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我們來得太晚了，」趙紫陽在1989年5月19日的早上告訴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可在YouTube上觀看相關視頻。]

1989年5月中旬，將天安門廣場擠得水泄不通的學生抗議已持續了一個月。當時，張剛是一些尋求緩和學生抗議的中國官員和學者中的一員。他們一直試圖勸說政府和示威者做出讓步，以結束那場激烈的對抗，保護腹背受敵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當時，趙紫陽與黨內元老鄧小平的分歧日漸加大。

張剛在接受採訪時回憶，當天深夜，另一名官員走開接了個電話，回來後臉色蒼白。那名官員稱，黨內領導人圍繞天安門抗議的分歧已經到了一個危險的轉折點。

「他的表情非常嚴肅，轉向我說，『小平的家裡開了會，紫陽靠邊了。』」

「當時的政治平衡非常脆弱——非常非常脆弱——一旦爆發學生運動，這種脆弱的平衡一定會被打破，」張剛說。「一方面，我們沒辦法控制老同志，另一方面，我們也沒辦法滿足學生的要求。」1989年，張剛供職於趙紫陽領導下的一個政策研究機構。他於同年逃往海外，最後到達美國。

大約兩天後，趙紫陽詭異地出現在了天安門廣場。他的那次現身很有名。那時，他已經知道自己的政治生涯走到了盡頭，鄧小平業已下令在北京城區戒嚴，而此舉將會讓成千上萬名士兵與學生和民眾展開對抗。在5月19日約凌晨4點，趙紫陽前往天安門廣場，在照相機和驚愕的學生的包圍下請求抗議者結束絕食抗議，回到校園。

「我們來得太晚了，」出生於中國中部河南省的他帶着濃重的家鄉口音對他們說。他說完後，學生們紛紛圍着他索要簽名。

這次戲劇性事件以6月4日的鎮壓行動而告終，趙紫陽的下台是其中核心的一幕。時隔25年後，此事在中國依然是一個敏感話題。趙紫陽看望學生後的第二天，總理李鵬簽署命令，在北京城區實行戒嚴，開啟了抗議者和軍人之間長達兩周的對峙。起初，學生抗議者和同情抗議的民眾擋住了軍隊，但6月3日夜裡，軍人進城，被授權在奪回天安門廣場的過程中開槍。大部分觀察人士認為，成百上千名示威者和旁觀者在街頭遇害。

對共產黨當局而言，趙紫陽這個話題依然是一個禁忌。趙紫陽2005年去世時，官方几乎沒怎麼提及他。1989年，鄧小平及其支持者指責趙紫陽分裂領導層，向外界泄露高層的分歧，導致北京的動蕩局勢惡化。但對敬佩他的人而言，趙紫陽難能可貴地堅守了自己的原則，是一位開明的領導人，寧可選擇放棄權力，也不願指揮一場大屠殺。

不過，一些敬佩他的人也承認，趙紫陽錯誤地解讀了變化莫測的政治局勢。當鄧小平轉而反對他，支持希望對佔領了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做出強硬回應的李鵬等人時，他應對不力。

「趙是一個開明的政治家，但他不是一個非常成熟的政治家，」吳偉在今年1月發表的一篇採訪中說。1989年時，吳偉是趙紫陽的高級幕僚鮑彤的秘書。「他一直認為鄧對他主持的改革是支持的，但他沒有去想鄧小平不支持他的時候會怎麼樣，沒有對黨內鬥爭尖銳化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在1989年傾覆的政治平衡涉及各有取捨的交易和高層之間的聯盟。在之前10年，儘管贊成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官員，與對趙紫陽及其前任胡耀邦支持的自由化政策感到恐懼的保守派之間關係緊張，但他們之間的交易與聯盟成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基石。掌控這些交易的是鄧小平。對任何重大決策而言，這個元老人物的支持至關重要。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隨即引發了學生抗議，而上述緊張關係也開始急劇深化。學生的抗議活動佔據了天安門廣場，中國其他數十個城市也爆發了學生抗議活動，領導人面臨著賦予民眾言論自由、政治權利，以及走向民主的呼籲。

