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專訪】《大疫》作者駱以軍：在繽紛破散、舊秩序已經無用的世界，「人」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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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翻開《大疫》，便會發現小說家刻意藉由滅絕，反覆探問「人類」的存與不存，藉此辯證愛、背叛等種種難以輕言帶過的複雜感情，他答道：「人類的文明、美麗、柔弱可愛的心，豈會在那巨大恐怖的毀滅場景就枯涸？一種詩歌、記憶中文明、藝術的靈性。」
個人的核爆：自「那事件」以後
在「那事件」以後，駱以軍一度退出了臉書，儘管回歸，也不再是從前的頻率；他還是侃侃而談，運用著追蹤者們熟悉的斷句與詞彙，但你不免也想追問：我們熟悉的駱以軍還在嗎？那位寫下《西夏旅館》（2008）、《女兒》（2014）等浩浩長篇，如同在沙漠中追騎一朵玫瑰的虔誠僧侶，為文學、文字奉上最大敬意的小說家，還是依然堅持著嗎？翻開新作《大疫》吧，或許你也會得到肯定的回答。
與小說家相見的那一天，陽光如此明媚，咖啡館的室外區上坐著好久不見的大叔，他笑得很燦爛，幾天前提出的訪綱，好像從沒困擾過他一樣。他走出來了嗎？《大疫》有不少段落都直球面對寫作的核心，也反覆請讀者「稍安勿躁」，這是否是小說家跨越陰影的預告？我忍不住問：「從爭議起始到重新創作，這中間的心路歷程是如何走過？」
但駱以軍卻回覆我：「真實的說，我並沒有『走過』，之前還有朋友勸我去看心理醫生，事實上這次要出書，我非常焦慮。」為此，他甚至與編輯討論，拿掉了原本寫好的反覆辯證，高達五、六萬字。大疫不僅是外在環境上演，小說家的內心也同時歷經霍亂，可是文學創作總要繼續下去。此刻的他顯得像是少了神力的孫悟空，但依然執意要向天竺前行取經。
《大疫》或可視為駱以軍歷經種種掙扎、省思的個人懺情錄。故事的敘事者「我」作為小說家，用言語捕捉黃昏的大戮與黎明的水滴，那熟悉的說故事的人影，我們幾乎又看見駱以軍擅長的把戲，但小說也寫道：「因為我是那麼不重要的人，所以這件事需要搭建臨時棚屋戲台，那麼粗陋，然後事後也無須這社會為之消耗成本，為我辯析。」
不同以往宣稱的人渣、碎屑或殘骸，而是把自我重新縮減、刪去，「我」作為第一人稱敘事的永恆王者，此刻卻試圖逸散、蒸發。駱以軍提到楊澤的協助，將他脫離了咖啡屋與旅館，走向充滿舊文物的昭和町，他忽然感覺自己重新學習，因而這部小說中的空山場景與茶道，並非空穴來風，更重要的是他從中領悟：「重新建立的人與人的信任關係。」
《大疫》真正的核心也在於此，在面對繽紛破散、舊秩序已經無用的世界，「人」究竟是什麼？
大系統毀滅：哦，既低等又可貴的人類
自2020年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席捲全球以來，《大疫》應是台灣第一部以疫為題的長篇小說。訪綱上列了這題：「您是如何看待從古至今發生的疫情？」駱以軍刻意交了白卷，他直言答道：「我當然可以說些什麼，但我不認為自己有能力或者資格去回答。」
小說家認為牽涉到歷史、醫學層面，需要更專業的知識去應對；但他也提到對自身而言，疾病帶來失能，對於人類造成某種程度的「降維」，我們談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的《盲目》，駱以軍說：「那是卡夫卡式的寓言，原先人與人的互信關係，因為瘟疫一夕之間全毀了。人瞬間變得原始、自私、排他，一種『可見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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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怒狂徒的崛起－專題之後】小市民對抗大政府，從荷蘭經驗看見人本城市的革命起點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面對廣大的城市議題，小小市民究竟能掀起什麼風浪？點進來看看1970年代的荷蘭是如何透過公民行動，由下而上驅動改變、擺脫車本城市的交通政策，化身為今日全球最廣為人知的人本城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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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路怒狂徒」波波繞了一遭，你也覺得某些路怒經驗似曾相似嗎？
