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專訪】蔡明亮談《蔡明亮的日子》（下）：從街頭遇見，在電影院和美術館之中重逢

• 論蔡明亮十年的創作轉向：美術館與電影院的場域再造，產生「影像詩畫」的觀看方式
• 【關鍵專訪】蔡明亮談《蔡明亮的日子》（上）：不談觀念或是藝術理論，我能做的就是「表達」

前兩篇文章，分別討論了蔡明亮的「作者脈絡」以及那些關於疾病、療癒、繪畫、記憶的日子。這樣的蔡明亮，會在卡片上寫著：「我是電影導演，但我不當導演的時候，就跟平常人一樣的生活。我不當導演的日子比較多，我早上醒來，就是煮咖啡、掃地，我沒把家裡掃過一遍，把東西整理好，我就沒法開始一天的生活，每天如此。」

蔡明亮也曾說，林曼麗是他的觀世音菩薩，今年，這尊觀世音菩薩，也陪著蔡明亮的日子，進駐了北師美術館，讓這些「日子」成了可供觀看的特殊感官經驗。

而我認為，前兩篇文章，聚焦討論的五人內產出的手工電影，是蔡明亮近年以肉體親身實踐的美學，這種手工打造的影像詩畫，是蔡明亮對自身創作的虔誠、對電影的尊重，甚至是對當代電影工業的反動，是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口中真正的「靈光」（aura）。

工業革命以降，大量複製的技術誕生，複印、重疊、迅速，大量製作出來的產物，拋棄原有獨特的「儀式價值」，改以更為靠向符合大眾美學的「市場價值」，導致「藝術」失去了靈光，人們不再以膜拜、敬仰、神聖的眼光，欣賞與凝視。

當代電影循著既定的產製模式被大量生產，隨手可得成了廉價商品，成了浮華的遊樂園，靈光也逐漸消去。

然而，蔡明亮僅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唯一作者性」，與李康生、亞儂長期曝光培養的默契與信賴，此時、此刻、此地，就在名為北師美術館的小廟之中，將他非平時可見的日常，以生活的狀態攤在眾人眼前，走進這裡，就能看見靈光——這不是大量複製就能觀見的藝術，甚至於，這種蔡明亮式的手工藝，無法複製。

其實，《日子》以及《蔡明亮的日子》並沒有真正想要教育觀眾什麼，就算在只是坐在美術館／電影院的椅子上，「凝視」也都能是一件很美、很美、很美的事——我們沈浸在這種精神的眼光之中，醉心於蔡明亮的意識、感受與心理狀態。

「我們注視的從來不只是事物本身，我們注視的永遠是事物與我們之間的關係」，約翰伯格也早已在《觀看的方式》一書中，搖相為我們指引觀看蔡明亮的方法。

最後，想起蔡明亮說過：「我常遇到年輕影迷，都會來大銀幕看我的電影，很多人不只和我買過一次票；當然，也有很多人是第一次看到我在街上賣票，就會問我，怎麼會在街上？我會說，這樣已經20年了，但是之前沒遇到你。」

這句話，還是讓我想起《一代宗師》的那句台詞，「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這一次，在街頭遇見蔡明亮，在電影院和美術館之中重逢。

這篇文章，以列點問答的方式，來談談蔡明亮、手工電影、電影院、美術館和你的久別重逢。

Photo Credit: 北師美術館提供，ANPIS FOTO王世邦攝影

• 「美術館」與「電影院」兩者的關係，是你近年不斷提及的核心概念，2021年，你和我討論到「觀眾心中要有美術館的概念」，至今對我仍深具啟發性，而今年看到導演在《綜藝報》的訪問中，你對電影院以及美學思考的想法仍如出一徹，尤其是你所謂台灣觀眾與歐洲觀眾之間「審美教育」的鴻溝差距。雖然導演已經討論過，但在這次的專訪中，仍想沿著此脈絡，在此重新請導演談談，你心中的「美術館」與「電影院」，兩個不同場域，是應該如何交互作用而不互斥，產生有機的化學效應？甚至是，台灣的美學教育與對美術館的看法，導演認為又該如何普及與推廣？

蔡明亮：我的電影不容易被大眾接受，我的意思是，電影要怎麼樣才能被大眾接受？也因如此，我思考的其中一個問題是，我們的觀眾跟歐洲觀眾有些落差，原因是我們並非在「美學」的概念中成長，我們的周遭缺乏美、缺乏美的訓練。

