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教父　張忠謀的策略傳奇：一年賺兩百億的人

一九九七年二月初，台北瀰漫著新春的歡愉、輕鬆。美國矽谷，一如往日，繁忙、緊張；春寒料峭，卻擋不住熱騰騰的繁榮和興盛。

結束在德州休士頓一星期的橋牌賽（這是他一年僅有的休假），張忠謀一腳踏進，位在矽谷的慧智電腦辦公室，立刻開始開會、拜訪客戶、決定今年營運計劃，往往工作到晚上十點。第二天一早，又坐飛機到各處，開發客戶。

今年，半導體產業空前劇變，「經過死亡之谷，是危機，也是轉機，」他說。

今年六十六歲的張忠謀，是亞洲最高薪專業經理人之一，年薪加紅利超過一百萬美元。他領導的企業——台積，去年稅後盈餘一百九十四億元，是全台灣最賺錢的民營企業，平均每天賺進五千多萬元。

半導體，從電話到冰箱，從太空梭到衛星，無所不在，是電子產品的心臟，市場快速成長，至公元兩千年，產值將達三千億美元，被譽為世紀金礦產業。

各國爭相投入，白髮、沈靜的張忠謀，正在台灣默默建構半導體王國，採掘此世紀金礦。極少公開露面的張忠謀，以長程思考、宏觀策略，以及細密的執行力見長。更在國際、國內科技產業皆舉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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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四家高科技公司——台積、世界先進、慧智、美國晶圓科技。掌握資金（公司淨值）近一千億元，相當於我國第四大企業集團，企業實力僅次於台塑、遠東、中鋼。

鳳凰？流星？

二十四歲起，張忠謀踏入半導體產業，曾經指揮世界第一大半導體企業——德州儀器，掀起世界半導體大戰，痛殲英代爾、擊退摩托羅拉，「他一出手，就要打世界級戰爭，」他的一位部屬羅夫說。

十二年前，張忠謀以在美華人最高企業主管歸國。當年五十四歲，頭髮半白，結合本地原有的半導體人才，帶領台灣進入「世紀金礦」產業，將半導體一片荒原點化成綠洲，去年產值約二千四百億元，躍登世界第四大半導體生產國，僅次於美、日、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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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於打世界級戰爭，張忠謀每到一地，就要建立世界級單位。十二年前，任工研院院長，他逼著部屬，要向貝爾實驗室看齊。創立台積，要師法英代爾，「他逼、拉、推，硬要把一群土生土長的人，變成國際戰將，」一位接近他的人指出。

多年在美國管理國際大企業，張忠謀歸國，更為家族企業盛行的國內，樹立專業經理人典範。他注重策略，打組織戰，策略更常逆向思考，違逆潮流。十年前，台積成立時，他決定以專業代工策略取勝，幾乎每個人都不相信會成功。十年後，台積模式，國內外爭相模仿。

許多人指出，他的另一特色是公事公辦，他不走後門、不走政商關係，更拒絕鑽法律漏洞。「是企業界的模範生，」中研院院長李遠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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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忠謀在國內的盛名，往往也伴隨著嚴厲、冷傲的批評。尤其初抵國門的兩三年，他強勢改造工研院。至今很多人提到張忠謀時，仍會會心一笑，「是不是那個拿著菸斗，猛敲桌子罵人的人？」

今年，半導體市場持續低迷、多家公司搶攻台積的專業代工領域。去年營收只有台積六成不到的聯電，公開點名挑戰台積的霸主地位，打出「以己下駟，攻敵上駟」的策略，以提高技術層次，大幅降價為號召。台積也以積極擴廠策略來迎戰。張忠謀面臨嚴酷考驗，他全力領導旗下企業，不但衛冕寶座，更要乘勢大力擴展。經過這波考驗，張忠謀旗下企業會如浴火鳳凰，振翅高飛，成為專業霸權，或如流星，倏地閃亮，卻急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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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還沒打完，勝負未分曉，」望著窗外疾駛而過的車陣，他說：「但事在人為，台灣的企業都有能力做世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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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儒商張忠謀

他從哪裡來？為什麼能平步青雲？冷傲的外表下，張忠謀是一位什麼樣的領導人？五十四歲才回到台灣，他如何在十年間成為台灣的半導體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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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八點，一輛黑色別克轎車，從台北市緩緩駛向新竹。

車裡的張忠謀，穿著黃綠格子交織的襯衫、米色西褲，車裡出奇的靜，沒有音樂，古典、現代都沒有，沒有新聞，車上的大哥大，僅夠緊急用，唯一聽到的聲音是，只有當他點燃菸斗時，發出的嗤嗤聲，隨即，張忠謀陷入一縷煙霧，他，在車水馬龍中，似乎渺渺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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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窗外台北的喧囂、雜鬧，張忠謀的沈靜，似乎與窗外的台北搭不上調，看起來，他甚至很孤寂，踏入他在國貿大樓的辦公室，簡單的陳設，簡單的人——一位祕書，一位收發，很難想像這是位坐擁近千億資金的董事長辦公室。沒有嚴陣以待的總管理處，也沒有前呼後擁的幕僚，下班後，他常提著黑色公事包，一個人回家，很少呼朋引伴。

但是踏入科學園區的台灣積體電路，霎時，感覺張忠謀並不孤寂，來回奔走的工程師，徘徊走道的經理，乃至在美國德州土生土長的總經理，都揮灑出張忠謀的影子——精確、敬業、嚴謹（甚至呆板），講起話來，「他們不會擬人化、不會比喻，只會事實化，」學文的公關顧問王敏祥，兩年前剛開始和這群科技人打交道，遭受有生以來最大的挫折感。

但十年來，台積一群三十出頭的員工，從平地，搭起一磚一瓦，在貧瘠的土壤中，栽起成蔭大樹，以全世界第一家專業代工半導體公司出現（不生產自己產品，設計公司拿圖樣，請台積生產），創新產業競賽、撼動競爭規則。台積，讓台灣的半導體業首度在國際揚名。催生者、領航者、運籌帷幄者，始終都是這位沈靜的董事長——張忠謀。

十二年前，從美國紐約進駐新竹，在中國大陸（一九三一年）出生的張忠謀，將其一生智慧結晶，揮灑在這片土地上，他把台灣高科技產業帶上國際舞台，他要在台灣發展出世界級企業，與英代爾、IBM比美，他希冀以科技，將台灣推上已開發國家。

在新竹的瑰麗陽光下，他高大身影踽踽獨行，銀白頭髮梳得光亮整潔，偶爾透出的眼神冷峻逼人，對大部份人來說，他仍然雲淡風輕，他從哪裡來？為什麼能平步青雲？為什麼在當今的台灣，企業家高歎無力感，企業頻頻外移，他卻揮灑出大片空間？

他冷傲，但在冷傲的外表下，他對什麼情有獨鍾？外人看他累積了財富，但對錢的看法如何？他心屬何處？台灣？美國？中國？他將如何處置自己的財富？人生？

走至此，看似功成名就，他是否有遺憾？他還有什麼夢未圓？

從零起步，落地生根

一九九六年八月，轉入科學園區的園區三路，右邊路上，可以見到偌大的「TSMC」四個字。櫃台上一男一女招呼著訪客，襯著背後，似為大幅旭日東升抽象畫，提著黑色公事包的張忠謀，迅速進入大廳，登上二樓會議室。

會議室裡，總經理、副總經理圍坐一桌，台積的會議緊張程度比美當年王永慶主持的午餐會報。在張忠謀領導的企業裡，每逢董事長到新竹開會的那天，就是如臨大敵、戒慎恐懼的一天，前兩天，就得開始準備，連記者都知道，要問消息，得等董事長回台北再說。平日談笑風生、意興風發的總經理、副總經理，變得有如小學生，會裡又要報告、又怕他問問題，「就像結婚，只有到了結婚那天，你才知道漏了哪樣東西，」台積副總經理黃彥群比喻：「被他咬住，你甩都甩不掉。」