其實，測驗中所有的題目、選項都是源自新聞報導、網路論壇、甚至是編輯親身的生活經歷。所以說，每個選項都是確切存在的真實（雖然多少經過編修）。但別誤會，專題的本意並非批判是非對錯，而是想讓大家在詼諧的互動中「看見」城市發展的不同意見與聲音，甚至重新思考──為了安全、舒適的城市空間，我們是否願意放下看似便利的自駕生活？
城市空間的發展是具備高度政治性的公共工程。街道的誕生不只必須納入決策者對市民生活的想像、居住者對空間的真實需求與期待，還要透過都市設計、交通運輸規劃、道路工程等一連串技術專業的實踐，才能將一切假設的、理論的、務實的元素夾雜在一起，形成現今的城市樣貌，構築獨一無二的街廓紋理與生活文化。
投身人本環境倡議多年的趙家麟教授多次在公開演講分享，「什麼樣的城市環境，就會衍生出什麼樣的行為。」甚至援引個人在英國的生活經驗，說明外在環境對個體行為的塑造力究竟有多麼巨大。從這個角度來看，「行人地獄」的根本原因並非人的觀念、素養正確與否，駕駛技術好或不好，而是城市空間能否「引發」好的行為。若缺乏相對應的空間，就算法規再完善、觀念再進步，人們都只能學一套、做一套；但若空間正確了，那麼制度、觀念就能更輕易地跟上。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應該重視，而且必須重視「以人為本」的城市發展。
由下而上的城市革命：從荷蘭經驗看見改變的可能性
或許多數人都同意城市議題的重要性，但更令人遲疑的問題是，身為平凡無奇的小小市民，究竟能在都市規劃這般大尺度的公共事務中掀起什麼風浪？或許，你可以先聽聽荷蘭的故事。
1950年代，戰後經濟逐漸繁榮，汽車開始成為人們最主要的代步工具，不少政府官員也將汽車視為未來趨勢。為了讓城市容納更多的汽車，荷蘭政府開始效仿當時最先進的美國城市，將生活區、工作區分離，並大量規劃如高速公路、停車中心等車本設施利於市民通勤。這段時期，城市朝著「為汽車開大路」的方向發展，社區被拆除、運河被填平，一切阻礙車輛通行與降低交通效率的因素都被排除──行人與自行車的空間也受到嚴重擠壓。
然而，城市「現代化」的代價就在不久後浮現──逐年攀升的事故死亡人數。
到了1970年代，最高峰時死亡人數高達3000多人，其中約有400多位兒童。前所未有的統計數字引發大量公民的關注，並伴隨著一篇又一篇的社論文章的刊登，引發了影響深遠的公民行動──人們走上街頭、佔領街道，異口同聲地要求一個更安全的城市。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Stop de Kindermoord（停止謀殺兒童）」的大規模抗議運動。經過漫長的倡議與社會溝通，最終荷蘭政府的交通政策終於大幅轉彎，開始著手如減少車道數量、把空間還給行人與大眾運輸等一系列的城市修復工作。
回顧這段歷史，為什麼政策會產生如此轉變？答案很單純，因為人們意識到，事故死亡人數攀升的根源並非孩子不受控、也不是駕駛素質低落，而是城市環境出了什麼問題。
當城市議題受到大量關注、討論，甚至形成輿論與集會，制定都市計畫的決策者、決定城市模樣的專家們就不得不去思考、回應，從而做出改變。或許當下的變革無法精確的切中要點、解決問題──但至少是個開始。
就像荷蘭從抗爭、討論到真正落實也經過好幾年。當他們一步步走到今天，「以人為本」已經不只是城市的精神，更是內化於居民日常的生活文化。若當時人們因覺得不可能而放棄討論和表達，現在我們就看不見如此美麗、宜居的阿姆斯特丹，荷蘭也不可能成為全球「人本城市」領域的標竿。
儘管荷蘭的城市是受到決策者支持才變成今日的人本城市楷模，但一切的起點，仍然是1970年代時，所有公民對空間的需求與憤怒。這便是此次專題更深層的意涵──希望讀者把憤怒展現在系統互動之中，將意義和理解帶回實際生活。不見得人人都要大聲抗爭，當越來越多人對城市的樣貌有相似的想像，改變就可能會發生。這是荷蘭的經驗，也是實踐人本城市的唯一捷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