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角商場一間首飾店內，東主鄧龍彪（Billy）翻出一張一家五口的舊照片，攝於 1977 年 1 月 10 日 — 海洋公園開幕的日子。相中有二弟鄧龍威、三弟、媽媽，爸爸則拿着相機，攝下一家人難得外出遊玩的童年記憶。

相中只有 Billy 直望鏡頭，約六歲的鄧龍威則看向鏡頭之外的海豚表演。Billy 苦澀地以此自況：「好似阿威喺監獄，成日（向外）望返出嚟，想出返嚟，我就面對而家種種問題。」

2000 年六月，29 歲的鄧龍威因失戀，前往菲律賓散心。7 月 18 日，離開馬尼拉前一天，他與友人張泰安，在路上忽然被菲律賓警察截停，以藏毒罪拘捕，帶到一所公寓內，共八人，其中三名為港人。當地警察再拍門而入，沒有翻譯，沒有律師，鄧龍威被警察以槍指頭，不知情之下，被迫在八公斤冰毒上簽下認罪書，上演一場「砌生豬肉」的大龍鳳，自此身陷拘留所十一年，案件才初審，被判終身，轉移至監獄，又再上訴，公開出書、受訪。至前年，他因高調發聲遭囚禁在禁閉倉，今年 9 月 18 日收到終極上訴結果，亦告敗訴。

二十年間，鄧父吞槍自殺、媽媽患上柏金遜症、三弟辭工成為照顧者……只有大哥 Billy 站在鎂光燈下，為小他一年多的弟弟發聲。

港人被囚菲律賓黑獄，鄧龍威的故事說過許多遍，由家人視角說起，卻是一則關於誤會、後悔與愧疚的故事。

一家住葵盛西邨，三兄弟是典型屋邨仔，Billy 形容弟弟自幼貪玩，亦會反抗，父母管教嚴，有時不准出門，一作勢要打，阿威就逃出冷巷。他中四畢業去當學徒，鄧龍威則中三未畢業，明明去酒店維修冷氣，又忽然轉職水吧，任調酒師。兄弟一個朝九晚五，一個日夜顛倒，加上先後搬出去住，關係日漸疏離。 

一家人的命運，因兩通電話翻天覆地。

2000 年，Billy 在旺角擺手推車檔賣首飾，約五點擺到十點，駕駛通宵小巴，清晨五六點就回家，打兩份工糊口，月入僅一至兩萬元。

七月酷暑，擺攤時電話忽然響起，對方說英文，自稱菲律賓警察，指鄧龍威販毒，Billly 半信半疑，遂要求對方傳真文件，趕回家收到一份文件，印有警章，白紙黑字列明給初審法官和警察的數額，「（總共）要二十萬，佢就會冇事，放返佢出事」。鄧龍威再來電，短短兩三分鐘，只着他幫忙掏錢，他便信以為真，以為弟弟販毒。

Billy 把傳真文件遞給父親，父親卻一氣之下，丟掉文件。他相信兒子有做過，回絕道：「呢個仔，我當生少個仔啊！」鄧父是老差骨，獲嘉獎超過三十次，獎章掛滿一牆，沉默寡言，對子女的態度素來嚴格，「唔可以行差踏錯」，「偏偏阿威就衰呢啲」。

鄧龍威的中學同學 Ken 不時去鄧龍威工作的酒吧玩，指其酒保工作月入三萬，親眼見過他阻止客人吸食大麻，不過 Billy 對此不知情，坦承家人關係疏離，加上被「砌生豬肉」，「可能因為咁冇再了解真相，或者佢（鄧龍威）都有諗過：『我講我冇做過你哋都唔信啦！』」

事隔兩三個月，他才斷斷續續再收到鄧龍威來電，每次不超過一分鐘，因拘留所吃、飲水、用電均要付錢，要求匯款生活費，每次五百或一千，Billy 不敢向父母提起。

2002 年，另一個七月炎夏，下午三點，他剛醒來，又接到一通電話：「喂，你而家即刻上嚟瑪嘉烈醫院啦，你爸爸出咗事。」驚傳噩耗，Billy 飛的趕至，便衣警帶他去看父親，但已證實死亡 — 毫無先兆之下，父親在葵涌警署往太陽穴開槍自殺，被發現時，已奄奄一息。