今天討論台積十年計劃，一九九六年營業額已近四百億，獲利率五○％，在半導體專業代工領域裡，是龍頭，而且是遙遙領先的龍頭，但這位六十六歲的企業家仍不滿意，「領導企業要把距離拉大，後面的人永遠追不上來，」他用力敲著桌面，強調著「永遠」兩字。

「他有威，帶兵容易成功，」第三波文化事業總經理杜紫宸說。

十年後，公元二○○六年，張忠謀要求台積營業額要做到美元一百億（台幣兩干七百億），到時，這家從台灣起家的高科技公司，在半導體的影響力，將與位於美國矽谷的英代爾不相上下。

台積，這家國內似熟悉、似陌生的公司，沒有台塑、長榮的家喻戶曉，也沒有宏的落地生根，但台積卻在國內、國外創下多項紀錄。

這家前年居天下一千大企業第二十二名，是國內第一家成立十年，營業額就近四百億的公司，與台灣一般企業，由中小企業茁壯，截然不同。

這家總在靜靜、忙碌著的公司，為台灣半導體開路先鋒。十年前，台積成立時，台灣半導體業仍是一片荒原，僅有的聯華做著消費性產品，如電子錶和電話積體電路，台積成立之後，帶動旺宏、德、南亞等數百億大廠的投資，「台積是催化劑，」現任美國宏f總經理莊人川說。

台積把台灣的製造業名聲推至頂峰，美國第一家晶片設計公司Altera，委託全球各大半導體廠製造，但是「拿到日本做，要十二個星期，拿到新加坡做，要六個星期，台積四個星期，就好了，」主持人史密斯在聖荷西的桔林大道的辦公室裡說。

在波士頓二六八號公路上，沿路布滿大大小小的高科技公司，AnaLogue Device把低層次產品留在美國做，高層次卻運往台灣給台積做，打破台灣只能做低價位、乃至中價位產品的刻板印象，「他們十年如一日，產品有一貫的品質，」總裁捷瑞在高速公路上，一手扶方向盤，風馳電掣，趕回家過聖誕節，一手拿著大哥大說。

台積也訴說著台灣高科技產業滄海桑田的故事。

一九九六年六月，台積結合五家美國半導體設計公司，在美國華盛頓州成立晶圓技術公司，興建美國近年來第一座半導體工廠，（因為自一九八○年代起，美國已失去競爭力），全部建廠工程由台積主導，台積更以十年來累積的技術，取得一五％的技術股，台積更將移轉技術給半導體發源地——美國。

但就在二十年前，台灣從零起步，在當時經濟部長孫運璿指派下，派出工程師到美國學做積體電路。十年前，台灣與美國技術差距仍為十年到二十年，現在卻已與美國相差不多，更因為製造的優勢，反而去教美國人技術。

不甘平庸，知音幾希

走在街上，不管是矽谷或台北，一襲普通西裝、一件普通襯衫，張忠謀一如平凡長者，講話三思、輕腳慢行，他似乎不屬於速度、動感、張力的高科技產業。

在張忠謀身上也難尋到，刻在王永慶臉上的堅毅，揮灑在施振榮身上的熱力，甚至很多企業領導人的熱絡隨和。

但他掌控著四家高科技公司，近千億資金，相當於我國第四大企業集團，僅次於台塑、遠東、中鋼，他極少應酬、極少演講，在台灣高科技產業上，影響力舉足輕重。「沒有熱力、沒有堅毅、別人不會託付那些資金給他，」一位接近他的人士指出。

在張忠謀的企業版圖中，有很多「唯一」，除了旗艦——台積是世界半導體業裡，第一家專業代工的公司，（去年已有多家企業加入），在台灣的半導體公司，都由美日轉移技術（如德由德州儀器、力晶由三菱），世界先進是唯一技術自主的公司，更有遠在矽谷，唯一由國人投資的電腦公司——慧智。「企業必須選擇一套與眾不同的策略，才能有持久的競爭力，」哈佛大學教授邁可•波特說。

出了台灣，更能發現他的聲譽及影響力。

「台積改變了產業遊戲規則（沒有自己產品，只幫別人代工），半導體產業史上會記載他一筆，」位於矽谷的林氏實驗室總經理都惠生說。

張忠謀與半導體淵源深厚，四十年前，張忠謀與半導體開山始祖摩爾（Gordon Moore，英代爾創辦人）同時踏入半導體界，積體電路發明人傑克科比（Jack Kilby)，同時進入德州儀器，兩人常一起喝咖啡，聊天、談發明。

一九六○、七○年代，台灣絕大多數人還沒聽過半導體，隔著太平洋的張忠謀，已在指揮世界第一大半導體公司——德州儀器，開疆拓土，痛擊競爭對手，英代爾、摩托羅拉都曾是他手下敗將，勇於開發新產品「掀起全球半導體大戰，讓競爭對手發抖的人，」一九七四年五月號的電子雜誌，這樣描述當時才四十三歲的張忠謀。

十二年前，當我國產業因美元驟然升值，面臨危急存亡之秋時，政府延攬他歸國，擔任工研院院長，他鐵腕整頓，堅持一切研究以產業效益為先，冀圖建立工研院為世界一流研究單位，以嘉惠產業界，「以中國人的聰明，給他二十年，難道不會成為第二個貝爾實驗室？」他說。

之後，政府全力發展超大型積體電路，集資百億元，成立台灣積體電路，他奔走國際、國內，募集資本，更單槍匹馬與家電巨人飛利浦的大隊人馬，展開艱苦的長途談判，讓今天的台積能成為獨立公司，而不是飛利浦的衛星工廠。

身在台灣，他更堅信小企業、小國家終有出頭之日，台積成立後，搶去了日本東芝、日立、韓國三星的生意，「顛覆IBM的是小公司、打敗美國的是小國家，新加坡的崛起又怎麼說呢？」他對著一群世界先進年輕經理人說著。

但另一面，強悍、易怒、冷傲的評語，也如影隨形地跟著他。

綽號「張大帥」的他，從德州儀器開始，就以強悍著稱，部屬報告準備不周，邏輯有問題，都會被丟回去重寫。「他不怒而威，臉一板下，八字輕的人就開始發抖了，」他的一位現在部屬說。

他的威嚴、脾氣，一方面能確保執行成效，但另方面在管理上也產生副作用，他視野寬廣、專業知識豐富，部屬卻很難吸收其菁華，「跟他學到東西，不但斤兩要足，而且能不怕他，這實在很難做到，」台積公關顧問王敏祥說。

部屬、外人更難在他威儀的外表下，看出他堅持高標準、以世界企業為師的苦心，例如在工研院院長期間，院內人員只看到他嚴於整頓、鐵腕強硬，卻看不到他最終目標——建立工研院成世界一流研究單位。「他軟性的一面，還很缺乏，」一位部屬說。

他追求完美、堅持原則、（加上直言無諱，不給人留情面），更在現階段的台灣，知音幾希，「在這個自滿、只求平庸的社會裡，他顯得格格不入」一位新聞界人士說。

高薪苦行僧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台北天氣開始轉涼，國家發展會議議題卻在熱烘烘地討論，街頭車聲、人聲更是刺耳不絕。

張忠謀從美國搭機返國，在家裡匆匆放下行李後，就直奔大直的美國俱樂部，在跑步機上跑了四千公尺後，馬不停蹄趕到位於國貿大樓的辦公室，會晤部屬、準備第二天開董事會的報告。「在家休息，反而會感到累，」六十六歲的他，和大多數企業家一樣，不喜歡閒下來。

在美國一週，他更忙碌，在矽谷一天，與慧智電腦高階主管討論明年策略。到賭城拉斯維加斯兩天（沒有觀光、沒有賭博）參觀電腦秀，領取最佳產品獎（慧智），然後飛到紐約，和八十五歲的母親共度感恩節、從二十五歲開始，出來工作四十年，他絕少休假、絕少旅行，每年僅休假幾天，去參加橋牌賽，不是在辦公、開會，就是在家裡，一面聽巴哈音樂，一面擬訂策略。「有如高薪的苦行僧，」一位接近他的人士觀察。