其實電影也會是美學的一種訓練，可是當大家看的都是一樣的商業片、故事片，觀眾的屬性就太一致了，就會缺少美學，「美」也無法擴散至老中青。

而我思考很久，我這種電影導演，想要存活就必須找更多通路，美術館就是我的重要靠山。我首次辦的《郊遊》大展就使用了北師美術館，遇到林曼麗老師是一個契機，她對我幾乎有求必應，讓我不受拘束。

而《郊遊》展覽我讓大自然、樹枝充滿了美術館空間，大家也能來夜宿，我認為美術館其實沒有危險的觀念，因為到了這裡大家會放慢腳步，注意到很多平常沒注意到的事。

當然，美術館也有很多規定，但我的方式就是一直希望美術館更加親民，我也覺得北師美術館的地點很好，位於市中心，旁邊就是學校，市民和學生都有機會看見這裡，整個概念就慢慢打開，我自己也被打開。

而美術館近十年在台灣少數城市相對興起了，我覺得這是台灣美學的機會，也是我的機會，我只有在台北能做這些事。

• 電影《日子》和展覽《蔡明亮的日子》交互綑綁、共同在台灣亮相，你不斷提及電影的「市場概念」或是「產製模式」讓你不能享受完全的自由。那麼，沒有經過創投、工作坊、輔導金，甚至沒有劇本的《日子》，已經與傳統電影的製程拉開足夠的距離，相對自由。而我好奇，當《日子》在此時投入了商業機制，回歸台灣電影院線市場，對你而言的意義又是什麼？

蔡明亮：不管我拍什麼電影，都不會是主流市場。我並未將我的電影當作產品，也就是說，我不太考慮市場機制，也不會進行市場調查，例如觀眾喜歡的，或是現在流行的。基本上我是在做自己的書寫，所以我做的東西，我知道會來看的觀眾就會來看，不會來的就是不會來，距離一直存在。

但在我有生之年，我想做的事，是想創造一個時間和空間，把會來看的觀眾聚集起來。這裡所謂的空間和時間，就是電影起碼要在電影院映演兩週以上的時間，不能只有一天，因為不可能所有人都在一天內看到我的電影。

所以，我才要走上街頭賣票，這是為了製造空間和時間，爭取電影院最少兩週的放映。此外，上街賣票還有一個概念是，我希望能將本來不是我的觀眾拉進來，一個是一個。街頭賣票雖然辛苦，但應該有機會讓我的作品被更多人看見，那在街頭碰到的人，熟的也好，不熟的也罷，總是有機會交流。

• 對我來說，《日子》是非常重要的作品，你給了創作者另一種想法——做電影不一定是從工業的概念出發，我非常認同「觀眾心中要有美術館的概念」。但是，世界影壇僅此一位蔡明亮，我的意思是，除了「蔡明亮」這個招牌之外，導演認為其餘創作者有機會背離傳統電影產製模式，甚至是發行的「市場」行為與機制嗎？如果有，以導演的觀點來看，想抵抗市場的創作者，又該怎麼走呢？

蔡明亮：其實，最近無論是在臉書或是其他平台，我都有看到很多年輕人在嘗試做「自己」的電影。當然，現在的器材較容易取得，而且對電影的觀念也慢慢不一樣了。雖然學校對於拍電影會有「團隊」、「劇本」、「劇情」的概念等等，但我不是這麼想的，有劇本、沒劇本的過程我都經歷過，我的電影不是主流概念，其實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

90年代末，陳果也是極少資源下就拍完了《香港製造》，當時我很羨慕，因為我們被困在電影工業的概念之中，就認為拍電影一定要有故事，要拿輔導金等等的，但要能拿輔導金，是同時要聽很多人的意見或指導，其實有點恐怖，我也有點受不了。

我是很幸運的，一開始進到中影，雖然這是很可怕的機構，但那時候有徐立功，就可能有一些改變。而我在中影能決定自己想拍的東西，《河流》一開始就是我想拍李康生生病的狀態而已，一直到了《洞》就有歐洲的資金，歐洲人，特別是法國人更不管我要拍什麼，因為他們喜歡我的作品，所以後來我不太跟台灣的公司合作。