趙紫陽贊成捍衛一黨專制，但他希望通過對話及加快改革步伐的承諾來平息抗議活動。不過，鄧小平站到了希望採取強硬立場的領導人一邊，尤其是將學生視為共產黨統治的威脅的李鵬。《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使得雙方的矛盾進一步擴大。文中譴責抗議活動是反黨「動亂」。這一定性引發了趙紫陽的擔憂，儘管它反映的是鄧小平的觀點。

政治學者嚴家其曾在1989年之前擔任趙紫陽的顧問，曾在逐步推進自由化的政改方案上出謀劃策。「趙紫陽想慢慢地解決學生提出的問題，組織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他說。當年的鎮壓事件後，嚴家其流亡海外，現居美國。

他說，「鄧小平擔心，如果學生運動繼續加強的話，他會像在文化大革命一樣被趕下台。」那段時間，鄧小平遭到激進學生的排斥和攻擊，這些人大力擁護毛澤東當年的呼籲，要求將破壞革命純潔性的官員清除出去。

中國的高層政治極為隱秘，在這個推崇混沌、忌諱直白的迷宮般的體制中，就連黨內權貴也會迷失。趙紫陽顯然成了犧牲品。1989年的時候，他以為得到了鄧小平的支持，最後卻發覺自己失寵，繼而被視為敵人而遭到唾棄。

4月23日，趙紫陽開始了策劃已久的朝鮮之行。研究中共高層政治的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Monash University)學者孫萬國(Warren Sun)稱，趙紫陽走之前，從鄧小平那裡獲悉，期望他接任中央軍委主席一職。然而，回國以後，趙紫陽試圖推翻那篇反映鄧小平觀點、譴責抗議者展開「動亂」的《人民日報》社論。趙紫陽過世後，他的回憶錄於2009年在海外出版。文中講述了他如何通過講話和施壓來努力淡化這一社論。然而，這樣的努力惹惱了鄧小平。

接下來，就在天安門廣場上擠滿了學生抗議者的同時，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S·戈爾巴喬夫(Mikhail S. Gorbachev)到訪北京。趙紫陽此時出現了關鍵性誤判。戈爾巴喬夫此行是為了進行高級會晤，以展示中蘇這兩個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對手長達數十年的敵對狀態就此結束。

然而，5月16日，趙紫陽做出了讓鄧小平非常惱怒的舉動。儘管趙紫陽是正式的總書記，但他告訴戈爾巴喬夫，與鄧小平的會晤意味着兩黨關係的恢復。他還解釋，在中國最重要的問題上，需要鄧小平來掌舵。

在回憶錄中，趙紫陽表示，他沒有其他想法，不過是想確保，蘇聯代表團理解戈鄧會晤的重要性。

「我本來出於好心，在維護他，保護他的形象，」趙紫陽說。「卻不料引起極大的誤會。」

鄧小平本人、他的家人及支持者則認為，趙紫陽的言論是企圖將領導層的分歧公開化，並且迫使鄧小平走出幕後，為政治危機擔責。曾擔任政府官員的張剛稱，鄧小平的女兒鄧楠「給趙紫陽打了一個小時電話，從頭到尾都是罵。」

或許，趙紫陽本可以帶着政治傷口保住地位，但他與鄧小平的分歧涉及一個重大決策——是否通過戒嚴令來迫使學生離開廣場。根據當時的總理李鵬的回憶，5月17日，在鄧小平家裡召集的會議中，當著趙紫陽等高級領導人的面，鄧小平提出實施戒嚴。

在回憶錄中，趙紫陽稱，他當天準備了一封辭職信，不過與他關係密切的軍中領導人楊尚昆勸他收回，警告消息傳出去會使形勢更加激化。然而當晚，趙紫陽告訴政治局的其他常委，他不能主持在北京舉辦的宣布戒嚴的幹部大會。

趙紫陽回憶，在解釋自己的決定時，他告訴其他領導人，「看來我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