這兩年來，台灣積體電路一飛衝天，張忠謀動向備受注目，更由於至今仍為單身，連他社交生活，都廣為新聞界捕風捉影，小道消息猜測他與哪位女性交往，中國時報誤載他即將結婚的消息，這位已過知命之年的IC教父兩手一攤，無奈地說：「我有那麼多采多姿嗎？有那麼多值得寫的事嗎？」

的確，他的世界裡，除了工作，還是工作，平常人來看，近乎枯燥，他不打高爾夫球，沒有應酬時，就回家吃飯，（因為喜歡吃管家做的麵食點心），吃完飯後，聽古典音樂或看書，一星期兩次到位於大直的美國俱樂部做運動，連運動都只跑跑步機。

「如果真有另一『半』」，那是『半』導體，」一位接近他的人士開玩笑地說。

高科技競爭劇烈，風雨翻騰，他又居產業領袖，有人褒他，有人貶他，但他依舊抽著菸斗、菸斗時熄時滅，每個星期三早上、從台北坐著黑色別克轎車去新竹，開會、看工廠，召集部屬談話，星期五回台北，週末，他謝絕約會應酬，回到家裡寫自己的傳記。

縱使在今天，諸多競爭者加入，第二大半導體公司聯華攻勢凌厲，殺價、搶客戶、合縱連橫，台積過去優勢遭逢挑戰，超高成長率、超高獲利率必將不保。張忠謀率領部屬積極應變，他仍然講話慢條斯理、行動不疾不徐，「我有危機感，每天都有，不管有沒有競爭者，」他說。

在世紀末混亂、解構的樂章中，他有自己的節奏、自己的拍子。

造鐘而不報時

一九九六年，夏日豔陽閃耀著，午後柏油路上透著瀰瀰暑氣，台灣高科技產業展現雄姿，迸發萬丈光芒，踏入新竹科學園區東北角，通過凌亂的市集攤販，一字排開聯華、台積、力晶、華邦，雄偉而亮麗，最巍峨的大樓，最先進的精密設備，最巨額的投資，必屬半導體公司，它為台灣日形萎縮的產業，帶來無限生機，成為台灣最令人欽羨的產業。（天下雜誌九五年十月號標竿企業報導）

十年前，台灣半導體工業尚在起步，僅有的聯華營業額十億台幣，十年之間驟然成長，半導體產值達二千四百億，成長兩百多倍，遙遙領先諸多工業先進國，躍居世界第四，僅次於美、日、韓。

面對公元兩千年，半導體產業將達三千億美元的市場。「台灣，終於有能力，加入一個世紀之爭，」輔仁大學教授李仁芳說。

這個世紀之爭不容錯過，將半導體荒原點為綠洲的，是中年歸國的張忠謀，「他對我國半導體貢獻最大，」總統府資政孫運璿翹起大拇指。

與張忠謀接觸不多的人，很難發現他的魅力。對事，他語言平實、沒有雄辯滔滔的風采、也沒有一呼百諾的魅力。對人，他個性拘謹、不會和人勾肩搭背，稱兄道弟，也不會大力鼓舞，「去競選，保證會輸，」工研院能資所所長陳陵援說。

他的領導力從何而來呢？

「他的領導力是整體的，」工研院副院長楊日昌說：「他的架勢、說服力、有懾人的力量。」

他在德州儀器時的部屬卡登，（前任英代爾副總裁）回憶，二十年前與張忠謀開會，在座的人，你一言、我一語，爭辯不休，這位華裔主管，坐在一旁，默默地諦聽、默默地點燃菸斗，幾乎不感覺他的存在，「忽然，他下個結論，你會驚訝，他怎麼那麼冷靜，那麼能掌握重點。」

根據最近出版的「基業長青」，比較很多世界著名企業領袖後，發現領導人不如人們所想像，熱情洋溢、狂熱十足，相反地，他們沈默、深思、謹慎。例如，3M第一任總裁墨克、新力創辦人井深大等，靜靜地擬訂策略、建構制度、改善組織，「他們造鐘，而不是報時，不強調個人魅力，專注組織永續，」「基業長青」一書中說。

把他的整體領導力質素，一一分析，企圖心、長程思考、掌握重點，見樹又見林，「靠的是智慧領導，而不是人際領導，」一位企管教授說。

一出手就是國際級

我國企業紛紛走利基市場、安於做老二之際，安靜沈穩的張忠謀企圖心從來未變——做世界第一。不論在已成世界第一的台積，尚在蹣跚學步的世界先進，困境重生的慧智，他和經理人開會時，總是一再強調，設目標、設制度，想到的，就是要如何成為世界第一。

遠在三十年前，張忠謀就在太平洋彼岸，領導著德州儀器積體電路部門，衝刺世界第一。「他一出手，就要打世界級的仗，」他的一位前任部屬羅夫說。

他的一位部屬回憶，有這種使命在前，改革、改造才有意義。在一次會議中，張忠謀很不滿意部屬所定的良率目標，不是目標高或低，而是目標沒有反映公司要做世界第一的使命，「否則目標也許達成了，但改革的是枝微末節，沒有意義，」這位部屬說。

因為長時間在國際企業的訓練，他總是放眼未來，超越台灣。十二年前，當他回國擔任工研院院長時，看出國內、國外的壓力，不會讓工研院如此閒適地生存下去，因此他嚴格要求，一切研究必須以產業需求為先。任院長兩年後，他又觀察到，民間企業開始投資研究發展，對工研院期望又會轉變，他開始策劃中、長期的研究發展，如超導體、材料科學等。

三年前，台積領先台灣半導體業，赴美國設廠，以接近市場及技術，「當時我反對，哪裡能派出這麼多人，」世界先進總經理曾繁城說：「現在看來，還真有點道理，美國在下一波競爭中（十二寸晶圓廠），很可能反敗為勝。」

在半導體四十年，張忠謀對其如自己生命的熟悉，美國威力公司退休總裁的查爾斯，也曾為張忠謀多年部屬，記得有一次英代爾總裁葛洛夫問他，一九八○年代，德州儀器比英代爾發展出的微處理器功能多、速度快，德州儀器卻沒有將它成功上市，查爾斯回答，因為當時張忠謀已離開半導體事業部，如果他還在，絕不會讓這個有如此商機的產品，荒廢在那裡。」

對產業發展，他有見林的廣闊，但更有見樹的仔細，對數字、年代更是敏感，他不但記得財務報表上的重要數字，也記得幾天抽完一筒菸絲，「上一次是一個月抽完，這一次二十一天就抽完，」他一本正經地說：「因為工作壓力大。」

投資者卻往往欣賞他的仔細，「他講話言必有據，而且注重數據，是現代領導人不可缺的，」嘉新水泥董事長張安平說。

開會時，部屬最怕他考問數字，舉凡現金流量、庫存、良率，「上次和這次的不一樣，他馬上指出來，比檢察官問案還厲害，」台積副總黃彥群說。

他的仔細也往往會變成吹毛求疵，語言邏輯有問題，馬上就會被指正，世界先進副總經理盧至遠記得，有一次報告時提到雖然記憶體價格崩潰，公司局面艱困，但員工都能共體時艱，上下一心，努力以赴。過了一會，張忠謀放下啣在嘴中的菸斗，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不管什麼時候，員工都應該上下一心，努力以赴，怎麼只有時艱的時候呢？」

但不管如何，政府、投資人、部屬都對張忠謀的品格毋庸置疑，十年前，當他已兼任工研院院長、台積董事長，經濟部長李達海堅持要他出任另一家積體電路公司——聯華公司董事長，他極力拒絕，最後出動當時科技大老李國鼎，才勸動他。台灣企業集資購買慧智時，主要投資人——開發基金，也力主要他擔任董事長才願投資。「他行為端正，能讓人信任，」李國鼎表示。

