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傳播倫理危機

　巧言令色，鮮矣仁。
　　　　　　　　　　－孔子
誤用言詞乃為對人的蔑視。這將毀橋毒井，這將使人在長遠的演進途中向後倒退。
　　　　　　　　　　－哈瑪紹
　孔子是活在一個很遙遠時代的人物，聯合國的前秘書長哈瑪紹也屍骨已寒。不像孔子，哈瑪紹的話尚未列入經典。不管這兩位人物就人類傳播的規範說了多麼重要的話，在今天，他們的閱聽人是十分稀少的。
　但今天卻是一個重視傳播（或溝通）的時代。一方面，今日人類仍像孔子時代，甚或更早的歲月一般，需要互通聲息，需要了解環境，而加以適應，也需要使環境改變以適應人類自己，這些都必須借助於傳播；另一方面，今天也是哈瑪紹已看見過的一個紀元，人類的欲望比春秋時代變得更加複雜，更加強烈，更加多樣化，而且可供使用的傳播工具更加眾多，更有效率，傳播技巧也更為精巧。誤用（misuse）言詞的事情，哈瑪紹在聯合國的會議室內外，就聽得和讀得更多了。多得讓他擔心人類文化將會因此而向後倒退。
　哈瑪紹的時代（也是我們的時代），另外還有一點跟孔子時代不同：孔子時代沒有傳播的專業；在今天，個人固然仍是積極的傳播者，此外還有由專家所組成的傳播事業，他們多半是為別人或別的組織，從事傳播。例如公共關係顧問，「文宣」專家、廣告人、龐大的傳播界……。他們不只精於「巧言令色」，他們所能利用的工具，對孔子而言有如神話。
　這些發展恰好符合今天政治和經濟上的需要。所以「溝通」一詞在台灣地區－一個政治「發燒」（記者黃年語）、經濟狂奔的國度－在最近幾年變得非常「流行」。在今天這個人為障礙重重的社會，政治人物和商界人士都急切需要進行有效的傳播或溝通，以便突破藩籬達到選民或消費者。其他一切希望影響別人、社會、或政府的個人或團體，也都變成活躍的傳播者，以便「推銷」自己。政府也加入了這場傳播大競技，來爭取支持。
　
濫用舶來技巧
　
　傳播的成功是所有傳播者追逐的目的，當追逐成功的動機特別強烈，而能使用的技巧和工具又十分豐富時，方法是否得當則時常被人忽略，傳播者容易走入歧途。在今日台灣，納粹宣傳頭子戈培爾的原則，共產黨人的談判與洗腦方法，麥迪遜大道上資本主義的廣告策略與技巧，和英美報紙黃色新聞的技倆，已被很多中國人接受且使用了。
　這可能是今天台灣社會傳播問題或溝通問題的癥結。傳播或溝通曾被社會批評家們認為應該大舉加強，始能促進和諧與團結。事實上，今日台灣社會的傳播－從個人、小團體，以至公共和大眾－像前文所指出的，已經是非常繁密。大量資訊充塞於各種孔道，所使用的舶來技巧又有青出於藍之勢。具體而言，我們這兒有十分頻繁的個人溝通（如約談、聯繫、茶敘、宴請等）；具有特定目的小團體溝通（如座談、會商、餐會和研討會等）也是非常眾多；大眾傳播（如報紙、廣播、電視，各種類型的雜誌、通俗書籍、傳單、海報……等）的發達，超越了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熱烈的公共傳播則不斷在演講會、佈道會、政見發表會、政治性的「慶生會」、「惜別會」、「說明會」、各種大會……中進行。
　
傳播帶來仇恨
　
　從量的觀點而言，台灣地區的傳播活動是相當豐盛了。但是這種傳播的「盛宴」帶來了和諧嗎？抑或相反地正在製造誤解猜疑、埋怨、憤懣、甚至仇恨？
　從許多人仍在呼籲加強溝通以促進祥和的事實來看，可以推知已有的一切傳播努力，並沒有發揮應有的社會功能。換言之，今日的傳播歧途，可能已為原本和諧的社會帶來了猜忌、怨恨和衝突。換言之，傳播者在極力追求傳播的成功之時，趨於不擇手段。也許傳播者的自私或正大的目的是達成了，但是他的不道德的傳播方法則損害到其他的個人、團體甚或整個社會。目的多偉大，都無法洗淨手段的邪惡。「盜亦有道」是揭示倫理普遍性的一個宣告。人類傳播亦應「有道」，走上正軌。
　人類傳播行為應該遵守一些什麼道德規範、而進入正軌呢？
　先從個人的親身傳播說起，個人的傳播行為是他整體行為的一部分，整體行為應符合倫理，傳播行為亦然。所以，一般的道德標準適用於做為傳播行為的規範，不過對於個人傳播行為，也是有特定的倫理的，好些傳播學者曾經嘗試條例一些「規則」，為「傳播的自由」設定自律的標準。譬如康頓（John C. Condon）就對面對面的親身傳播擬出下面一套倫理準則：
　一、要坦誠。說「不」就是意味著「不」，不懂就說不懂，不同意就直接說不同意。
　二、在重視「互賴」的團體或文化中，保持社會和諧關係，可能要比放言無忌更符合倫理。
　三、資訊應該正確轉遞，盡量不使原義失真。
　四、故意蒙騙是不符合倫理的。
　五、語文的和非語文的示號、言詞和動作都應該與它們原所指涉的意義相吻合。
　六、故意切斷溝通過程，例如在別人完成表達觀點之前，就加以打斷；當別人顯然要進一步發言時，就改變話題；或用語言以外的方式分散人們對主題的注意等等，通常都是不符合倫理的。
