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年底，蔣孝勇走了。
他走得很平靜，沒有原先預告家人可能有的大出血現象；他走得很尊嚴，不似一般癌症病人身上插滿了管子；他走得很安心，最最掛念的母親蔣方良女士，在彌留時刻趕到床旁，緊握他的手：「孝勇，媽媽來了，媽媽在這裡陪你。」
一九九六年，是蔣孝勇四十八載人生的關鍵年，也是他堅持理念、力抗癌病的奮戰年。
這一年年初，一口鮮血點起了癌症的警訊，十多個小時的手術，證明食道癌已到末期。
由於長年隨侍祖父與父親，蔣孝勇的醫學常識豐富，儼然成為另一位「蔣大夫」。「我是最好的病人，也是最難搞的病人。」他曾自謔，十分了解病情，醫生在他面前，絕無禁忌，只要說得出道理的治療，他也一定遵從。
他的主治醫師王良順就表示，蔣孝勇的抗癌毅力出乎想像。
化學治療是一段形銷體毀的過程，蔣孝勇無奈地說：「癌症治療和一般病治療最大的不同是，癌症化療的結果是為了應付下一次的化療。」這種看不到終點的治療，也成為他人生一場錐心刺骨的戰鬥。
晚期癌病多半會疼痛，蔣孝勇一直強忍不肯用鎮定劑，他認為嗎啡不是好東西。最後使用它止痛，還是在掙扎中徹悟出；「如果我能克服化療的苦痛，我就有信心定能克服戒除毒癮的苦痛。」
這一年，他以超乎一般病人的速度和精力過日子。
年中，他與全家人赴北京徵詢中醫治療，後來轉返浙江奉化老家探視先人墓地，更重要的是，安排將來有一天父母親移靈的適當地點。儘管途經香港已發現癌細胞轉移腦部，他還是上了路。事後他表示，這真是一趟危險之旅，任何事都可能發生，不過他一點也不後悔：「如果這次去不成大陸，將來也沒有機會了。」
他往返於太平洋上空好幾次，也曾在內心最脆弱時動過「飛機掉下去就一了百了」的念頭；成年後只哭過二次－－在祖父與父親過世時－－的他，在病後每談起母親，總不免傷心落淚，更導致他對章孝嚴談歸宗事的不諒解。
承擔蔣家人的重
做為蔣家人，他身上承受的擔子太重；提起經國先生，他常說：「我不把他老人家當成總統或主席，我只把他看成我的父親。」
因為是父親，他體驗到經國先生一生「無私」，而且「是一個求全的人，日子過得很辛苦」，也深覺：「對於先祖、先父受人誣蔑最感痛心。」
父親辭世第二年，他就舉家移民加拿大，甚至沒有太多時間讓太太和孩子做準備。他認為，蔣家到他這一代就應在政治上劃下句點，「這點我在父親在世時，就已經向他報告過，他相當同意。」蔣孝勇坦承，在病榻上他把這個決定告訴了自已的兒子以及二兄(蔣孝武)的孩子。
政治現實在他身上晝下句點，但是政治理念的堅持與對國家方向的憂慮，卻不能在他腦中譜上休止符。
自從一九九二年四月五日，他寫下「我內心的千字文」，顯示對台灣的政治走向充滿憂心後，他陸續的作為，包括在國民黨十四全會的表現、支持林洋港競選總統，和第十四屆四中全會帶病說出「寧可讓敵人鞭屍，也不願被自己人鞭屍」的話語，都在表達對當局帶領國家方向的強烈不滿。
自小跟隨二位蔣總統的庭訓，蔣孝勇深知他們的治國藍圖：「他們希望把台灣建設成三民主義的模範省，並進一步使全中國達成同樣水準。這個目標始終沒有改變過。」
曾經多次接受遠見雜誌訪問的蔣孝勇，在病中應允我錄音採訪三十多次，留下歷史性記錄；有一次他突然對我說：「妳大概沒有這樣在病床旁訪問的經驗吧？」
一九九六年的採訪，確實是我新聞工作中從未有過的經驗，一個蔣家人，一個癌症病人，看著他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段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