當時，他雖擔任多項職位，但業界遇有衝突，找他仲裁時，他公正不阿，現任美國宏總經理莊人川（當時為半導體國善公司總經理）描述，每當要申請貸款，或專案補助時，張忠謀擔任審核委員，他問的問題都是就事論事，例如財務、技術是否可行，「沒有政治意味，問題令我心服。」

縱使自己所掌企業和同行發生爭執，需要他出面仲裁時，他也不會偏袒哪一方。前任台積副總經理曾繁城記得一九八○年代末期，積體電路大廠紛紛成立，挖角之風甚盛，有一次，華邦電子總經理楊丁元因為猛挖台積的人，和曾繁城發生爭執，曾繁城拒絕做華邦的產品，楊丁元告到張忠謀那裡，張忠謀做出決定，曾繁城必須幫華邦做產品，但楊丁元要挖人前，必須知會曾繁城。

尤其是他極度守法。曾經擔任台積法律顧問多年的陳國慈（現為國家文藝基金執行長）記得，十二年前，與張忠謀一起，和荷蘭飛利浦談合資事宜，張忠謀剛回國，對國內法律不熟悉，非常有耐心，一項項地問，一條條去學，「他合法、守法，是企業家之最，」她說。

當台積遇到法律障礙時，如勞動基準法裡的一些條文，「他別說違法，連稍微走法律漏洞都不肯，寧願正面去解決，」陳國慈說。

台積做事合法正派、是吸引員工的重要原因，台積經理曾晉皓出身公教之家，父親為楊梅一所小學總務主任，為人正派，他記得，父親連學校的一隻掃帚都不會據為己有，更要求子女廉潔、守法。曾晉皓大學畢業後，進工研院電子所，然後進台積，「我在這裡做事放心，決不會違背自己的良心，」他說。

從事企業，張忠謀有所為，有所不為，中國書生的狂狷，「儒商可當之無愧，」一位接近他的人士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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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策略看市場，小策略看對手

在張忠謀二十餘載領導生涯中，克敵制勝、贏得世界第一，靠的是正確的策略。張忠謀以台積為例，談如何擬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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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策略通常要靠領導人的洞見，是由多年來讀書、觀察、談話、思考而來。

擬訂策畈更是要著眼未來，領導人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想未來、規劃未來，董事長應該花七五％時間想未來，總經理應該花五○％時間想，副總經理應該花二五％想。領導人也應該不斷給經理人出問題，逼他們想公司的未來。

大策略，通常是市場和技術的交會點。

台積當時要做專業代工，是一個大冒險，但這個險是經過仔細衡量做出來的。

專業代工公司的客戶，主要是半導體設計公司，當時美國只有幾家設計公司，但可看出會越來越多，有設計師，脫離大公司，出來自己開設計公司，但他們沒有資金來建廠，因此希望有人來幫他們製造產品。

台灣有很好的製造技術，製造業人才不只是工程師而已，而是從作業員、領班、研發一層層的人才素質都比美國和歐洲高，技術因此不成問題。

有市場和技術的交會點，做專業代工這個大策略就可定下來。

抓住對手要害猛打

大策略下，還要有一連串小策略。

小策略則要看競爭對手，要充分打擊競爭者的弱點。當時我們的競爭者，是日本企業，如東芝、日立，美國企業不必看了，他們的良率太低，日本企業的良率和我國差不多。要找到他們的其他弱點，加以打擊。日本企業以此為副業，可有可無，只有在產能閒買時他們才願意幫別人代工，而且還要求客戶技術授權，到時，還在市場上跟客戶競爭。因此台積樹立了兩個小策略：對外，不和客戶競爭，對內要有彈性，儘量配合客戶需求。小策略下，還要有更小的策略，例如強調彈性，就得說到做到，日本企業要六個星期才能交貨，我們就降低一半，三個星期就交貨，日本企業不願意為客戶修改製程，我們則願意改，你什麼設計圖拿來，我們都願意配合。只要願意試，他們都很滿意。因此開工兩年，我們就做了二十億台幣的營業額。

大策略最好是逆向思考，才容易有生存空間，台灣很多企業的策略，卻都是順向思考，比較沒有創意，因此只能從節省成本，加強生產力著手，賺管理的錢。策略訂得正確，只保證六○％的成功希望，其他四○％是靠執行力，尤其逆向思考的策略，領導人要花很多時間去說服部屬，才真的能激發他們的執行力。

當初台積做專業代工，只有一兩個高階主管真正信服，直到做出成績後，公司上下才覺得是值得追隨的策略。台積在專業代工領域，原本只此一家，現在諸多競爭者加入，就面臨策略轉折點，這時就要考慮，如何把競爭障礙，越築越高。例如技術是一項障礙，如何建立堅強技術團隊，技術領先對手，沒有人，就得去找人。既然決定這是項策略，就得貫徹。

例如英代爾前幾年，到處找人要專利費，那時他靠智慧財產權，收取大筆資金。但這幾年，他積極建立技術障礙，其他競爭對手，如Cyerx、超微都不是他的對手，在中央處理器市場佔七五％，就是因為他們的技術障礙越來越高。

服務也是競爭障礙，我們和客戶互相依存，台積要發展成客戶的虛擬晶圓廠，即我們的工廠，就是客戶的工廠，他可在自己辦公室裡，和台積電腦連線，產品做到什麼程度，甚至將來連產品成本多少，都可以給他們知道。

如果我們的競爭者做不到這點，這就成為我們的競爭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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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夢和幻滅

張忠謀的童年歲月如何影響他的一生？逃難與異國求學的經歷，塑造了他什麼樣的個性？他的中國夢為何幻滅？他如何結下與台灣的緣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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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忠謀成長、求學、就業背景，與國內企業家不同，他成長於動亂的中國，一九四○年代末期，進入哈佛，是當時唯一的中國人新生，第一個進入德州儀器工作的中國人，打過無數商戰，「他的經歷是國內企業家沒有的，」工研院院長史欽泰說。

從張忠謀本身或他的企業，嗅出來的，往往是西洋、明亮、甚至是後現代，很難把這位高科技的總裁，與古老、殘敗、倉皇離亂的中國連接在一起，但他真真實實地活過那段歲月，那段砲彈在頭上飛過，那段牽著父母手逃難的日子，那段匆匆與父母告別，隻身前往異國的日子。

在一幅幅中國印象派山水畫中，張忠謀談起了他的童年。他的思緒時而停頓、時而潮湧，跟前菸斗的火花不斷跳躍著。

民國三十二年暮春的上海，天光依舊，十里洋場的燈紅酒綠，市井繁華，隨著日本佔領日久，漸漸褪色。一家小旅館內，張家三人，正等待著走上一段未知的旅程，腳前堆著幾件簡單行李，剛剛道別張家的祖父，這一去，不知何時才能再見，有絲絲興奮，但更多的是不安、憂慮，那未知的旅程是要吞噬他們於無形，還是讓他們壯志得酬呢？

張家男主人張蔚觀，是位典型的民初新派人物，生於民國前六年，很早就決定要去上西式大學，讀商科，以擺脫傳統中國世代務農的宿命。十八歲，他進入滬江大學就讀，畢業後，他不斷在工作上求變，磨練自己的專業技能。

大學畢業後，進入寧波縣政府擔任財政局長，但寧波地處貧瘠，發展有限。他轉往銀行發展，先後到南京、廣州、香港各地任職，張忠謀從一歲起，就跟著父母親搬遷各地，雖然在美國待了大半輩子，他卻能講很多中國方言，如上海話、廣東話。

張忠謀生於寧波，是長孫，祖父給他取的名宇，源於論語「為人謀，而不忠乎？」希望他將來替人做事，要忠心。「很小，我就常聽父親講我名字的意義，就記起來，做為將來做人處事的準則，」張忠謀記得。