遺書有三封，一封給上司，一封致太太，另一封留給兒子 — 着二子照顧母親。當年報章指他輕生為退休後不獲續約之故，惟死因複雜，不足半年前，父親向 Billy 一提，收過鄧龍威的手寫求救信，但 Billy 從未見過內容，只覺父親因此抑鬱，不敢追問，「可能覺得自己救唔到個仔囉，所以就好唔開心。」

一鑽牛角尖，他便想：「我唔再入錢畀鄧龍威，係鄧龍威害死我爸爸，我唔會再理佢。」狠下心腸，他換了手提電話號碼，斷絕來往。 Ken 一直有入錢給鄧龍威，支付生活費，間中到 Billy 店舖探望，提起鄧龍威，Billy 也只是冷淡回應。

當年 Billy 完全無法想像，世上竟有執法部門會栽贓嫁禍，作為執法者的鄧父，就更加難以相信。他回想，案發時與鄧龍威通話時間過短，難解弟弟為何一字不提案情，相信是菲律賓警方為求騙錢阻隔資訊，他甚至以「網上騙案」形容。一家人經濟不寬裕，霎時間未能掏出二十萬港元，加上教育程度不高，亦從未踏足菲律賓，引致當日困局。Billy 回想如果當時可以 Google，「即刻明晒啦，估唔到 2000 年仲有一個國家咁呃錢」。

因為二十萬元，弟弟被囚二十年，為兄的後悔莫及，心想就算弟弟做過，當年也應籌錢救他，無奈「爸爸係一個警察，『如果（細佬）真係有做過，使二十萬帶佢返嚟，份工保唔保得住？』可能爸爸想幫佢，借又好，乜都好，但冇同我講，諗埋一邊。」

此後 Billy 為口奔馳，由街邊檔搬上樓上舖，刻意遺忘在菲律賓的弟弟。

時光流轉，2002 年起，身在拘留所的鄧龍威幾乎與世隔絕，寄出八十封信到不同機構求助，又主動寄信去《明報》。這宗牽涉三名香港人的案件在 2010 年被傳媒廣泛報導，這才揭發諸多疑點，時任立法會旅遊界議員謝偉俊亦遠赴當地探望，造成巨大媒體壓力。

2011 年，案件終於初審。沒有翻譯，沒有警員作供，地區法院裁定鄧龍威及張泰安因藏毒罪成，判終身監禁，二人轉移至當地惡名昭彰的最高設防監獄 New Bilibid Prison；2016 年，張泰安因心臟病逝世，等不及上訴。

不過，同樣在公寓被捕，同一份證供，另一名同案港人被告鄺錫雄卻被判無罪。按《香港 01》報導，他付了百來萬港幣才能獲自由。

一人獲釋，一人死，一人生，剩下鄧龍威仍然在等審訊結果。

2010年，Billy 少留意時事，鄧龍威案件見報也懵然不知。這些年來，每當新相識問他有多少兄弟姊妹，他都避而不答，面露愁容。鬼使神差，2011 年有位熟客問：「你有幾多個細佬？」他說有兩個，其中一個在菲律賓坐監，對方第二日竟將相關報導全部列印，帶到舖頭問：「係咪你細佬？」赫然看着報章中列出案件疑點，他這才恍然大悟，但未能聯絡上弟弟。

2012 年，Billy 忽然收到一個來自鄧龍威的 WhatsApp 訊息。原來當年事件引起關注後，網友及謝偉俊義助捐錢，讓他在獄中租住鐵皮屋，他亦剛剛有了手機。兩兄弟才開始每天聊天，多談獄中小事，如煮了餐蛋麵、住在鐵皮屋……鄧龍威不提案情，不提受苦，兩兄弟更絕口不提爸爸，但 Billy 越談越內疚。

