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吗？

“中国人自古爱好和平”——这是诸多流行的神话之一。诚然，就国际政治的层面看，这是一个有用的宣示，并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支持；不过，政治学和历史向来不是温情脉脉的说辞，而总是冷酷的计算和无情的现实。

一、扩张：进攻性与防御性

“爱好和平”是人类的美好愿望之一，但不幸的是，美好的愿望往往总是在经过残酷的斗争之后才产生的。从动物行为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为了避免种族自相残杀到灭亡而进化出来的一种抑制机制——动物界越是凶猛的动物如狼、虎，抑制同类相残的基因越强。人类几千年来进化出越来越强大的武力，这种抑制心理也必然同步进化，以避免同归于尽、灭绝人类自身。

但在远古蒙昧的时代，生存条件艰苦，要在这种情形下取得发展繁衍的机会，尚武是一种必要的精神。汉字中民族的“族”字，起源于甲骨文，其字形象旗帜之下一支箭——旗帜是权威的象征，箭则是尚武的象征。丁山和张光直都认为，商王朝的基本社会组织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而其基本社会组织“族”就是军事单位——当然这里指的是氏族，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

周朝的“周”，一般认为其最原初的含义为盾牌——这虽然并非一种进攻性武器，但也足以看出这个当时的农业民族，与这种武器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不奇怪，虽然后世的儒家多推崇周文王和周公，但这个王朝的实际奠基者是周武王——一个以其军事行动推翻商朝的王。钱穆在《国史大纲》中也指出，周初对外控制主要通过沿河淮向东及沿汉江向东南两路，并都带有武装拓殖的色彩，这是一种毫无疑问的扩张行为。

华夏族由一个局促在黄河中游的小小氏族集团，逐步向外扩大影响，而春秋战国（前776-前221）的五百年，乃是具有本质影响的一段时期。在这五百年中，诸侯均不遗余力地执行对外扩张政策，并基本奠定了华夏族的疆域范围。其中秦、晋、燕等诸侯，在分封之初的本意，就包含着周王朝希望它们对外扩张，与戎狄争夺控制权的意味。

韩非子云：“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今世争于气力。”这句话赤裸裸地道出，在一个文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人口的密集化和国家政治的出现，国际间无政府状态必然发展到一种强权政治。在这种情形下，没有强大武力为后盾的“爱好和平”或如宋襄公一样侈谈仁义，是不堪一击和可笑的。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法家、兵家、纵横家等思想中均包含有对外扩张的成分；墨家、道家虽主张非攻、小国寡民，但对急于富国强兵的诸侯来说，只是一种纯学术，而于政治无益。秦入侵巴蜀、楚进占吴越、赵灭亡代北、中山，引起的只是各国对国际均势影响的担忧，并未见到有对他们不热爱和平的谴责。固然，山东各国纷纷指责秦为“虎狼之国”，但这种谴责未必是单纯出于人道主义，而更多只是对自己命运的担忧，因为山东各国自身也一直在竭力扩张，未必见得就更热爱和平。齐国在被燕一度占领后曾高唱和平主义，但最后的命运是面对强秦，不抵抗而亡。

这一时期，孟子也曾主张“仁者无敌”，所谓“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这种轻视军备的言论并非全无道理，但在当时不得为各国采纳也是显见的。

到秦统一天下时，又出兵河套、岭南，五百年间，华夏族的势力遂得到极大扩张。至汉武帝开辟西南和河西走廊，基本已奠定汉族在此后二千年内的本土。

由此可见，华夏族基本的疆域仍是依靠一系列的武力扩张或武装拓殖而来的；固然，诸子中也有鼓吹仁义、非攻的学说，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主导学说的。这也是为什么儒家的荀子见赵王，谈的却是兵法的原因。

二、扩张成本

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说：“大国的统治者一般是很少有邻国可以作为他们的野心目标的：如果他们有这样的邻居，他们也早就用武力把他们吞并了。因此，这种国家的疆界就是海洋、山岳和大片的沙漠，而这些地方的贫困竟保证了它们的不受威胁。”

当汉武帝驱逐匈奴、开辟西域、占领朝鲜、东瓯、征服西南夷，无疑他有发现自己已成为这样一个“大国的统治者”，即他已经没有邻国作为自己的野心目标了，而帝国的扩张已经抵达它的自然疆界。

这解释了此后两千年内汉族政权疆域的稳定性：四周是大海、雪原、沙漠、高原、高寒山区……总之，是不适宜农业文明扎根发展的地域，在这些地方进行征服扩张活动，往往耗费巨大，但收益极小，并且不容易巩固。但丁《论世界帝国》中就认为，这样一个一统天下的国家将获得永久和平：“只要是无所不有，贪欲也就不复存在，因为对象消失了，欲念也就不可能存在，一个一统天下的君主就无所不有，因为他的权限是以海洋为界；其他王国都以邻国为界，就谈不上这一点。”

一个帝国的扩张取决于几个因素：如可动员的人力财力资源、自然环境的艰难程度、技术手段、遇到抵抗的强度、统治者的意志……以上简洁来说，可概括为“扩张成本”及其承受能力。

换句话说，在前现代的条件下，汉武帝时代汉族势力抵达以上自然疆域之后，扩张成本大大上升，而带来的收益则急剧下降。如果说驱逐匈奴作为一种防御性扩张，还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那么出兵十数万，只为夺取西域的天马，就不能不使当时人深为不满，因为这一帝国行为带来的利益远不足弥补损失。这也是明太祖划定永世不征伐周围诸国的原因。