童年大部份在香港度過，在銀行工作的父親收入頗豐，家裡只有三個人，小家庭豐足而溫馨，在當時中國已遍地烽火、民不聊生之際，張家在香港幾乎過著世外桃源的生活。

張忠謀從小身體不好，因此不大喜歡運動，又因為是獨子，沒有兄弟姊妹可以玩，他喜歡待在房間讀書，母親徐君偉特別注重這個獨生子的教育，為他買了全套的兒童文庫，這些書擺滿了整個書架，因此他很早就開始讀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古典小說，也因此養成他日後偏愛讀書，喜歡思考，但內向、不易與人親近的性格。

當時香港中上階層的人士，都將子女送到英語學校，以備將來到歐洲或美國留學，但在父親的堅持下，張忠謀上的是華文學校（培英、培正），因為中國還是他們固有的歸屬，父親更規定他要背四書五經，一方面要加強他的中文程度，另方面也要從這裡學得做人做事道理。

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香港外海傳來轟隆轟隆大砲聲，接著日本飛機在空中迴旋，驚碎了張家的夢，不到三個星期，日本佔領了香港、九龍，世外桃源霎時變色，「從此，沒有童年、沒有少年、沒有青年，每個階段都在為下一個人生做準備，」張忠謀看著窗外說。

雖然香港已淪入日本人手中，但張忠謀父親決定攜妻帶子，前往大後方——重慶，讓全家有尊嚴地活下去。他們要經過淪陷區，如上海、徐州，要經過烽火前線，要翻山越嶺，從上海出發，走走停停，接受日本兵的檢查，在古都洛陽看到國軍來檢查，「我看到父母離開上海後，第一次笑了，」張忠謀回憶十一歲時的經歷說著。

走過五十餘年後，張忠謀仍然覺得沒有一次旅行可以比擬，夜半火車疾駛，沒有人敢出聲，怕被隔著黃河的日本兵砲轟；在蜀道（從西安到成都）上坐大卡車，差點被震出車外，滾下萬丈深淵；在通過黃河時，遠眺滾滾黃沙，與他讀過的三國演義對照，冥想古代兵家在此戈戢霍霍、旌旗飄飄，一戰定江山的情景。

身體上，張忠謀行過千山萬水；知識上，總走在世界最前端；但精神上最讓他縈縈於懷的，仍然是那段日本入侵，全民浴血戰爭的苦與樂。

「那是個大時代，」他說。不經過的人，很難體會到驚濤駭浪，顛沛不安，但也鼓舞振奮、精神豐足的時代。

大時代裡，有人血濺沙場、有人戮力建設，更有太多人壯志未酬，沒有看到中國勝利，就抱憾以終，走過那個時代的人，往往有共同的回憶，「吃苦沒關係，大家一起吃，最怕的是有人吃苦，有人享福，」他說。

建設新中國夢

張家一家到達重慶後，張忠謀很快就進入南開中學就讀，南開中學是當時全國最好的中學，為名教育家張伯苓所辦，很難進去，張忠謀先進暑期班，學校規定，只要在暑期班考第一名，就可以保送進南開，暑期結束，張忠謀果然考了第一名，也順利進入南開中學。

學校規定所有學生都得住宿，物質生活很清苦，一向有自己房間的他，必須住在大統艙裡，每個人只有一張床，沒有書桌，看書到教室去看，衣服塞到箱子裡，箱子則塞到床下。床裡臭蟲猖獗，乾淨的被褥帶進去不久，就沾上了臭蟲，張忠謀被咬得輾轉難眠。常吃母親燉的雞湯的他，一星期只能吃一次肉，大部份時候，都只有榨菜（四川特產）拌飯吃，連榨菜都沒有時，就只有用醬油拌飯。

物質生活苦，但精神卻意外地豐足，民國三十二年，蔣中正參加了開羅會議，中國不但廢除了與列強的不平等條約，而且躋身四強之一，勝利是指日可期。

希望、純潔、愛在這所學校裡流動著，「那時我們都知道，打敗日本人是大人的責任，但建設新中國的責任就落在我們身上，」張忠謀似乎回到那在重慶的十一歲男孩。

他記得當時班上每個人都自己立定志向，有的要做外交官，有的要從政，有的要做工程師，十二、三歲的小孩，下課後、就寢前，就著微弱的燈光、拿著蠟燭，暢談要怎樣從這些工作上報國，微弱的火焰映照著一顆顆雀躍的心。

「那時候的年輕人，對生命有熱情、有理想、也有目標。」

而那個十一歲的小男孩想做什麼？

「作家，」一向嚴肅的他，展出難得一見的笑容。當時，他喜歡讀中國文學，喜歡聽古典音樂，在班上編的壁報上負責文藝專欄，他的作文總是得第一名，「那時老師把班上作文成績排名，發回作文時，第一名的，就第一個上台去領，我經常是第一個上台去的，她也經常在課餘教我要看什麼書，以加強自己的國文程度。」

五十多年後，他仍然記得那位老師的名字，每次有人問起，印象最深刻的老師，他回答的不是哈佛、不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名師，而是這位在重慶山城下的國文老師張汝宜。

校長張伯苓的風範，更令他印象深刻，張伯苓為名教育家，抗戰前在天津創辦南開大學，教育水準馳名中國，抗戰開始後，他不計較名利、放下身段，遷到重慶，創辦南開中學，教育中國新一代的主人翁，「那時我辦壁報，負責訪問他，雖然他已六十多歲，對我們這些毛頭小孩也很客氣，提出的問題，他都一一回答，而且每次起碼花半個鐘頭，讓我訪問。」

兒時播下的種子，不知何時何地會發芽開花，但總會有發芽開花的一天。

前一陣子，張忠謀深深感覺他主持的台積，雖然近年來交出耀眼的成績單，但要永續經營，必須有健全的經營理念，於是他花了幾個星期，將他的理念化成諸多文字，例如對顧客誠信、謹守承諾、不斷有創新能力，但有天晚上，他展讀昔日同窗寄給他的南開同學錄，翻到第一頁，赫然看到校訓——允公允能、日新月異，「我以為那些經營理念，是我一生心得，還覺得是窮一生之力悟出來的，原來也不出這八個字，」他搖搖頭說。

因為精神很充實，物質的苦似乎也甘之如飴，榨菜不再那麼難吃，有沙的飯吃起來還可下嚥，臭蟲依舊，但是可以安然入睡，「只是第二天早上起來，身上多了一些紅紅的疤痕。」

重慶的人民在等待，十四歲的張忠謀也在翹首期盼。

烽火異鄉路

民國三十八年七月，香港啟德機場裡，一架飛往美國舊金山的泛美航空飛機上，剛過完十八歲生日的張忠謀告別父母、朋友、同學，踏上未可知的旅程，這次是單獨一人。

分明記得四年前傳來日本投降時，人民雀躍、狂喜，中國的希望到達頂點，重慶居民除了沈浸在勝利的歡樂中，就是家家戶戶收拾行李，準備打道回鄉。

也分明記得全家興高采烈，回到上海，父親傾其一生積蓄，在法租界買了一棟房子，那是一棟小巧的洋房，他又有了自己的房間，有自己的書桌，可以端坐桌前，在夜闌人靜時展卷閱讀。

年近四十歲的父親，走過戰亂、走過簸波，希望就此穩定下來，直到有一天，父親請了一些學界和政界的朋友，席中多數人對當前局勢甚為悲觀，「國民黨大概守不住了，」他意識到平靜的日子，即將畫上休止符了。

從那以後，父親的眉頭就沒有開展過，要走、要留，政府規定要交出金子，要不要交？還是留下來？做生活費以及獨子的學費，最後他還是交出去了。「他一生奉公守法，甚至可說是膽小，怎麼敢違抗政府命令」張忠謀無奈地說出那時幾百萬人民的心聲。