橫亙家人之間的誤會冰消瓦解，只因《黑獄第 5730 天》— 鄧龍威的第一本書，親手以手機短訊寫下五萬多字，曝光遭遇。

Billy 收到初稿那一天，晚上十一點關店後，商場走廊的燈熄滅，他獨自亮起一盞燈，讀了兩個小時。這幾年來，鄧龍威從未開口提及在拘留所的艱辛日子，讀到弟弟睡在濕漉漉的廁所口，每天被數十人跨過， Billy 默默潸然淚下。新書出版，他把宣傳海報貼滿店內，又帶了一本書到爸爸墳前，喃喃訴說事情真相。

十多年來，媽媽絕口不提鄧龍威，當少了一個兒子。他把出版社贈書帶回家，孰料見母親翻閱，他問：「你有睇嘅咩？」母親淡淡地說：「每日睇幾頁，睇得唔多。」她年屆七旬，視力不佳，書長 212 頁，每天只能讀四五頁，硬撐着讀完了，數個月後確診柏金遜症。某次 Billy 往醫院探望，事前約定鄧龍威與母親 WhatsApp 通話，他顯得激動又緊張，多次傳訊息問「到未啊」，到了病榻前，兩母子終於芥蒂全消，閒話家常，笑中有淚。

柏金遜病踏入末期，母親需坐輪椅，一天下來不時會全身僵硬，整個人撻落地，僅在每四小時服藥後清醒一小會。她思念鄧龍威，不時問起：「佢呢單案終審咁耐嘅？佢幾時返嚟？佢有冇得返嚟？」Billy 說着快了，搪塞過去。上月末母親進了老人院，鄧龍威上訴敗了，Billy 只能在老人院前放下果籃，不敢告知母親，但這樣子避下去也不是辦法，「最後十四日複審完之後，或者先敢同佢講。」

「太遲啦。」Billy 落寞地道：「好多（時光）都追唔返。」

鄧龍威一在獄中取得手機，不斷向外求救，又積極在 Facebook 上結識網友、重新聯絡舊相識，當中以往與他有一面之緣的 Lisa （譚倩雯），牽線在 2016 年組成「鄧龍威事件關注組」。

不少成員在未知道鄧龍威身份時，已與他在網上攀談，甚至受過幫助。關注組核心成員有十來人，義工更過百人，由跨國公司高層到綜援人士皆有，跨越各階層，聚集起來，眾籌鄧龍威訟費及生活費、辦書展活動。其中成員 Winky 說，鄧龍威不時提點義工哪位成員生活遇困難，有弱勢社群如捐助雪櫃、搬屋等等，互相照應，而關注組亦曾接獲其他在菲被囚的港人求助，伸出援手。

「鄧龍威係一個原因，令好多人行埋一齊，做一啲鄧龍威以外嘅嘢。」Winky 說，鄧龍威自身沒做錯事，得不到公義，由他身上，卻引證了何謂人間有愛。

種善因，不一定得善果。

歷經四次審訊，上訴過程波折重重，仍然失敗。無奈香港入境處僅保留出境紀錄十年，直至關注組成員經私人途徑查證，找到當年菲方移民局入境紀錄，或能證明鄧龍威為無辜，才見一線曙光。

為了獲得關注，向政府施壓，關注組動員義工，多次辦街站，收集約兩萬個簽名、到政總特首辦請願要求向菲方索取有關出入境紀錄、向中國外交部求助……

終於，在 2018 年八月，特首林鄭月娥發信予菲律賓總統，促當局協助鄧龍威，由中國駐菲大使館向菲國移民局取得入境紀錄，文件證明鄧龍威在 2000 年 6 月 19 日才入境，與當地警方聲稱 6 月 1 日至 12 日已監視不符。律師在九月成功向最高法院提交終極上訴書，眾人滿心歡喜， BIlly 甚至以為翌年即可見與弟弟團聚。