• 你是很愛電影院的人，例如鵝殿大戲院到福和戲院，都能看見對你的影響，而「緩慢」是你的導演印記，但疫情之後，電影產業正「加速」轉至串流的新紀元。串流取代傳統電影院的身體經驗，短影音、快速奪眼球的內容更層出不窮，觀眾被演算法綁架，積極地追求短暫、迅速的娛樂。有趣的對比是，《日子》從影像內容，甚至是後設的發行模式來看，其「緩慢」幾乎完全與當代主流娛樂的「速度」背道而馳，甚至在某些時候，《日子》讓人感覺試圖離開電影院的體系，在美術館的邊界游移。所以，想問的是，對你而言，認為觀眾在這時候進電影院看《日子》的意義是什麼；又，當西方影壇如馬丁史柯西斯、克里斯多夫諾蘭等人，不斷呼籲、捍衛傳統電影院，大銀幕的感官經驗對你而言的意義又是什麼？

蔡明亮：我覺得電影院是「氛圍」的概念，這個氛圍跟電影媒材是高度契合的，會產生莊嚴感。我以前會形容電影院是座廟，讓大家前去朝拜。

小時候人口少、節奏慢，大家各自洗好澡後，會在傍晚聚在電影院看電影，現在的人生活與時間就比較分散，電影院也分眾了。而且，現在的電影院都附屬在賣場之中，比較少有獨立的，影廳座位也不比以前多，以前都是上千席座位，所有會有大廟的感覺。

以前我很喜歡週六去電影院看早場電影，會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因為天是亮的，影廳是暗的，看完電影走出來馬上就聞得到陽光的味道，好像做了一場夢。所以，電影有很多我忘不掉的感受，根深蒂固的。

當然，以電影的特性，例如大特寫、大遠景的鏡頭，例如我很喜歡大衛連的《齊瓦哥醫生》、《阿拉伯的勞倫斯》，雖然小螢幕能夠看懂故事，但卻無法感受畫面帶來的力量。

我在想，電影院給我們這一代的導演，是童年看電影的共同經驗，絕對都是很神聖的環境，真的是很特別的經驗。但時代變了，那天有人和我說，看電影最好的地方在床上，某些現代人，對於電影院沒有這種神聖的經驗了。

而且，電影院設備的好壞也差很多，成為導演之後，我就非常在意電影院的放映狀況，我寧願費更多心力，也希望得到好的感官體驗。

我也常常在想，觀眾看到《日子》會是什麼感覺，會不會生氣？好像也有可能睡著吧，但其實我無所謂大家進去電影院看《日子》睡著就是了。

• 對我來說，你從上街賣票請觀眾進電影院看《日子》，再到《蔡明的日子》展覽，整個過程其實就像是你個人與團隊的行為藝術，最後，想請導演總結，這些「日子」的心路歷程，以及對觀眾又有什麼還想說，但未說的話？

蔡明亮：我最近很累，感覺死亡離我很近，我覺得要描寫生命，很多時候是沒有什麼意義的。而最近有一種以前沒經歷過的感覺，我覺得我的行為像是世界奇觀，過程很好玩。

雖然「賣票」這件事好像沒有什麼改變，但怎麼開始，對我來說還是很不容易，在街上碰到的人百百種，會碰上很多狀況，一開始也還是會有點不好意思，但當我賣出第一張票之後，心境就會改變了，我就覺得是在工作，每次都是這樣。

這20年的賣票歷程好豐富，其實可以寫成一本書，發生很多有趣的事，也和大家做了很多交流。

而我覺得在上街賣票的過程當中，確實讓我的每部電影都有一定的觀眾進場，例如《你的臉》這種怪電影，也有幾千人去看，我就覺得可以了，這是逐漸培養出來的。

我覺得我一直在跟這個環境發生變化，記得剛來台灣的時候是1977年，當時沒有什麼美術館，現在就不一樣了，慢慢的，環境會變，能看的東西也多了。

我常遇到我的年輕影迷，都會來大銀幕看我的電影，很多人不只和我買過一次票；當然，也有很多人是第一次看到我在街上賣票，就會問我，怎麼會在街上？我會說，這樣已經20年了，但是之前沒遇到你。

【加入關鍵評論網會員】每天精彩好文直送你的信箱，每週獨享編輯精選、時事精選、藝文週報等特製電子報。還可留言與作者、記者、編輯討論文章內容。立刻點擊免費加入會員！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