不久，金圓券貶值如廢紙，他們只買了三年多的房子也不值錢了。到外地的船卻越來越擠了，張忠謀和母親匆匆帶了幾件行李，坐船到香港，父親一個多月後趕到。

戰火烽煙中，每個人的計劃都得改變，長程、短程、暫時、永久……，也寫下了每人不同的命運。

此時，張忠謀後來在美國的同業，半導體泰斗摩爾（目前為英代爾董事長）正安適地在美國讀大學、英代爾總裁葛洛夫仍然在匈牙利；台灣的同業施振榮剛滿六歲，喪父不久，跟著寡母，生活在大家庭的陰影中，使他熟諳人性，以備後日聚賢納才、共打江山。

戰亂當然也打散了張忠謀的計劃，在上海讀了兩個月，滬江大學商科（作家夢早已被父親一句「會餓肚子」打消了）。父親覺得國已破，共產主義下，讀商還會有前途嗎？改學理工，較實用，於是張忠謀開始申請美國的學校，拿著高中成績單，滬江大學校長的介紹信，加上美國友人的推薦，他申請到美國最負盛名的學府——哈佛大學，全校一千多位新鮮人，只有他是唯一的中國人。

天瀾雲高，溪橫水遠，飛機衝入雲霄，香港越來越小，終至在他腳下消失了。

回憶哈佛往事

「他六十幾歲，還那麼愛讀書，求進步，常讓我們很慚愧，」前任工商時報記者趙靜華說。

「他的知識驚人，這是科技產業領導人不可或缺的」現任台積總經理布魯克說。

看起來十足科技人的張忠謀，興趣卻非常廣泛。不但專業書要看，歷史、文學他都愛看，最近，他在看余英時寫的「歷史與思想」，前一陣子，他在研究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左右的歷史，剛從美國回台灣時，有人覺得他應該看看瓊瑤的小說，了解台灣社會文化的軌跡，他也一本正經的買了幾本來看，「在台灣企業家裡，他是少數不俗氣的人，」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人徐小波說。

張忠謀追求知識的興趣，入大學達到頂峰，在哈佛漫漫長春藤旁，古老鐘樓裡，他發現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有的人已熟讀亞當史密思的國富論，有人已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看完了。有的人在研究馬克斯理論，而這些人跟他同年。他不禁見賢思齊，加緊用功，課外課內的書都看。「你看到周圍這麼多傑出的人，怎麼會不見賢思齊呢？」

他讀希臘羅馬史詩、英國文學、美國文學、國富論等，在哈佛才一年，但他形容這是場知識的盛宴，「這種盛宴是可以跟隨你終身的。」

之後，他在美國企業工作時，常引用古典文學，在科技人中獨樹一格，例如有一次，他在商業談判時引用了一句希臘女神卡珊德拉的話，令對方刮目相看。他認為讀書的樂趣，是在徹底了解。他記得讀大一的基本物理，如果不懂的話，他會花兩三個鐘頭去研究一頁，弄懂了，才讀下面一頁。縱使到現在，看所謂的閒書，他也看得仔細。雖然讀英文已讀了快六十年，（小學一年級開始讀），今天他讀英文小說時，遇到不懂的字、也照樣拿起字典來查。

第二年，他轉學到麻省理工學院，專攻機械工程，想要早點畢業找事，三年間，他一口氣讀完學士和碩士、當時家裡已無力負擔他的學雜費，他開始靠打字賺錢（十二歲時在香港學的），「打兩個鐘頭，才夠到中國飯店，去吃一盤蛋炒飯，」他說。

他對企業的興趣也起自此時，在大學時，父親送給他幾張IBM的股票，有了這幾張股票後，張忠謀就開始讀IBM的公司簡介，財務分析，然後又開始讀財星雜誌等經濟刊物，到現在都維持不輟。

在這兩所學校中，張忠謀曾遭受兩次挫折，是現在認識他的人很難理解的，他曾被麻省理工學院博士班當掉，哈佛大學的游泳課也差點被當掉。

哈佛大學規定，大一新生必須學會游泳，要通過連續游一百公尺的考試，張忠謀每個星期六到學校游泳池練習一個小時，經過七個月後，仍然還未通過，（因為不會換氣，中途必須站起來幾次才能游到），很多同學一下就通過了，游泳池裡只剩下兩個學生，教練越來越不耐煩，等到通過後，教練如釋重負，熱情地恭喜他，「等我對哈佛大學游泳池投下最後一瞥後，另外一位同學還在池裡手舞足蹈地掙扎，」他笑著回憶。

另外一次的挫折，則關係他的人生重大轉折，拿到麻省理工學院碩士後，當時中國人的出路，是做研究、教書，因此他跟隨一般人腳步，進入博士班。在一年中，他連考兩次都沒有考中，而錄取率高達四○％。

「這是我生平最大的挫折，」有一星期，他幾乎不能成眠，飲食不能下咽，最後他下定決心，到企業界去做事，雖然大家都說中國人只能做研究、教書，「但誰說我不能做一個先鋒，開闢出另一條路來，」「讓他保留他的博士學位吧，我要走我自己的路，」他在走出麻省理工學院時，如此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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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半導體大戰

在白人的世界裡，張忠謀如何打下一片天地？他如何與英代爾、摩托羅拉等世界強敵交戰，打贏一場場企業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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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們對各種變化之間的關係茫然無知。今天，在變化當中產生了一個凝聚的形態：未來正在成形。

在歷史的洪流中，許多變化的支流合在一起，形成日漸澎湃的第三波浪潮。

此一歷史性的變化並不是工業社會直線的延伸，而是方向的驟變。我們所面對的並不只是一場科技革命，而是一個全新文明的到來。」（第三波--艾文．托佛勒，一九八○年）。

一九五五年，一位瘦削的青年、拿著簡單的行李，碩士畢業文憑，匆匆跳上轟隆駛來的電子列車，揚長而去，再也沒有回頭。

憑著毅力、堅持，在他鄉、在異域，在以電子為主的第三波文明中，他取得一方地位。

五○年代，當大部份中國人以洗衣、餐館為業時，他是少數進入美國企業工作的人。六○、七○年代，大批中國人走入專業領域，但不是做研究員就是做工程師，不必與美國人有太多互動，但他卻必須統領千軍萬馬，廝殺敵軍，不管是將、是兵、敵軍、友軍，清一色是白種人，他立下彪炳戰功，「他拓荒、耕耘，最後收成，」他在德州儀器的部屬格藍姆說。

十二年前，政府為了極力發展科技，延攬他回國擔任工研院院長，做半導體後，他又成為當然龍頭，業界一些人抗議，為什麼總是他在做老大，難道遠來的和尚真的會念經？

但張忠謀自有他不可磨滅的赫赫戰功。一些不喜歡他強勢、高傲的人，也得承認他在科技產業，經歷顯赫，國內無人能比。

有人稱他為IC教父。

但年輕時，他捲起袖子設計電路；在工廠現場督導女工，「還要應付這個請產假，那個請病假的問題」；他曾經揮汗巡視世界各國工地，也曾經低聲對客戶道歉，如果產品末達水準；四十多年來，不管在德州燠熱的午後，或新竹狂號的東北季風，他總是堅守崗位、未離開一步。「半導體是我的最愛，」他說。

與其稱他為IC教父，不如稱他為IC老兵。

一九五八年，二十七歲的張忠謀帶著也是從上海來的妻子，從人文薈萃的波士頓到達一片荒原的德州，當時達拉斯加上近郊沃斯堡，一共只有一百多個中國人，進入工業界的人不過兩三人，其餘都是開洗衣店或餐廳。「英文講得再好，人家一看我，就知道我是少數民族，得加倍努力才行。」

張忠謀麻省理工學院畢業後，在學校做了一年半的研究後，到波士頓附近的一家家電公司Sylvania做事，進入半導體部門工作，當時踏入工業界的中國人少之又少，從工程師做起的他戰戰兢兢，格外努力，自願當夜班，睡在工廠裡。有時一晚上，只睡兩小時。不久，他參加美國電機學會，認識了一位同業，有次這位在德州儀器工作的同業，告訴他德州儀器正在招考，問他願不願意去。而這位同業就是口試他的人，當然，張忠謀順利錄取了，成為德州儀器第一個中國員工。