沒想到，因鄧龍威高調發聲、接二連三出書，惹來關注，被轉移至專門囚禁重犯的 14 號倉，沒了手機，再也無法對外聯絡，杳無音訊，連寄出信件亦遭禁止。

像一把雙面刃，Billy 常常說：「手機救咗你（鄧龍威），亦係手機害咗你。」

終極上訴失敗，他們除了失望，還是失望。

按當地法律，上訴毋須開庭，只是由上訴庭法官之間傳閱案件文件，作書面決定。今年 9 月 18 日，一收到上訴文件，BIlly 大為失望，亦感憤怒，判決書對新證據「睇都唔睇」，僅稱「否認控罪及指陷害的答辯軟弱無力（The defense of denial and frame-up are invariably weak）」。

判詞日期更顯示去年 11 月尾已頒下判決，卻拖延近十個月才通知，Billy 怒斥「不知所謂」，認為當地法院決定並不尊重法律，議員兼執業律師謝偉俊亦向《立場》表示，審訊「非常唔妥當」、「非常離譜」。

判詞中明言，有外國人利用該國（菲律賓）的善意，廣泛散播毒品，「妨礙我們的反毒運動」，「我們不能容忍」，法庭會全力以法律打擊毒販。謝偉俊亦批評「判決本身充滿政治語言，對司法原則馬馬虎虎處理。」

與律師磋商後，他們發現仍有最後一次上訴複審機會，可要求全體法官共同審理（en banc），但無新證據情況下，成功申請機會相當微。即使律師收到敗訴文件，而獄方遲遲未把文件交給鄧龍威簽收，一旦確認收到，仍可在半個月內提出上訴，但 Billy 亦恐怕機會渺茫。

港人在菲身陷冤獄，不是第一次發生。

1991 年，兩名港人導遊因藏毒罪被判終身監禁，案件證據不足，所幸獲時任港督彭定康大力周旋，至 1996 年終獲釋回港。2016 年，菲總統杜特爾特上台，聲稱不惜一切打擊毒品罪行，四名港人捲入海上製毒案，即使有片段證明被捕時背囊沒毒品，惟警員帶走背包後才檢獲毒品，四人仍被判囚終身。

按資料，英國駐馬尼拉領事館向菲律賓在囚英國國民提供人道援助，鄧龍威曾在書中提到，領事館每三個月向他提供數百港幣生活費、維他命丸，每半年提供報章書藉，亦會代收親友款項。據關注組了解，定期探訪目前因疫情停止。

英國外交部發言人回覆《立場》，指會繼續支援（support）自 2000 年在菲國在囚的 BNO 持有人鄧龍威，並與其家人及菲當局保持聯繫。

保安局發言人回覆指，入境事務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自 2003 年接獲鄧家人求助後，一直通過外交部駐港公署和中國駐菲大使館，了解個案情況，並提供可行協助，現亦有向家人了解情況。

根據本港《移交被判刑人士條例》，港菲雙方曾在於 2002 年 6 月簽署《移交被判刑人士簽定雙邊協定，與菲方交換囚犯，但多年來從未有成功個案。發言人續指，至今接獲七宗移交回港服刑申請，包括鄧龍威，當中四宗已由申請人主動撤回，而若案件無進一步法律程序，會繼續處理申請，而菲方須向港府提供指定資料，包括相關法律文件、刑期執行情況和餘下未服滿的刑期等。

不過，立法會議員謝偉俊透露，菲律賓當局「十問十唔應」，「任何必須移交要有嘅資訊文件都冇回覆」，但他會繼續協助鄧龍威向菲方力爭假釋、特赦或囚犯互換，不論通過港府、中方，還是向英領事館求援，因「救人無疆界」。「鄧龍威要決定要自由，要比較安全嘅環境，定係要清譽，如果司法上盡力攞唔到（自由），恐怕惟有接受現實。」