　這類與人相處的言行規範在我國古聖賢著述中，討論得比這更加詳細，「倫語」和「禮記」中親身傳播倫理的標準，許多都仍是適用於今天。至少「誠」、「信」、「禮」這些基本的工具價值，仍然是一切傳播道德的基石。
　
個人•團體•媒介的倫理
　
　小團體傳播（例如來來大飯店的「政治溝通」餐會）是今天一種相當流行的人際互動方式。傳播學者也關心人們在這種方式中相談的「規矩」。譬如波爾曼（Ermest G.Bormann ）曾羅列下面這一些指導原則：
　一、應容許參與者在不受脅迫，不受愚弄，或不受操縱的情況下做成他自己的決定。
　二、應鼓勵參與者發展潛力。
　三、對於嚴謹的推理和有關聯的價值決斷，應該加以鼓勵。
　四、針對參與者個人，而非針對觀念或資料所產生衝突與歧見，是應該避免的。
　五、僅僅為了，或主要為了自己的自私目的，而來操縱團體，是不符合倫理的。
　這些條文如果被譯成文言，讀起來就會像出自我國的古籍。堅實的倫理是經得起時空改變的考驗的。
　大眾傳播充塞是一個二十世紀的現象。它已形成一種專業，其專業倫理已為眾所周知。在我國，大眾媒介和廣告的倫理都大部分（媒介）或小部分（廣告）表現在「中華民國新聞記者信條」和各種媒介的「自律道德規範」中。廣告業者也有他們自己的明文規範。這些規範除了誠、信、禮等基本原則之外，多半同時重視獨立、公正、和公眾利益。
　政治傳播是在親身交談、小團體討論和大眾媒介中進行的。所以政治傳播者在這三種通道中，都有上述那些倫理規範可資遵循。另外像演講會、群眾大會等公共傳播，大半也以政治和其他公眾事務為內容。所以，以通道而命名的「公共傳播」跟以內容而命名的「政治傳播」，由於都是處理公眾事務，二者的特別倫理問題可以合併討論。
　
政治人物四點涵養
　
　今天在台灣，政治或公眾事務的傳播的增進受到很多人的強調，各種傳播管道中政治信息更是壅塞不堪。從政治傳播中時常滋長出法律問題，而引起廣泛討論。但是這類傳播的倫理問題則很少受到注意。
　政治與意識型態有密切關係。我國社會如要為政治傳播建立倫理，當然應該以促使政治傳播者尊重民主的意識型態為要旨。華萊士（Karl R.Wallace）為傳播者提出四個主要信念，認為是鞏固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它們是：相信個人的尊嚴和價值，相信機會均等的公平原則，相信以負責方式履行自由的自由，以及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了解民主性意見的能力。
　華萊士還建議政治人物從事傳播或溝通活動時，應該對自己審問下面四個問題：
　一、我能夠回答而不迴避聽者或讀者就所談事項提出任何問題嗎？他認為要有這能力，就必須養成「研究的習慣」，深入了解問題。
　二、我在選擇和利用我的素材時，有否給我的閱聽人公平判斷的機會？為做到這點，必須養成「公正的習慣」，不偏頗、不歪曲地選擇傳播材料和利用材料的方法。
　三、我對於有關我的素材或動機的資料，為了公開後可能不利我的立場而掩飾過嗎？一個人必須培養「公而忘私的動機」，以協助閱聽人認辨偏見，才不致流於蒙混。
　四、我能夠隨時隨地承受反面論點和證據的力量，即使同時仍鼓吹代表我信念的立場嗎？華萊士認為，要做到這點，必須養成「尊重異見的習慣」。唯有這樣，政治上的折衝才有可能。
　上面四個問題所引出來的四個修養，又使一個政治活動人士進入民主政治所需的傳播道德境界。我國政府內外人士應該採納這個言行準繩，假使他們真正要改進「政治溝通」以加速民主化過程的話。
　
基本之道在於做「人」
　
　上文所引介關於親身傳播、團體小溝通、大眾傳播、和公共或政治傳播的倫理觀念與規範，只是一個輪廓性的展現而已。倫理是一個很主觀的論題，行為者（或傳播者）的自我良心判斷才能把「焦距」調整到最適當的精確度上。同時，這兒所引述的一些規範「條文」，遠非法律規定那般明確，即使法律條文，有時也難為是非曲直畫出一條清楚的界線來。倫理上「可」和「不可」之間，更是時常界線模糊。當這情形出現時，人們必須追察「為人」的，而非「為傳播者」的基本行為原則作為指引。「做人」總是一件更加基本的事情。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其他動物利用「自然訊號」來溝通，從傳播觀點來看，人之異於禽獸是有象徵能力，人類除了自然訊號之外，更用各種象徵訊號（語言等符號），來溝通這是人類的「利器」，其鋒銳勝過虎狼的爪牙。虎狼在使用爪牙時是謹慎「有道」的，他們小心翼翼，不隨便殘害同一族類。人類在使用他獨有的利器時，能夠不循正軌，而「無道」乎？（徐佳士為政大新聞系教授暨考試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