不能拯救你
除了寫作。
它使四壁免於崩塌
阻止人群圍攏
它摧毀黑暗。
寫作是終極的精神病學家
所有神中最和善的神。
寫作輕手輕腳地走近死亡
它知道沒有退卻
寫作嘲笑自身，嘲笑痛苦。
那是最後的期望，
最後的
解釋性說法
圓桌不散 騎士永存
“什麽事情都不能拯救你，除了寫作”這句話，成了“法律圓桌”的slogan。趙宏告訴我，如果不是大家抱團取暖，可能誰也堅持不到現在。
和趙宏第二次見麵還是在同一家咖啡館, 她接了孩子放學後，匆匆忙忙趕來。前一天，她剛剛寫完了一篇評論，一名駕駛無牌電動車的男子被交警持警棍大力擊倒，男子摔倒受傷，事後交警被停職。他們幾個人討論，如果是一個普通人如此對待一名警察，還能僅僅停職了事麽？
這是一個極其簡單的案子，趙宏告訴我，放在三四年前，她不會選擇寫這種案子，“普通人都知道它違法，就跟刻在額頭上一樣明顯，我覺得就沒啥可寫。”彼時她更願意挑選一些更複雜、更具更爭議性的案件，“其實還是帶有很大的那種炫技的色彩，就覺得文章要寫得漂亮，要超越一般人的分析水平。”
但在經曆了過去幾年後，她的想法徹底改變了。那些曾以為不必再言說、已經樹立的常識與觀念，在現實裏如此地脆弱，“過去幾年為什麽我是比較難受的，我們做了那麽長時間的研究，你以為你的研究要跟國際接軌了，你做得那麽複雜，但其實現實裏連最基本、最簡單的東西都沒有解決。”
她現在經常寫那種司空見慣卻又頻繁發生的案件，不厭其煩地重複常識。而這也是他們幾個人共同的變化。以前寫文章他們喜歡引用一些名言金句，擺弄華麗的詞藻，現在這些變得越來越少了。他們好像不約而同地卸下了某種驕傲，寫作風格都變得樸實無華， “到最後還是要問問初衷，寫這個東西的目的是什麽，不是炫耀你多懂法律，你有多會分析，而是真的要把這個意見和常識傳達給公眾。”
羅翔也在沉寂了一段之後，重新開始寫作。“沒有人真正會封筆的，我們有時候說真不想寫了，被人罵，被同行誤解，但是過了一陣，你還是覺得有義務去寫。”趙宏說。
趙宏漸漸意識到自己走上了一條與職業生涯初期的規劃截然不同的道路。她曾有去某部委掛職司局級幹部的機會，但考慮了之後，還是婉拒了。“如果你接受了這個職務，第一個肯定要謹言慎行，這些公共寫作你肯定不能寫了，對不對？”
那些文章就像投向現實的小石子，有時候可以聽到一聲回響。
2021年末，鄭州中院公眾號發布了一條意見稱，如果當事人在起訴國家機關時存在惡意起訴或無理纏訴的行為，將被列入黃名單，列入黃名單後，按照行為輕重程度，予以不同程度的處罰。
趙宏認為這是對法條的過度擴張，嚴重違反了行政訴訟法。那天是平安夜，她本來要帶兒子出去玩，最後放棄了這個計劃，待在家裏寫了兩個多小時，靳麗萍在當晚九點半收到了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於第二天中午推送，靳麗萍告訴我，發出後許多法學界的人都在轉發。當天下午四點半，鄭州中院公眾號推送了一篇聲明：綜合各方麵的意見和建議，該《意見》部分內容不夠成熟，現予以撤回修改。感謝廣大網友對我院工作的批評、關心和支持。
李紅勃和羅翔在去年初寫文呼籲取消犯罪子女連坐問題，遭遇了網暴。但去年12月底，人大法工委發布年度備案審查報告，其中一個案例是取消針對涉案人員親屬的權利限製。李紅勃告訴我，某種程度上，這個審查報告是“長期沉悶中露出的一線希望”，這次的審查報告代表著來自官方的承認和背書，“憲法上規定的個人權利是應該被保障的。”
但是，趙宏告訴我，有回響的事件是少數，“大部分時候，（文章）沒有用”，被知識分子抨擊的世界什麽也不會發生。但那也沒有關係，她已經不會再像羅翔最開始遊說她寫作時那樣，用有用或無用、成或敗這類詞匯來衡量這件事情的價值。“我們這個學科的本源和初心，就是要守住國家權力的底線。在一些事件還沒有定論，或者還沒有徹底決定之前，我們發出這個聲音、做一些努力，或許沒有用，但是至少自己不會特別後悔，你盡到了自己的責任。”
在咖啡館裏，她跟我聊起村上春樹，那是她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喜歡的作家。在村上所有的作品中，她最喜歡《奇鳥行狀錄》，那被公認是作家職業生涯的的重大轉型，不同於過往輕盈的題材，村上在這本書中對二戰做了大量的田野調查，直麵真實的戰爭與暴力，這本書的中文譯者林少華在前言裏寫道：“在這部作品中，村上完全走出了寂寞而溫馨的心靈花園，開始闖入波譎雲詭的廣闊沙場，由孤獨的小資或都市隱居者成長為孤高的鬥士。”
今年5月，趙宏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參觀村上春樹圖書館時給作家的留言 © 趙宏