當時德州儀器營業額不到一億美元，比Sylvania小很多，但他覺得潛力無窮，而且與自己興趣相合，因為該公司從創辦人開始，就以科技創新見長，投資研究發展、開發新產品甚力。

這項決定成為他一生的轉捩點。

揚名德州儀器

他給了德州儀器四分之一世紀的歲月，在半導體百家爭鳴、動輒風雲變色之際，有企業如流星，一閃而逝，有企業盛極而衰，更多企業虎視眈眈，乘勢而起，但他運籌帷幄，縱橫睥睨。一九七二年，他接下全球半導體資深副總裁職位，德儀交給他「世界第一」的冠冕，他自始至終緊緊握住，絲毫不給別人覬覦的機會。

當時半導體是新興行業，產業渾沌、沒有數據，沒有前例，全要靠他的判斷力和洞察力、匯成策略。再以此建立克敵制勝團隊。現今他的部屬分散世界各地，有在矽谷，有在歐洲、有的仍留在德州，但談起那段和張忠謀一起打拚、橫掃敵軍的日子，仍覺得那是他們生命中的高潮，至今難以忘懷。「他設定高標準，也對你有高期望，」後來任英代爾副總裁的卡登說。

在國際大企業的豐厚經驗，使張忠謀歸國後，對科技發展、國家競爭力可有擲地有聲的建言。歸國後，他極力主張，政府應全力培植出幾家世界級大企業，例如，瑞典、荷蘭，以彌補台灣中小企業的不足。他親身體驗到，「唯有大企業，才能從事核心技術研究發展，才能嘉惠產業，增加國家整體競爭力，」他強調。

一九八○年代末期，美國很多企業求價待售之際，他又大聲疾呼，政府民間應趁此機會趕緊去美國買下有潛力的公司，以在國際市場佔一席之地，後來神通集團、和信集團、中華開發集資購買慧智電腦（全球第一大終端機公司）就是一例。「慧智掌握的不只是終端機產業，而是全球通路，」神通集團董事長苗豐強說。

他更身體力行，籌辦台積時，他就要求規模要大，要與國際大企業競爭，每當電子所人員作出計劃，質量都不夠時，「他常說，這種小鍋小灶，如何到國際競爭呢？」工研院院長史欽泰（當時任電子所所長）回憶。

在德州儀器，張忠謀也學習到國際公司的管理經驗，對後來設立台積、世界先進，很有助益。台積甫成立，就採用國際公司架構，例如台積的財務制度移植自飛利浦、人事制度移植自德州儀器，世界先進制度步步追隨台積，「他管理大企業經驗豐富，很少企業家能比，」曾任經濟部長，也是企業出身的趙耀東說。

因為在德州儀器的經驗，使他日後堅持專業管理人的原則，在台灣眾多家族企業中，風格獨特，他會為員工福利向董事會力爭，例如台積一成立，就決定撥出利潤的二○％做為員工的紅利，董事會猶豫，經他力爭才同意。

但是當經營層沒有盡力，業績不佳時，「他也全力承擔責任，尤其不會偏袒部屬，讓投資者放心，」現為世界先進董事的苗豐強說。

更由於國際大企業嚴格的洗禮，張忠謀更有著強勁的堅持力，「你知道，有問題，他都會在那裡，」慧智電腦董事張安平記得，七年前，他和張忠謀一起去談判購併慧智時，從下飛機開始，談到凌晨三點鐘，紅著眼睛，近六十歲的張忠謀依舊不放棄查證每個數字，仔細問每個問題。

接班有望

訪問張忠謀的過去，是一大困難，他可以天南地北，談歷史、談科技、甚至談文學，惟獨不善於談自己，尤其是自己過去的成就。「這一行只能往前看，不能往後看。」他隔著越洋電話說。

張忠謀進入德州儀器第一個工作，就是個大考驗，IBM將一批自己發展出來的幾項產品移轉給德州儀器，其中之一，而且是最難的，就是由他負責。他領著幾位工程師，不眠不休，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終於將這項產品研究發展成功。成果卓著，而且青出於藍，更勝於藍，良率（半導體裡最重要的競爭利器，良率越高，成本就越低）甚至超過IBM幾個博士做的研究，他的表現驚動了當時德儀總裁海格地。對他開始另眼相看，希望培植他做德儀的研究發展最高主管。

但是張忠謀並不是學電子，他的半導體知識都是靠這幾年，邊做邊學的，而且也只有碩士。德儀希望能送他進博士班讀書。

「他們問我，我希望進哪裡讀，我說史丹福，他們很滿意。」因為史丹福是當時全美半導體研究最好的學校，當然也意味著很難進去、很難畢業，德儀的人覺得他很有志氣，要讀就讀最好的。

於是，張忠謀開始重做學生。

躍登美國高科技舞台

三年很快就過去了，張忠謀重回老東家，面臨更大的挑戰，也要締造自己的紀錄。

第一個紀錄，就是把一個部門的營業額，一年之間提升一倍半，當時IBM需要一種電晶體元件，但德州儀器一直沒辦法供應，他的前任負責人開了數十次會議，仍然沒有結論。不是說發展不出來，就是說發展出來，IBM也不會要，但這位三十四歲的經理一上任，開了兩次會，就指定幾位工程師一起去發展。

在幾年的工作經驗裡，他累積了對IBM足夠的認識，他認為發展出來，IBM一定會大量採購，果然發展出來後，需求應接不暇，營業額和利潤都呈倍數成長。那時候，他已經管三千位員工，營業額五千萬美元。

德州儀器總把他派到最艱難，但最有成長潛力的部門。三十五歲升任積體電路部門總經理、三十六歲升任副總裁，五年後，升任主管全球半導體業務的資深副總裁。把時序拉回二十多年前，現今在半導體業世界第一的英代爾不過在矽谷剛成立，營業額才不過幾百萬美元，德州儀器已雄霸世界第一多年，呼風喚雨。在公司內，半導體業務佔德儀的五○％，全世界六、七萬員工，其中兩三萬員工都歸張忠謀管。而那年，他才四十一歲。而這位來自中國的資深副總裁，已經是公司內第三號人物了，僅次於董事長及總裁。總裁好幾次表示，將來他就是自己的接班人。公司內高階主管組成的長期規劃委員會，由他擔任主席，總裁和董事長都還只是委員。

張忠謀也躍登華人在美最高階經理人。

大企業是美國的典型產物，也是美國為白種人建構的最後堡壘，黑髮黃膚的他，如何攻進的？

鐵面領導的風格

他設定高目標：他一出手，就要爭世界第一。利基市場，他不感興趣，做老二，他更不願意。

目標一旦設定，他很少妥協，七○年代，英代爾在記憶體市場所向無敵，很多企業抱憾退出，張忠謀堅挺前進，要跟英代爾拚到底。

他更以堅毅達成目標，例如當他剛回台灣時，只學過兩年國語（只會講廣東話和上海話）的他，堅持講國語時，絕不夾雜一個英文字；去年開始，他用中文寫自己的傳記，常常撕了又寫，寫了又撕，就是為了要把中文寫作練好。

由於他從事的科技行業，日新月異，他勤於求知：「不管到哪裡，他都要到書店，」他的女兒張孝林回憶，「在家他總在看書、看雜誌、看報紙。」

另一面，「張大帥」也開始顯現威風，他要的報告，今天要就是要，絕不能遲交，作得不好的報告，往往丟回去重寫，給部屬的目標，遠超過他們的能力，「更無法忍受平庸、不努力的部屬」。「他講起你的缺點時，會一條條說盡，你會奇怪，他怎麼有那麼多材料可講，」他的舊部屬，現任台積總經理布魯克說。

