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寅杰 （本文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 原标题《余英时获“东方诺贝尔奖”，称汉学已彻底全球化》）

自2006年获得“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之后，著名华裔学者余英时最近又获得了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唐奖“汉学奖”。

唐奖创办人尹衍樑有感于多个世纪以来世界重科技、轻人文的风潮，希望透过汉学奖鼓励汉学发展，让东方思维对人类未来提供解答。

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的颁奖典礼上，马英九与唐奖创办人、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樑为余英时及另四位获奖者颁奖。

作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84岁的余英时早年曾在燕京大学、香港新亚书院求学，师从钱穆、唐君毅，后赴美留学，在哈佛跟随杨联陞、洪业等教授学习。

余英时的青年时期伴随着新旧中国的巨大转变，经历坎坷也终奠定了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治学方向。多年来，余英时先后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是唯一一位在这三所一流大学任过教的中国人。除此之外，他还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著作等身。

余英时一生学养积累，除了奖项赞誉，其中也颇有时代精神的蕴藉。虽然常以坚守传统知识分子“单纯的倔强”，对政治只是“遥远的兴趣”著称，但他却对时政、文化均有发声。

在学术上，余英时提到“守先待后”，“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他把自己的治学经历放在中国的学术传统，甚至是人类学术传统中去摆放。将传统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政治上的精神自觉，与整个政治、精神共同体及国族的运命捆绑维系在一起。

在今年年初发表专著《论天人之际》，余英时借用德国哲学家雅斯培《轴心突破》(人类对宇宙、人生体认的思维跃进)观念，探讨中国古代思想起源，为中国思想史最重要的问题“‘天人合一’观念的历史渊源”提出新的解答方向。他获唐奖“汉学奖”的理由是“诠释中国思想传统、阐发中国文化现代意义逾半世纪，以研究撰述与人生实践，为司马迁的治史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做了最佳现代诠释。”

获奖致辞时，余英时说，最近几十年来，汉学研究已有十分重大的改变，学界承认中国文明是循着自己的独立途径成长起来，比较的观点比以往任何阶段都更受重视。中国文明及其发展形态的独特性，只有在和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比较和对照之下才能坚实而充分地建立起来。需要摆脱西方历史模式的笼罩，揭示中国历史变动的独特过程和方式。

余英时认为，今天的汉学已走上彻底全球化的道路，没有国界之分，在这地球上，汉学只有一家，无处不然。汉学研究不能采取‘孤立主义’，因为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只有在与其它文明的对照下，才能坚实建立起来。如果采取完全孤立的方式研究中国史，势必掉进‘中国中心论’的古老陷阱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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