某種程度上，趙宏覺得自己有著和村上類似的心路，村上從來沒有被視作天才型的作家，“他不覺得自己多麽有才華，但他在他的能力範圍之內做了對人生的最大的探索和努力，我覺得這個很珍貴，他也承擔了自己的責任。”說到此處時，不知為何，對麵的趙宏落了淚。
現在給學生上課時，趙宏也會更加強調責任，“我會跟他們說，未來你不管當律師也好，當法官也好，檢察官也好，你要意識到你是跟具體的人打交道，你的決定可能是一個具體的人的命運。”
她曾和羅翔討論過一個問題，一個完全不懂法的人和一個懂法但沒有良心的人，誰來判案會更好？兩個人都認為後者更讓人恐懼，“一個不懂法的人，可能還會憑借他的良知和常識來判。但如果是一個懂法的人，他並不覺得常識和良知是更重要的，那他在法律上可以找到很多的說辭，讓你這個案子判得天衣無縫，讓具體的人一點辦法都沒有。”
寫作之外，趙宏也在參與更多的現實。作為律師，她在去年參與了三個行政訴訟的案件，由於行政訴訟“民告官”的特殊性，無一例外的，她全都輸掉了。她有點沮喪，但今年還是想再試試。
四個人群裏的閑聊依然很熱鬧，互相讚美也互相吐槽。羅翔接了某咖啡品牌的廣告，陳碧和趙宏仔細品鑒了之後，還是忍不住吐槽，他的領帶實在太土了。在寫評論之外，趙宏還在努力寫學術論文，羅翔有時候嘲笑她：“你怎麽跟吸毒似的？有癮啊？”趙宏淡然表示，“寫論文挺愉快的。”吐槽歸吐槽，在轉發趙宏的法律評論時，羅翔總能說到趙宏心坎兒裏，“趙老師這篇文章相當於一百篇C刊！”
四人的合影 © 趙宏
陳碧告訴我，趙“主編”依然兩手抓兩手硬，會給大家布置寫作任務。“李紅勃你最近寫的很少，你在忙什麽？”李紅勃表示自己最近都在上課，趙宏說那算了你別寫了。然後她又說，那陳碧多寫點，你又不談戀愛了，你很閑。在剛剛過去的兩個月，陳碧確實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高產，她還寫了一篇關於強奸罪的文章，趙宏覺得很好，認為擴展擴展可以變成一篇學術論文，發個B刊，陳碧十分感動，然後拒絕了。
趙宏經常精神抖擻地@單雪菱，主編起來幹活了！單學菱告訴我，“仿佛有趙宏在的地方，所有人都要奮起寫作，奮起生活。”
四人仍然時常相聚，我采訪陳碧時，羅翔給她打電話，說要去她家附近簽書，要不要碰頭，陳碧表示比較忙，拒絕了他。結束采訪之後，陳碧要和趙宏一起坐地鐵去參加另一個活動，用陳碧的話講，是倆人一起去蹭吃蹭喝，趙宏叮囑她，穿好看點兒。
的確是堅固的、讓人羨慕的友誼。在今年，趙宏的工作有了一點變化，她即將轉入北大法學院，對此她有點猶豫不決，她告訴我，“我不太舍得他們仨，離開政法還是隔得遠了點兒。”
人多獨活，因而脆弱，容易被生活俘獲絞殺，走向沉寂，但趙宏時常感到慶幸，他們四人認識了二十多年，她有時候看照片，會發現大家的麵容的的確確都老了，但四個人的相處好像還和年輕時讀書會一樣，每個人都經曆了人生中不能回避的痛苦與挫敗，但彼此鼓勵著，玩笑著，誰都沒有變成委頓認輸的中年人。
2023年12月19日，北京下了一場大雪，法學家江平因病去世。聽說這個消息時，趙宏和陳碧都落了淚，他是他們這一代法律人心中的英雄，是理想主義的具象，他一生坎坷，但始終為保護個體的權利而不懈努力，先後參與製定《民法通則》《行政訴訟法》《信托法》《物權法》等，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法治進程。他曾短暫擔任過中國政法大學的校長，大學門口有一塊石頭，刻著他手書的“法治天下”，立於一棵青鬆之下，他們四人上下課的時候會經常經過。
四個人商量著共同寫一篇紀念文章，每個一千字，“如果一個人寫一篇文章，我們覺得自己確實都不配。”陳碧說。
這其中，趙宏待在法大的時間最久，她記得老校長永遠中氣十足，精神抖擻，每次有他的講座，同學們都會傾巢出動，更年輕的時候，趙宏難以理解，一個在經曆了命運慘烈的沉浮又親眼見過“文革”時期公檢法被砸得稀爛之後，怎麽還能繼續對法治理想懷抱真摯的信仰和追求？但現在的她已經可以理解幾分，她在那篇文章中寫道：“一個人或許無法選擇生活的時代，卻可以選擇在任何時代下堅守本心和捍衛使命，我想這是江老師留給我們每個法律人的精神遺產。”
陳碧寫的時候想到了亞瑟王，結局處，他的150名騎士們分崩離析，有人問他：“主公，圓桌已散，我該向何處去？”
此時還在學校裏的羅翔往群裏發了一張照片，“法治天下”的石碑立於皚皚白雪中，四個紅字在雪的印襯下顯得更加清晰。端詳了一會兒照片後，陳碧在那篇文章的結尾處寫下：“圓桌不散，騎士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