性格過於剛烈耿直，不願予人妥協，阻礙了他晉陞總裁之路，例如當年德儀總裁夏柏重視消費電子，不願大幅投資半導體，他在公司每個場合都大聲疾呼，不管總裁在不在場。這種個性，也是他日後難以適應台灣官場文化，在工研院難以推動改革的原因。「我是容易發怒，」他承認，「但那是基於做事的熱誠，為什麼事情總是做不好呢？」基於做事的熱誠，在德儀，雖然步步高升，他覺得責任更重，「升遷不應是一個人的里程碑，」他說，「人有旦夕禍福，美國企業也可以一夕大局變色，誰能說得準呢？」「一個人最大的快樂，應該來自做成一件事，而不是名利，」他說。

升遷那天，他一如往日，開著車，經過達拉斯寬廣寂靜的街道，在車上想著，如何打今天的仗、明天的仗、明年的仗、三年後的仗……。

撼動英代爾

他擬訂策略、督促部屬、為他們爭取公司資源，不時到實驗室鼓勵徹夜伏案的研究員，往歐洲拜訪客戶、來亞洲建立生產基地……。

在德州儀器四分之一的世紀裡，他打過無數場戰役，最著名的兩場仗，不但他記得，他部屬記得，美國產業界也都記憶猶新。他推廣當時最新的半導體製程，席捲全世界五○％市場，成為產業標準；他首開動態記憶體市場之爭，英代爾曾是他的手下敗將。

在這場場戰役中，能克敵制勝的原因，是他首重擬訂策略，快速行動，到今天，台積能有此成績，也歸功於張忠謀當初選擇策略成功，「他是典型的策略家，」一位企業界人士指出。

例如在一九七二年，德州儀器開始要發展記憶體，當時市場主力產品是一K（目前為十六M即當初的容量的一萬六千倍），最大競爭者就是英代爾，但張忠謀決定，要做就做四Ｋ才能競爭得過，「他不但有策略，而且策略要超越今天，」他二十年前的部屬羅夫說。

在威勢逼人的國際大企業裡，經理人一旦出手，就必須能席捲全球，張忠謀擬訂策略後、更要快速行動、主動出擊、「他總是push、push、push，絲毫不留情，直到達到他要的為止，」他的部屬格藍姆說。

在六○、七○年代，正值電子業戰國風雲，旦夕之間，新產品會取代舊產品、新製程取代舊製程，新技術取代舊技術，此時，要席捲市場，就必須大力投資研究發展，推出新產品，讓顧客選擇增加。

他不但快速推出新產品，而且定時降價、攫取市場，今天看來不稀奇，這在當時，「撼動產業界，改寫遊戲規則，」一位半導體從業人士表示。

例如，德州儀器發展出新產品後，張忠謀就和客戶協定，每季降價一○％，而且他說到，縱使成本一時無法降低，他也信守承諾，顧客紛紛轉向德州儀器。競爭對手，例如，國民半導體、摩托羅拉，不但疲於應付，更無招架之力。

那時最重要的產品MSI（中型積體電路）市佔有率，兩三年間從二○％增加到五○％，營業額從五千萬美元，增加十倍，達五億美元，更成為德州儀器的金牛產品。

定期降價策略，後來電子業廣泛採用，但十年前，當張忠謀與現任英代爾總裁葛洛夫（他比張忠謀晚進半導體行業甚久）會晤時，英代爾仍然堅持不降微處理器，張忠謀就斷言，如果不降價，英代爾就不可能奪取高市場佔有率，幾年前，英代爾果然開始調降微處理器的價格。「要嚇退競爭者，這是唯一的辦法，」他說。

從肉搏戰到核子戰

今天，半導體戰國風雲依舊，只是規模更大、更狠、一出手，就是你死我活。往日，一個廠只要幾億台幣，現在卻動輒三百億，執台灣半導體牛耳的張忠謀，責任更形重大，「當初如肉搏戰，現在則如核子戰，」他說，「打了四十年，我還是要打下去。」不管是肉搏戰、游擊戰、核子戰，在場場戰爭中，張忠謀總是身在其中，也身先士卒。最重要的，是在那四分之一世紀中，他身在世界級企業、往來於世界級企業中，打的是世界級的仗，培養出世界級企業人的胸襟，不服輸的他，不但要做世界級，還要做世界第一。

多年後，他一腔熱血跨海返國，希冀以科技推動國家進步，但和台灣欠缺淵源，也不諳官場脈動，所得掌聲並不熱烈。有人說他高傲、有人說他冷漠、部屬嫌他太嚴厲。但了解張忠謀的經歷後，會恍然領悟，他的高傲，也許源於眼界高；他的冷漠，或許是看盡人間冷暖；對部屬嚴厲，更是有著「恨鐵不成鋼」的急切。曾經，他的額頭只有絲絲白髮，返國十二載，現已幾近全白，額前皺紋也加深幾許。他的很多理念，仍未獲得這個島上人們充分認同，縱使自己事業已卓然有成，縷縷遺憾仍常在他心中縈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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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鄉有期

事業家庭陷入低潮的張忠謀，如何東山再起？中年轉折的心路，如何引領他回到台灣落地生根，札下台灣半導體業的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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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代下半期台灣經濟發展列車往前衝，雖然政治上迭遭橫逆，先有一九七○年的被排擠出聯合國，接著幾年，四、五十個國家與我國斷交，但由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主持的十大建設如火如荼展開，大鋼廠、高速公路、鐵路電氣化、中正機場陸續完工，為台灣指向一個富足、穩定的未來。

此時，遠在太平洋彼岸的張忠謀，卻面臨他個人及事業生涯的低潮。

德州儀器從一九七五年原任總裁海葛第退休後，由新任總裁夏柏接手，夏柏希望藉著德州儀器在零組件（積體電路）的成功，向下游整合，邁向消費電子領域。就任三年多的資深副總裁張忠謀，覺得此時公司更應大力投資，因為半導體正值技術斷層期，需要更加衝刺，使競爭者永遠無法追上。

因為與公司高階層理念不合，他先後被調往消費電子部門，及主管訓練、品管部門。但是他仍然直言力陳公司缺失的地方，例如德州儀器新策略－－家用電腦，他就覺得問題重重，技術不夠成熟、市場難接納。

「他太不懂政治風向，高層要打的策略，他怎麼能不同意，還老是反對，」他的一位部屬查爾斯說。

「什麼叫做政治風向，」他有點生氣地說，「難道眼看公司要虧錢，還不講，那是害公司，我怎能不講。」

從他的生氣中，似乎遙遙看到一個中國古代狂狷耿直的書生，不為名利所屈、不為權勢所移，縱使經過多年異鄉文化的洗禮，他仍保有這份特屬中國書生的性格。

多年後，他回憶：「我當時是可以圓潤一些，但時過境遷，我也不反悔。」

東山再起

而在他個人事業出現低潮時，家庭也起了變化，他的獨生女張孝林，在德拉斯高速公路遭到重大車禍，那年她才十六歲，剛拿到駕照半年，經過兩年的手術，才恢復健康；一九八一年底，他與結婚二十七年的妻子，彼此覺得個性不合而告分手。「那是我生命最艱困時期，」好強的他不願多談。

當時，隨著時日更迭，他對德儀希望愈趨破滅，終於決定離職，雖然董事長再三挽留，他還是決定另闢事業第二春。「沒有捨，就沒有得，」他說。

在離開德州儀器前，他並沒有與外界接洽何去何從，他說：「我內心很有安全感，一定會有適當的工作，」他辭職的消息傳開後，兩個星期內，就接到六、七個工作機會，最後他選擇位在紐約的通用器材，任總裁一職。但一年多後，覺得與董事長經營理念不合而辭職。他志在創建，董事長卻喜歡購併。

就在這段時間內，張忠謀與台灣逐漸淵源加深，一九八四、八五年間，長期旅美的工研院董事長徐賢修來找張忠謀三次，再次問他，是否有意就工研院院長一職，張忠謀開始心動，他覺得自己一生都致力將研發成果商品化，在美國三十六年，他開始認真考慮，將自己經驗結晶，貢獻在這塊中國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