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地（Lancelot Dent，1799—1853年），英国人。1799年出生在英国威斯特摩兰地区的克罗斯比·拉文斯沃思，威廉和简（威尔金森）登特的儿子。他在广州与查顿相齐名，也是当时最著名的鸦片走私贩子。他开设的宝顺洋行，仅次查顿、马地臣开设的怡和洋行。这家鸦片走私公司，1807年由东印度公司代理人巴林最早在广州开设，称为巴林洋行，1813年改为大卫荪洋行，后来颠地加入后，便改为宝顺洋行。它也拥有一些鸦片走私的著名快艇。如：它的“水妖”号和怡和洋行的“红色海盗”号一样，都是当时载重量大，速度又快，在中国沿海走私最著名的鸦片飞剪船。
颠地大量鸦片走私，在鸦片战争前早已臭名彰著，1836年许球的禁烟奏折中提出查拿，后来，邓廷桢、骆秉章奏折中都指出他实为奸夷之“渠魁”。林则徐赴粤禁烟之前，对他的走私情况相当清楚。他指出：颠地“本系著名贩卖鸦片之奸夷”，“递年逗留省城，凡纹银出洋，烟土入口，多半经其过付。该夷民常与汉人往来，传习夷字，学习讼词，购阅邸抄，探听官事。又请汉人教习中国文字，种种诡秘，不可枚举”②。所以，他和查顿，都是林则徐出京前派人密访查拿的大烟贩。
林则徐于1839年3月10日（道光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抵达广州后，立即和邓廷桢、恰良、关天培、豫堃商议禁烟，并且注重调查研究，认真询查外国鸦片贩子的活动踪迹。18日（二月四日），传见十三行洋商，令十三行总商伍崇曜（即伍绍荣）传谕外商缴烟具结，“限三日内，取结禀复”，并密派兵丁在商馆周围“暗设防维”，以监视外国鸦片贩子。当日，伍崇曜向外商宣布了林则徐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的谕令，要求来华贸易外商必须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③与此同时，海关监督豫堃也出示，暂停外商请牌下澳。21日（七日），即林则徐指定三日限期的最后一天，外商在“外侨商会”集会商讨对策。会上，颠地等人极力反对缴烟。他们以为按照以往中国官员宣布禁烟惯例，只要交出一笔可观的贿赂，便可相安无事。但伍崇曜当晚又匆匆到商馆传达林则徐口谕：如不马上答应呈缴鸦片，明早十点亲到十三行公所，措办一切，先审讯洋商，正法一、二。外商明白林则徐不接受贿赂，难以拖延抵赖，他们在十三行行商的参预下连夜召集特别会议，共商对付林则徐的对策，决定捐凑1037箱鸦片上缴，企图蒙混过关。22日（八日），林则徐接到外国烟贩只准备交出1037 箱鸦片的呈报非常不满，同时从广州知府、南海、番禺知县送来的报告中，“闻得咪唎坚（美利坚）国夷人，多愿缴烟，被港脚夷人颠地阻挠，因颠地所带烟土最多，意图免缴”④。于是，声明：“本大臣奉命来此查办鸦片，法在必行”⑤，他认为“该夷颠地诚为首恶，断难姑容”，便立即下令传讯颠地，“听候审办”⑥。当日下午，颠地接到传讯谕令后，竟然提出要林则徐颁发亲笔护照担保他能24小时内回来作为条件。与此同时，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在澳门接到林则徐谕帖抄本，23日（九日）他向广州英商发出通告，表示要从广州撤退全体英商，对抗林则徐的缴烟谕令。24日（十日）黄昏，义律抵达广州，立即到十三行商馆颠地住处，保护颠地，并策划对抗缴烟。但商馆周围通道已经戒严，颠地住处也被馆店工人围着。林则徐得知“义律进省，即愿引带颠地脱逃，以阻呈缴烟土之议”⑦，便采取措施“将停泊黄浦贸易各国夷船先行封舱，停止买卖，一概不准上下货物，各色工匠船只房屋，不许给夷人雇货”，“所有夷人三板，亦不许拢近各夷船，私相交结。至省城夷馆买办及雇用人等，一概撤出，毋许雇用”。并严正声明：“仍照本大臣前谕，刻日取结禀办”，倘敢违玩，“定即禀明请旨，永远封舱，断其贸易”⑧。义律这才不得不书写文告，敦促外商缴烟，而且表示外商所受损失，将来由英国政府负责赔偿，实际上他把禁烟问题拉到国家关系上，阴谋挑起战争。于是，外国鸦片贩纷纷呈报存烟数，并以所缴鸦片每箱摊派一元，自动集资两万元，寄回英国，作为查顿争取政府答应赔偿烟价的活动经费。5月2日（三月十九日）恢复商馆交通，取消封港，但十六名鸦片贩子仍受到监视，不准离开广州。
直到18日（四月六日），共收缴鸦片19187箱和2119袋（一袋相当于一箱），比义律原报20283箱，还多收缴1306箱。所收缴的鸦片中，查顿、马地臣的怡和洋行缴出7000箱，占第一位；颠地的宝顺洋行缴出1700箱，占第二位；美国鸦片贩子开设的旗昌洋行缴出1540箱，占第三位，这三个最大的鸦片走私公司，共缴出10240箱，占所收缴鸦片总数的一半。24日（十二日）（一说23 日），颠地、马地臣等鸦片贩子奉命具永不再来甘结后，被林则徐驱逐出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