后代的儒生反对对外战争，其根本的着眼点并非所谓“爱好和平”，而不如说是一种对扩张成本的承受力达到了极点。无论是反对隋炀帝征朝鲜、唐玄宗开边；还是反对郑和下西洋，最根本的一点是：这类活动消耗民力极大，即使没有失败，却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红利。但帝国的自卫-反击，与成功的征服活动，并未遭到如此强大的反对——历来文人多称颂唐太宗击败突厥、明太祖驱逐蒙古的丰功。

同时，在一个帝国达到稳定态势时，它自然会发现，高唱和平以维护现有秩序，是成本最低的统治方式——尽管这一行为有时并非一个有意识的冷静计算的结果。正如罗马帝国在扩张到一定程度后，也开始大谈“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这时它北方边界已经抵达寒冷的条顿森林，南方是撒哈拉沙漠，西方是大西洋，只有东部还在与波斯爆发拉锯战。儒家学说在汉武帝时代起才得到独尊，并非偶然。和平与仁义，是一切帝国的标准官方学说，而在一个强权斗争的时代，这若非示弱，就是自我保护的手腕。

康德说过，如果可能的话，通过征服整个世界来达到永久的和平状态正是每个国家或其统治者的欲望。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当一个帝国抵达稳定的自然边界——即它已征服了自己的“已知世界”——后，对“永久和平状态”的现实性便将成为帝国统治者将要面对的最优选择。

对一些现实政治家来说，和平和武力不过是两种可选择的手段罢了，正如孟德斯鸠评论阿提拉时说的，“当和平能给予他足够多的利益时，他是决不宣战的。”美国总统杰斐逊也认为战争不过是一个数学问题：“当和平的代价大于战争时，基于数钱的原则，我们宁愿选择后者。”汉宣帝听说太子崇信儒术，发出了著名的叹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大国政治是一种现实政治。俾斯麦以不惜战争的手段推动德国统一而被称为“铁血宰相”，但1850年，就当时一项德意志联邦草约进行辩论时，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一草约是“普鲁士可耻的屈服”，时年35岁的俾斯麦却以为这是明智的，他反问：“今天大国为什么要打仗？”并自己回答道：“一个大国唯一健全的基础——这一点正是它大大地有别于小国的——就是国家利己主义，而不是浪漫主义。为一个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事业去打仗，对一个大国来说是不相称的。先生们，告诉我一个值得进行一次战争的目标，我就会赞同你们的意见。”

三、爱好和平：愿望与代价

汉武帝时代之后汉族疆域基本稳定，但他仍进行了一系列成本高昂的扩张活动，如果“爱好和平”指的是不对外实行侵略扩张，那么中国的反战和“爱好和平”正是起源于这个时代。

我们可以想象：假如西域并非只有沙漠中的小片绿洲，而是如美洲一样土地肥沃，那么，汉武帝的征服活动大概更容易被接受，甚至被无地的农民认为是一个福音。自然，对中国史而言，担当美洲这一角色或许应该说是南方——此后东北又扮演了这一角色。

当然，反战和扩张并非仅受扩张成本这一因素的影响，事实往往更加复杂。例如明朝仅以武装屯垦的手段控制了西南贵州、云南一带，但对北方蒙古族则十分无力；而清朝却连续在北方用兵，控制了蒙古、新疆、西藏各地，在此期间，技术手段和人力资源并无质的变化，但清朝能进行这种征服活动，与统治者意志及满清一贯的政策有密切关联。

反战与和平是美好的愿望，也是必然随着武器和战争残酷性同步进化的。但一种理念，仅有其温情脉脉的外表是没有说服力的，正如《倚天屠龙记》里殷离问张无忌：“行善有什么好？”张无忌一怔，他向来只觉得行善是自然而然的事，目瞪口呆之下只说：“行善便良心平安，心里舒服。”殷离冷笑：“我却偏要把人害得惨不可言才心里舒服。”张无忌说：“你强词夺理。”

殷离固然是强词夺理，但反战、和平与其说是被人类的善良的愿望所驱使、或因“人性本善”，还不如说是一种现实计算的结果。除了对扩张成本的无力承受之外，还有一种“水晶球效应”——如果我们现在通过水晶球都知道如果爆发核战争人类全得死，那么也就不会进行此类扩张活动了。

但任何东西都不是绝对的。和平固然带来红利，但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扩张到一个无力逾越的边界时，往往也就丧失了最初的活力，而开始慢慢腐烂。这个时候，对外扩张的血腥消散了，但内乱的阴影正在慢慢浮现。

西南山区东南亚那些民族，为什么放弃中原，跑到山区？西周，东周时期，王城周边的戎人去哪里了？秦朝时期，南越之地是怎么来的？匈奴，突厥是吃饱了没事干，跑欧洲旅游去了？大理国，吐蕃国，贵州各个土国难道是良心发现，愿意归顺朝廷？五胡乱华那些胡人去了哪里？从隋到唐几代帝王不遗余力征讨高句丽，难道是去打猎？越南的血泪史难道真的是他们胡说八道？

准格尔盆地在，准格尔部又去哪里了？十一段线划人家家门口了，难道真是自古以来这句话能说清楚的？

打麻将赢了几千年了，才输了几把，就沉不住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