關注組成員強調鄧龍威案屬人道訴求，沒有政治色彩，但無奈要以政治手法解決。

「我哋參與（關注組）時，個社會唔係咁樣。」Winky 說，關注組內有黃有藍，即使去年起曾因政見爭執不下，亦很快平息，回歸初衷，只有一個：「鄧龍威只想回家。」

關注組下一步行動未有定案。「癌症末期，我哋咩都試吓。」Winky 打比喻，說，即使香港司法倒退，仍要團結一致，為海外港人爭取公義。「唔可以丟佢喺度，就咁等佢死。」他嘆：「就算冇，都要爭取，因為我哋信呢樣嘢。」

早前，菲媒揭發疫情期間，監獄方曾以進行武漢肺炎核酸檢測為由，帶走 14 號倉內犯人，再以毒針處決，人心惶惶。關注組成員 Lisa 稱曾有倉內黑社會勢力以鄧龍威性命作要脅，向關注組要求約三萬港幣贖金，成員們只好照做，眾人常常為他的安危擔驚受怕，更擔心他想不開輕生。

畢竟多年來，鄧龍威奮力自救，只因上訴一線希望，像一根蘿蔔懸在眼前，才保住他性命。

對家人報喜不報憂，鄧龍威僅向友人流露軟弱一面。這些年來 Ken 每次與鄧龍威通電話，鄧龍威也從未笑過，總是唉聲嘆氣，說「慘無人道」，每逢等待上訴的日子，言談中均流露希望，態度隨案情千迴百轉，「一輸咗，一唔得，咪想死咁」，盼頭只是回港後，要他請「食餐勁嘅」。

今年中秋夜，鄧龍威事件關注組在 Facebook 貼出一則貼文：「上訴失敗兼鎖倉，每日三餐不飽肚，冇乾糧，乜都唔比入，仲要冇乾淨食水，你想像到鄧龍威點樣過嗎？佢講過最怕捱餓。」

如今與世隔絕，更輸了上訴，他們恐怕鄧龍威陷入絕望之中，身心內外飽受煎熬，終熬不住。

以往在監獄普通倉房，他們尚可托人送入杯麵和餅乾等，但一入了 14 號倉，就只能送入雞蛋、白麵包等，疫情下獄中有確診個案，連送食的渠道都封鎖。

中秋，Billy 與妻女渡過，但禁不住想起鄧龍威，獄中飯份量只有酒樓碗大小……「呢幾日，我已經想像佢坐到六十幾歲先返嚟，但唔敢同人講。」Billy 苦笑道，複審再失敗，菲律賓終身監禁刑期至少 40 年，扣除寬減也最少 32 年。「真係唔敢諗，」人前樂觀，私下悲觀，他說僅剩一點點希望，「對住菲律賓政府，搵咩證據，講乜都冇用。」

一直以來，鄧龍威只想以無罪之身回家，一知道母親罹病，就希望回家照顧她，可以每朝早推輪椅，陪她去茶樓，但這願望恐怕已隨上訴最後一絲機會溜走。移交犯人是最後一個方法，但循此途徑回港，則仍須服終身監禁刑期。

出於膽怯，出於愧疚，出於自私，Billy 不敢往菲律賓探望弟弟，一來不想踏足害了弟弟的國家，二來，怕自己承受不了。一探，弟弟吃不飽、消瘦、窮苦的畫面就會停留在腦海中，揮之不去，回程機上想起，回港也想起，停不了。「唔見就好地地，真係見唔到，就淨係聽。」最終複審失敗，最後一絲希望也被掐斷，他才會去。

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懸在絕望邊緣，像陷入永劫回歸。2018 年那次申請入境紀錄成功，上訴眼見也有望成功，一家看來快要團圓了，那一夜，Billy 做了一個夢。在夢中，他與弟弟相見。像在熱得如煉獄的監獄中，弟弟赤裸上身，僅着褲子，他緊緊擁抱着弟弟，淚如雨，不停不停落下，話到嘴邊，泣不成聲……

凌晨四五點，一猛然驚醒，他一摸右眼角，全是淚水。

夢醒了，這個夢，他再也沒有做了。

文／鄭祉愉

攝／Peter W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